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背後的性教育問題應如何推進

各部委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提案的回復，常常引發社會爭論。2021年截至目前，已有培養“陽剛之氣”和“放開生育政策”兩個熱門話題。

關於“陽剛之氣”的討論，源於1月28日教育部官網一份對政協委員提案的回復。提案題為《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回復提出，“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

此後，輿論呈兩極分化發酵。有聲音痛斥，提案中“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法反映的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也有聲音認為，就應該讓“男孩有男孩樣，女孩有女孩像”。

從性別意識、性別平等延伸，背後還是討論多年的性教育。“陽剛之氣”的爭議，再度引發對性教育的關注。然而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社會學、性教育學專家，校長、教師訴說的實際情況是——每次新聞事件一出，性教育就會被重新審視，之後又被繼續擱置，在現實中難以推進，甚至出現某種倒退。

《2019—2020年全國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顯示，57%的大學生從沒和父母談論過“性”。到了大學階段，只有52%的同學在學校接受過性教育。

性別的“盒子”從小就存在

“缺乏性別平等視角。”這是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負責人劉文利看到提案的第一反應。她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只有在認為這件事是不好的事時，才需要“防止”。

但她並不感到意外，認為性別刻板印象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比如，人們常用魁梧、勇敢等詞去讚揚男性，而溫柔、細心則“應該是女性才具備的特質”。

成都的中學老師楊蓉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曾給學生做過的一項實驗。她先給學生講解男女兩性的身體差異，再讓學生們寫下：“你欣賞的男/女孩子是什麽樣的？擁有哪些特點？”

寫下之後，讓學生去區分，黑板上哪些詞匯是男性女性都可能共同擁有的。最後學生們會發現，一般情況下，某一性別不能同時擁有的就只剩下陰道、陰莖等生殖器官，而勇敢、堅強、溫柔、善良等特質並不獨屬於男生或女生。

也有反例，有的學校的性別教育開設了一系列男生女生分開上的特色課程，看似確實是在培養“陽剛之氣”和“淑女氣質”。成都一所學校曾因開設女生打毛線、男生造火箭的特色課程，被輿論批評。還有的學校男子學攀岩，女子學插花……性教育推行緩慢的同時，類似課程在批評聲中，仍有新增。

直到最近，在廣東中山市，還有一所學校在開設男生學舞龍、女生學繡龍的課程。

中山市教育局教研室科研部部長馮繼有曾到這所學校裡給教師培訓性別平等教育，他表示，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會性別意識，不可能一蹴而就。

馮繼有的另一個身份是國務院婦兒工委辦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項目專家、廣東省性別平等教育專家組組長。他說，做性教育，如果缺乏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就做偏了。比如臨近放假，總有學校叮囑女生，“穿衣服不要太暴露”。這種將性騷擾、性侵害歸咎於受害者的思維是完全錯誤的。

客觀存在的不只“男性青少年女性化”，也有“女性青少年中性化”。楊蓉就遇到過女生提出不願意穿女生式樣的校服，想買男款校服。

然而傳統教育本就存在性別差異。在家庭中，父母普遍難以接受男生喜歡洋娃娃、女生喜歡玩具槍。劉文利認為，這就是基於性別限定孩子的選擇機會，剝奪他們興趣發展的某種可能性。

再比如，男孩一哭鬧，如果被喝止“男孩子怎麽能哭哭啼啼”，也會影響男性正常情緒的表達。

《科學》（Science）雜誌曾有一篇文章表明，女孩在6歲之前就已經形成跟智力有關的性別刻板印象，自己會認為男孩更聰明，女孩不那麽聰明。

“在很小的年齡段就把自己束縛在性別的盒子裡，影響了今後的發展。”劉文利認為，男女天生的差異沒那麽大，更多來自社會建構，孩子吸取到的所有周圍環境信息和與他互動相關的影響因素，都會影響對性別的認知，包括對自己性別的認知和對另一性別的認知。

這樣的結果是，劉文利和馮繼有都在教師培訓時發現，教師本身的性別刻板印象相當突出。比如，天然地認為女生的數理化會弱一些。有老師也會看不慣“男孩子怎麽像個女孩子一樣細聲說話、動不動就哭”。每當此時，馮繼有都會給老師們詳述社會性別理論，幫助他們了解性別氣質的多樣化，從而認識到每個人身上都兼具了傳統所謂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能憑固有觀念，我們從小就是這樣被教長大的。”馮繼有說，“老師也需要性別平等的思想啟蒙。”

