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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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334篇原創首發文章

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內閣改組。按照慣例，13位新任成員公示了自己名下資產，其中8位甚至連家屬名下財產一並公布出來。數字顯示，這13位新成員的總資產平均為6288萬日元（大約人民幣387萬元），如果算上安倍晉三自己的財產和留任閣僚的資產，那麽安倍內閣所有成員的總資產平均為8910萬日元（大約人民幣548.4萬元）。

新內閣成員中，最有錢的是科學技術相平井卓，資產約為3.2億日元（大約人民幣1969.8萬元）。另外兩位資產超過1億日元的是奧運相櫻田義孝，資產為1億3678萬日元（大約人民幣841.9萬元）和地方振興相片山皋月1億1700萬日元（大約人民幣720.1萬元）。

當然，這絕對不是最寒酸的一屆日本內閣。翻看日本政府歷次組閣之後的財產公示，真是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窮！

曾經擔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就是其中的代表。2010年菅直人擔任日本首相時公示了自己的財產：他沒有股票，也沒有高爾夫會員卡，只有一筆395萬日元定期存款（大約24萬人民幣），以及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公寓的官方估價是518萬日元（大約32萬人民幣）。菅直人雖然繼承了父親留下的山林，但基本上都被他捐出去作公共用途，官方估價近乎零。

那麽他的錢是不是存在太太名下呢？首相夫人的財產也被公示出來：定期存款1000萬日元、國債50萬日元、一台價值100多萬日元的汽車。這樣，算上太太名下的資產，菅直人報上的資產有224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約170萬。是不是比起今天這屆日本政府內閣成員要寒酸得多？

日本內閣是不是總那麽“窮”呢？也不盡然。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鳩山由紀夫2009年9月上任後申報的家庭財產為14.43億日元，大約1649萬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就是“億元戶”。他在東京大田區的私宅和長野縣輕井澤町的別墅等房產的市值約4億日元。如果算上所持的350萬股普利司通股票等，鳩山的資產接近90億日元（相當於5.5億人民幣）。

這基本上算是最“土豪”的日本國家級長官了。即便是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資產也不到千萬人民幣，還不夠北上深杭一套房。

如果你在一線城市有一套房，那麽恭喜你，身價基本趕上日本內閣水準了。

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

日本政治家真是在用實際行動踐行這句話：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

之前提到的日本“最富”首相鳩山由紀夫，他之所以那麽有錢，並不是因為他本人當過日本首相，也不是他還有一個日本首相的祖父，而是因為他有一個大商人外祖父——世界上最大的輪胎生產商普利司通輪胎公司創始人石橋正二郎。

事實上，在日本想要靠當官來致富，真是不太可能，以下三個方面可以從某些程度上說明問題：

第一，日本社會輿論，官員不能“超國民待遇”。

日本是一個很奇葩的國家，日本的官員也讓人歎為觀止。比如，“窮”就是日本官員最大的形象工程。

對於日本的公務員來說，凡是老百姓能看到的地方都要“示窮”，越寒酸越好，能湊合就湊合。比如辦公樓的裝修及設施等等，有的官員坐的椅子甚至都磨開了花。總之，“工程”都要保持一種看上去比民間公司差一等級的樣子。這樣，“可以讓納稅的老百姓看了感到政府沒有亂花自己的稅金，還覺得政府窮得可憐”。讓老百姓從對比中感到有“優越感”，“自己怎麽也比政府混得好”，從而繳點稅也不會產生怨言了。

日本公務員也是不允許佔公家一點便宜的。比如，日本公務員不能用部門電話聯繫個人私事，日本廳局級幹部及下屬幾十人都在一個屋子裡辦公，在這樣的環境下，就是想假公濟私也是不太可能的。

再比如，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工作辛苦加班到很晚，誤掉了火車或地鐵，政府就頒布一項規定，加班到深夜的公務員可以公費計程車。出租司機為了招攬這樣的固定客源，對計程車的公務員們施以啤酒、送小額現金等小恩小惠。結果政府查下來，超過1400人涉案，重罰了其中一百多人，還對涉案最嚴重的財務省進行了警告。財務大臣作出自我處罰，決定退還兩成月薪，還有多位未卷入此醜聞的財務省高官也表示效仿財務大臣，退還部分薪金以示懲戒。

還有，北海道一公務員中午開公車到附近餐館吃了頓午餐。老闆娘看到公車黃標後認定該公務員浪費了國民稅金。打了一個電話，結果查的這個公務員甚至不敢開公車出去辦公。

更厲害的是，日本神戶水務局一名公務員因午休前三分鐘就離開辦公室去買午餐，而受到了批評和扣薪，相關長官也專門召開電視新聞記者會，向公眾鞠躬道歉。事情是這樣的，這位64歲的公務員被發現在過去7個月中，26次提前離開辦公室買便當，每次大約提前3分鐘出門。根據相關規定，日本公務員的午休時間是中午12時至13時。事發是因為另外一個員工從辦公室的窗戶看到他離開辦公室，徑直前往了距部門不遠的便利店。

水務局發現此事後，認為這名員工的行為違反了公務員服務法中要求的專心工作的規定，除了對其進行處罰，扣除薪水之外，水務局的長官還召開了公開記者會，幾名官員一字排開對媒體鞠躬道歉。

看看，日本公務員跟國民相比，真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第二，全社會認同，當官必須要放棄財產隱私權。

