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丨粵港澳大灣區的快速發展將釋放重大“灣區紅利”

騰訊財經《灼見》特約作者張方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學術財經研究員）

粵港澳大灣區將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灣區作為圍繞海口岸分布的城鎮群和港口群的集中地，已經成為經濟集聚、產業協同、區域分工、城市集中的綜合性概念，無論是美國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的東京灣區還是當前積極推進的粵港澳大灣區，在發揮異塵餘生效應的同時，依托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為資源集聚地和經濟增長極。數據顯示，世界財富的60%、大都市的75%以及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都集中在入海口，成為全球化浪潮中不可忽視的增長極。

自2017年我國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以來，關於它的頂層設計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如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國家發改委和三地（廣東、港澳）政府代表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8年3月國家發改委在《關於實施2018年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發布了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使得大灣區的建設由區域層面直接躍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等等。時至今日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意味著它即將迎來大發展的“黃金時代”，未來將會成為與“北雄安”相媲美的國家級的戰略雙極，成為新時代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全球灣區發展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目前，世界已形成了三大灣區體系，其成功經驗在於基礎設施一體化、產業體系現代化、區域分工協同化、要素流動自由化、營商環境國際化、對外開放合理化（簡稱“六化”）；並且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即作為“科創灣區”的舊金山灣區、作為“金融灣區”的紐約灣區以及作為“產業灣區”的東京灣區，這些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踐素材。

舊金山灣區是以舊金山、奧克蘭和聖何塞三大城市為中心的科創灣區，它是以主打矽谷為特色的高科技研發基地，集中了全球許多科技精英，在舊金山市700萬人口中大約有1/3是高科技人員，也是20多所著名大學如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google、蘋果等科技巨頭公司總部的所在地。此外，教育、人才、交通、資金、政策也是灣區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紐約灣區是國際金融中心華爾街的所在地，它包括美國七家大型銀行中的六家，同時也是證券、期貨等世界3000家金融機構的總部。在發展過程中，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全面有效的統籌規劃是它在發展過程中實現理性轉型並打造成為金融灣區的重要原因。此外，配套的人才政策、發達的交通網絡、高水準的教育體系、優良的營商環境、宜居宜業的城市氛圍以及完善的產業體系，也是金融灣區發展的重要支撐。憑借這些優勢，紐約灣區具有強大的資源配合能力和集聚外溢功能。

東京灣區是全球有名的“產業灣區”，也是以集聚創新要素為特徵引領全球經濟增長和實現產業體系高質量發展的高地。依托於充裕的自然稟賦、“三灣一海”和聯合共贏的六大港口，建立起產研結合、錯位發展的工業體系，並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同時，通過精準有效的長遠規劃來緩解城市化過程中的通病，協調灣區內各城市、港口、機場等交通運營。儘管在早期的環境治理上出現一定的偏差，出現了20世紀聞名的公害事件，但最終也通過全面規劃治理解決了這一問題。

“求同存異”是粵港澳大灣區發揮“9+2>11”效應的未來之路

粵港澳大灣區處於三面環山、三江匯聚的有利位置，具有發展灣區經濟的天然條件，未來將會政策和市場驅動下充分釋放它應有的“灣區紅利”，實現“9+2>11”的合力效應。因此，“求同存異”是它打造世界一流灣區的基本原則。

一是“求同”。與美國、日本灣區發展一樣，粵港澳大灣區也需要在“六化”上打好基本功，比如以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開通為契機推動實現“9+2”城市群城軌、高鐵、地鐵、空港、海港等多式聯運樞紐的互聯互通機制；港深與內地實現海關和檢驗檢疫的單證通關，以提高物流效率，推進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以前海、南沙、橫琴作為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營商環境試點，在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強化國際貿易功能集成、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監管服務和稅收政策等方面積極推進，等等。

二是“存異”。即粵港澳大灣區要在有力的國家戰略支撐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從而在全球灣區版圖中搶佔制高點：

第一，以科技和金融為雙翼，形成科技金融綜合型灣區。一是要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建立官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轉化機制，以深港共同合作打造的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建立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為契機，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工業物聯網等方面加強密切合作；二是設立創新型期貨交易所、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建設國際金融島，形成專門服務於灣區經濟發展的“灣區金融體系”，同時借鑒上海自貿區FTA拓展離岸账戶OSA功能，提高資金融通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第二，形成以先進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現代產業體系。如廣州的信息技術製造業，以及它在輕工業和重工業上的布局比較均衡，東莞和佛山則有許多先進的企業、深圳的高科技產業、香港的金融業、航運業和高端服務業以及澳門基於休閑旅遊的生活性服務業為主打板塊，構建具有完整產業鏈的現代產業體系。

第三，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形成“招得來人才、留得下人才”的良性格局。通過加強粵港澳三地之間教育交流與合作；建設具有特色的區域公共服務體系，實施重大民生工程，為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創業、生活、就業等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同時也可以發揮香港醫療教育、澳門娛樂場所等方面的優勢；打造生態安全、綠水青山的美麗灣區，防止出現先汙染後治理的發展模式等等。

第四，建設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統籌優勢以及粵港澳自由開放經濟體和廣東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傳統優勢，打破“一國兩制三關稅四核心城市”在稅制、社會、法律以及行政上的制度機制藩籬，逐步實現人才、要素、商品、信息的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