教材屢引風波

性教育課程男生女生分開上，本身就是教育缺乏性別平等意識的一個表現。

劉文利常被邀請到北京各中小學開展性教育專題課程講座，也常被要求男生女生分開講，她往往都拒絕了。“難道男生不應該知道女生月經？女生知道男生會遺精又如何？”劉文利反問。

關於性教育課程教材、讀本，南方周末記者試圖查閱公開信息，但發現披露甚少。劉文利主編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下稱“《性健康教育讀本》”）也已下架。該讀本2010年出版，到2017年，有18所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以此為校本教材應用。

成都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胡珍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查閱不到性教育教材信息很正常。因為必須是教育部規定上了課表的課程才能有配套教材，且要根據教育部頒發的課程大綱來編寫。“沒有哪所學校將性教育放進課表。”胡珍說。

劉文利主編的《性健康教育讀本》也只是校本教材，但引發過數次討論。她介紹，社會性別平等是《性健康教育讀本》貫穿始終的重要教育議題。一到三年級分別從性別、性別平等和社會性別三個方面講起，涉及家庭勞動、性格特質、職業選擇等熱點話題。

六年級會涉及“性傾向”內容，如同性戀、雙性戀等，認為任何人都要有平等權利、相同發展機會，應該得到公平對待。正是這部分，在2019年1月被人稱其宣揚同性戀，並引發輿情。目前，劉文利正按照主管部門意見修改，她認為沒有跡象表明可能的再版時間。不過，也有些內容得以保留。

2017年，這本讀本因涉及“陰莖”“陰道”等性科學名詞被家長質疑“尺度大”。如今的修訂中，相關部門允許保留這些生殖器官的科學表述，“同性戀”則未被允許保留。

但這種保留已是一種進步。早在2011年，由首都師范大學性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張玫玫編寫的性教育教材《成長的腳步》曾引發更大的輿論風波。教材中一張陰莖插入陰道的圖畫被公開，有批評稱“小學教材很前衛，教學生性交”，教材被全部收回，北京市的性教育試點項目一度全面停止。

同樣是2011年，上海也上架了首套中小學性別教育教材《男孩女孩》。但相當一部分學者也批判，這本教材本身就存在性別刻板印象。紐約大學發展心理學博士楊芮向南方周末記者舉例，該書“把冒險專門與男生聯繫起來，把它看作是男生的天性或者需要被培養的特質”。

南方周末記者對照該書的家庭版讀本，發現書中用“好奇心十足”“保護弱小”“一人做事一人當”等詞語形容和要求男孩，鼓勵他們成為男子漢。對於女孩，該書則塑造了“小公主”“小棉襖”等形象，認為女孩的優點有美麗、善良、溫柔等。馮繼有也批評道，該書還是強調男孩擅長理性相關的活動，女孩更感性，缺乏社會性別理論的支撐。

不過，這套教材對性別差異的強調，恰與近十年後的“陽剛之氣”相吻合了。

另一值得注意的點是，劉文利試圖出版《性健康教育讀本》時，出版社表示，一定要在性教育中間加上“健康”二字才可能出版。而現在，絕大多數學校在開展性教育課程時，也都稱之為“性健康教育”。

中國性教育，一直是在這種遮掩中“往前走一步，往後縮一點”。

雖然沒有了《性健康教育讀本》，北京大興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沈桂香，仍然堅持推進性健康教育的校本課程。小學六個年級，每個學期6節課。她的學校認為，流動兒童更迫切需要性健康教育，所以課程推進並沒有太多顧慮。

“老師不一定能講明白性教育”

真正上起課來，老師不一定能講明白性教育，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的性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普遍提出了這一擔憂。現實是，沒有固定課時，性教育常被納入“體育與健康”課程。讓體育老師講健康教育，未免太不專業。在很多學校，會讓校醫或是心理老師來承擔寥寥數次的健康教育課程。連健康教育課的課時和師資都難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說性教育了。