這一點，是任何以清廉著稱的國家、地區民眾都認同的價值觀。日本也是如此，這也是日本嚴格執行官員財產公示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首相、內閣、副大臣及政務官等就任和卸任時，都要親自申報匯報資產狀況的，以便旨在監視其是否利用地位不當斂財。現行制度基於2001年內閣會議敲定的《大臣規範》，公示的內容包括房產等不動產（以固定資產稅的課稅標準金額為準）、汽車等動產，股票、債券、存款等金融產品，甚至包括高爾夫會籍、藝術品等等各類有價物品，甚至演講費等也要列出來。

日本有關部門還規定，一定級別以上的公務員必須每年3月31日前報告上一年度的財產收入，所收禮品每季度報告一次，一些報告可以用納稅申報表替代。

而且日本政府會確保，各廳必須確保任何人都可以查閱任何級別的公務員財產報告。

這就是“財產公示”與“財產申報”的區別。前者是指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財產、收入和支出資訊向公眾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閱，其目的就是落實民主監督制度。公眾可以通過財產公示材料，發現公務員有沒有隱瞞財產，收入與支出是否相符，如發現公務員的財產資訊不實，便可揭發舉報。而後者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財產資訊向上級報告，然後就被鎖進了保險箱，沒有幾個人會知道，很難起到民主監督和反腐的目的。

| 在日本電視Chatshows的新聞發布會上，一名47歲的日本兵庫縣川西市議員野野村龍太郎（野々村竜太郎）因被懷疑濫用301萬日元官方津貼（折合人民幣49萬元）而哭得肝腸寸斷。 影片截圖

第三，日本反腐三駕馬車：法律、執法機構和媒體。

法律、執法機構和媒體，絕對是政府權力的有力約束和製衡力量。

法律就不用多說了，各國都有詳細的法律制度。縱觀日本的法律規定，歷年來是日趨嚴格。比如小澤一郎、前原誠司都曾因政治獻金問題受到調查。因此日本在2007年對《政治資金管理法》進行修訂，對政治資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都進行了嚴格規定，甚至包括規定：各政治團體1日元以上的全部支出，都有提供發票的義務，以杜絕政治資金被濫用。

再強大的法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那也是沒有牙齒的老虎，根本毫無威懾力。日本沒有專門的紀律檢查機構，執法部門人數也並沒有比其他國家多很多，但是執法機構還是能夠做到有案必查、認真執法、獨立辦案。要知道，在日本，就算是收到一封舉報信也要查，如果誰敢不查，就會被懷疑是不是同謀……

在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有一個讓人聽了就膽戰心驚的部門，叫“特別搜查本部”。迄今為止，這個搜查本部搜查逮捕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自民黨前副總裁金丸信。所以，一旦被這個搜查本部盯上，很少有人能夠逃過關。而且首相說情也毫無用處，弄不好首相也因“妨礙公務罪”一起進去。

整個日本社會對腐敗問題容忍度極低，官員一旦發生腐敗問題，就很難東山再起。如1996年日本副部級高官岡光序治因腐敗而落馬被判刑。出獄後，他只能回老家照顧老母親。所以，日本政治家和官僚中敢伸手拿錢的，真是少之又少。

還有一個因素造就日本較高的廉潔度，那就是社會和輿論的監督。社會和輿論對公務員和政治家的財產和收入緊盯不放，很難有藏汙納垢的太空。在很多腐敗案件中，日本媒體的深度調查甚至不遜色於日本檢方的調查。

也就是說，往往在特別搜查本部介入之前，媒體記者往往已經充當福爾摩斯，將各種證據和案情調查得清清楚楚，而且會追著嫌疑人表態認罪。輿論監督在日本的反腐敗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犯罪或犯錯成本是巨大的

在日本，犯罪成本到底有多大？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講了幾個故事，摘錄下來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東京地鐵公司的鐵道本部擔當部長，這位五十幾歲的部長從2008年4月至2013年6月的5年間，使用公司用於公務乘車的IC交通卡“Suica”支付不屬於公務出差的私人交通費，並購買飲料、報紙等，使用金額約為5萬日元（約3000元人民幣）。東京地鐵公司認為，這位部長將私人消費部分作為公務消費報銷，屬於貪汙行為，因此決定將其開除。

第二個是一位市立醫院的院長，這位老醫生在過去幾年陸續接受了一位81歲女性患者悄悄放在資料下面約計50萬日元（約3萬元人民幣）的看病和動手術的謝禮。這事被人告到市政府後，這位院長已經將謝禮全額歸還給了女性患者的家屬，而且還遞交了辭呈，但是市政府認為，院長身為公立醫院負責人，卻帶頭收受謝禮，應該給予更嚴厲的處分。

雖然5萬日元和50萬日元都是很小的數目，但是在日本司法制度和社會慣例裡，犯罪不在於金額大小，超市裡偷一個麵包和街頭盜走一輛奔馳車的性質相同，都屬於“偷盜罪”，都要受到懲罰。

最後，在日本當基層公務員，工資收入不僅跟民企差不多，比大型國企差遠了，而且要求非常嚴格，工作時間長、強度大，雖然是一個穩定的飯碗，但是年輕人越來越不愛考公務員。畢竟，這裡真的沒有什麽油水，稍有不慎還有可能犯下大錯丟了飯碗、甚至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希望從政、對公共事務有熱情的人，希望通過從政實現抱負，或者說家裡有濃厚政治背景的、或者不差錢的那些人，才會成為公務員隊伍中的主力。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加坡的李氏家族。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李顯龍繼承父親的政治理想，從政成為新加坡的領袖，而二兒子李顯揚則是經商，他也表示，自己不希望從政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像哥哥那樣犧牲掉太多的隱私和自由。

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這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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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