沈桂香的學校推進了十餘年性教育，至今沒有一名專職教師，語文、數學等主課教師自願報名，參加性教育師資培訓，再輪著把性教育課程上起來。

在高校師范專業，也不會教這些未來的老師怎麽上性教育課。

11年前，胡珍在四川省高校開性教育輔修專業先河。當時她借鑒的是首都師范大學開設的性教育輔修專業的教學計劃。首都師范大學在上世紀末開設這一輔修專業，還獲得教育部授予的“教學成果一等獎”。但由於中小學沒有性教育課程設置、沒有相應編制、學生沒有就業出口等各種原因，這一輔修專業已停招多年。

成都大學選修性教育專業的學生，大部分是師范生，其中很多來自小學教育專業。陳玉梅就是其中一人，她拿到了性教育專業的結業證書。

之所以發的是結業證書，而不是畢業證，胡珍解釋，“因為目前，教育部頒發的本專科專業目錄設置中沒有性教育專業，沒有專門培養性教育師資的學科。”

陳玉梅目前在一所學校任職德育課老師。至於性教育，她能做的，就是想方設法在思想政治課中加入性教育的內容。她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男女性別差異確實存在，但在談家庭分工時，她不會刻意強調什麽事必須母親做，而是傳遞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的教育理念。

陳玉梅和楊蓉都坦承，在性教育一線教學工作中，最大的問題便是師資。“心理老師也不具備性教育的專業背景。”陳玉梅說。

對楊蓉而言，如果她要成為專職的性教育教師，首先學校要允許有這樣一個平台，其次要給課時。另外，在職稱評定時，也就是教師的發展路徑上，要有一條路可以走得通。

現實情況是，社會上呼聲再大，學校裡性教育始終只是很邊緣的學科，真正懂性教育的老師也往往不會得到太多重視。歸根結底在於，整個教育系統並沒有針對性教育的考評機制。

性教育推進看人，不進則退

哪怕在地方教育行政系統，也鮮有專門部門統管性教育相關工作。馮繼有所在的中山市，是將性教育交由保健所監管，保健所是市教體局下屬事業部門。

劉文利梳理了性教育工作在教育部歸屬中的歷史變遷。從1988年開始，當時的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有一個人口教育處，負責在中學開展人口教育。是年8月24日，原國家教委和計生委聯合發布《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通知裡的“青春期教育”，實際上指的就是性教育。開展時期從青春期開始，對應當時的學段就是在中學，小學是沒有性教育的。

那一年，劉文利還是北師大一名碩士研究生，剛進入性教育研究領域。這份來自國家教委的紅頭文件曾在一段時間內讓性教育研究者感到興奮。33年過去了，劉文利卻感到，學校性教育發展甚至有倒退跡象。

“中國青春期教育，很長一段時間屬於德育管。”劉文利說。德育當時在國家教委歸基礎教育司管。2011年教育部發布了國家級課程的課程標準，其中就有《義務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2017年發布《普通高中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在健康教育中，有一些內容是跟性教育有關的，但非常有限。

但早在此前，2008年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發布《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也涉及性教育的內容，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青春期身體發育的內容。

2011年《義務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出來以後，實際上是把體育課和健康課放在一起作為一門課。“課程標準裡大部分都是體育的內容，健康的內容非常少。”劉文利分析，“比起2008年《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的內容，健康教育又削減了好多。”

2020年10月，性教育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從2021年6月1日開始執行。其中明確規定：“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這被不少性教育研究者看作對性教育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但劉文利並不樂觀：“如果按照法律執行，凡是不開展性教育的學校，是違法的。那就應該有人來追究校長不開展性教育的違法責任，但我很難相信，將有校長被追究相關責任。”

即使開課，學校也可以用一兩節專題課講座來敷衍了事。“性教育在一個學校裡能不能做下去其實看人，看校長。”胡珍坦言。

馮繼有也表示，儘管政策不斷頒布，但學校和老師對性教育的推進並不積極。

不過，馮繼有提到，在一次培訓中，他結識了成都那所讓女生織毛衣的學校的校長，聊了很多關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內容。這位校長說，遭到輿論批評後，學校也作了很多反思。她後來去芬蘭學習，發現那裡的中小學也開縫紉課，但是男孩女孩一起上的。現在，她所在的學校變成了四川性別平等教育的一個試點學校。

聚光燈之外，改變和堅持似乎在不同的角落裡默默進行，但又因為如履薄冰而進展有限，成都那個想穿男款校服的女生，最終也沒能實現“願望”。

南方周末記者 賀佳雯 南方周末實習生 倪一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