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中到大學約10年間，溪子遭受了長期的排擠與欺凌。
後來心理谘詢師告訴她，這不是她的錯——她是一個在社交上有障礙的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
對一些孩子來說，學校並不是樂園。他們因為先天缺陷會顯得特別，或者在人際交往上存有障礙，更容易遭受排擠。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18年發布的報導顯示，欺凌是校園內最常見的暴力形式之一，而在全世界13至15歲的學生中，略多於三分之一的人曾遭受過欺凌。其中，被邊緣化的兒童尤其容易遭受欺凌，比如殘障的孩子。
今年的8月7日，第七屆iSTART兒童藝術節開幕，溪子設計的《轉校生的抉擇》獲得了More One Go特別關注獎，策展方給出的獲獎理由是：本次藝術節的主題是遊戲學校，學校不只是彩色的，也會遇到一些相對“陰暗”的角落。
被欺凌的中學時代
下課鈴響了。穿著藍收據紋校服的同學們紛紛站起來，魚貫而出，他們在走廊上追逐、打鬧。
一個留著厚重平瀏海、戴黑框眼鏡的女生留在教室前排的座位上。她埋頭盯著桌上的漫畫出神，沒人留意她。許多個課間，她都這樣一個人度過。
2010年9月，溪子入讀廣東韶關當地的初中。學校外牆貼了淺粉色的瓷磚，有著波浪形的走廊。但教室裡沒有空調，內牆上大片的灰色汙漬，窗簾也擋不全玻璃。她的教室位於頂層，小鎮九月氣溫一般在30度以上，坐在教室兩側的同學因為反光常看不清黑板板書。
開學的一堂課，因看不清板書，溪子舉手直言說，老師，看不見板書，能不能寫黑板中間啊。
那些窸窸窣窣的議論很快在班上出現。這不是出格的行為，但無意中突顯了自己。青春期，正是審美發育的年齡，她比以前胖了一些，胳膊和腿變得肉肉的。男生們取笑她打扮老氣，長得胖，是個“男人婆”。
外貌上的羞辱石頭般擲在尚未成熟的心。慢慢地，溪子有了一套對於外貌的評分機制，看到女生就會分析她的五官結構，俊俏的鼻子，高分；豆豆眼，低分。越是比較，越是自卑。
她也做過很多努力。比如，放學後就去操場跑圈，每天運動一小時；買騙人的減肥按摩膏，聽信保鮮膜裹大腿就能變得苗條。
為了變漂亮，溪子拿著零花錢去鎮上的飾品店，買十幾塊錢的洗面乳，二十幾塊錢的面霜。但怎麽也瘦不下來，皮膚反而變差了，她好生氣。
到了10月，學校組織新生軍訓。大家換好迷彩訓練服前去列隊。同學零零散散地站著，她看見其中一排兩人之間有空隙，剛準備鑽進去，那兩人立刻貼到一塊兒。從隊列前排到最後一排，無論她到哪兒，別人都說不想和她站一起，最後她只好突兀地挪到隊伍邊上。
歸寢時，有女生想要她的床位，兩人換了宿舍。室友從同班女生變成其他班的同學，有女生告訴她，但凡先前宿捨的東西丟了，原室友們就會一口咬定：是溪子偷的！她下意識地回避，裝作聽不見。後來，她想大家都這樣說了，就以為是自己錯，因此心生內疚。
像贖罪一樣，先前的宿舍有12個女生，她見到了就向她們道歉。她跟那些女生說，一些事是自己做錯了，希望她們能諒解。有人回她，“哎呀，有時候也不是你的問題，別這麽放心上。”但回到學校，孤立又開始了。
溪子的初中校友烏冬也記得，每次聊到班上同學，“溪子都一副很難過的表情，所以只能來找我們，找另一個圈子。”
年級裡有一個廣受同學喜愛的女同學叫小倩，而小倩和溪子一直“不對付”。在同學們的眼裡，小倩漂亮、成績優異、人緣也好。
初三時，溪子和小倩成了前後桌，小倩的手機從課桌掉了下來，落到溪子腳下，她彎腰拾起，想著平時上課老師看到同學玩手機也不管，便直接從桌面上遞回去。小倩怒了，先罵了她一句粗口。等到下課，又當著全班人的面，對她說要打爆她的眼鏡。溪子被嚇得哭個不停。終於，家長和老師得知了她倆的矛盾。
但大人的介入並沒有奏效。溪子長期和父母分開，與外婆住在一起。溪子把情況告訴父母后，爸爸對她說，欺凌你的女生是不好，但肯定是因為你太驕傲太自大了，所以別人才欺負你，要管好自己。班主任勸她不計前嫌，往前看。當她成年，試圖找初中同學為她佐證自己曾受小倩欺凌時，初中同學告訴她，沒有必要了，退一步海闊天空，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你們井水不犯河水"。
不一樣的孩子
後來她想，就是因為那次舉手，就是因為在老師面前積極了些、主動了些。她學乖了，只要不突顯自己，如果一切順利，她就能在高中重新交到好朋友。
高中班上同學小周為人霸道，誰都知道這樣的同學不好惹。剛開學沒多久，班上同學需要共同打掃頂樓的衛生，小周在那兒嬉笑打鬧，她是班委，過去提醒，結果惹惱對方，小周把掃帚一甩，轉身就走。
同班的小陳記得，“她不是惹事的，就特別熱心。班級打掃衛生，她就提醒了一下，那個人（小周）不喜歡被別人管，結果起了衝突。”
這事讓他們結下梁子。溪子回憶，小周先是聯合男生們的集體孤立她，接著把初中自己遭排擠一事挖出來，四處宣揚。到最後女生群體也和她劃清界線。班上只有一個女生願意和她交往。
中學時代的經歷讓溪子變得自卑、自閉，接著演變成自我攻擊：欺凌發生了，只是責備自己為什麽做得不夠好。她一度無法正常學習，成績一落千丈，複讀了一年才考上大學。
上了大學，她以為吃夠了人際交往上的虧。沒想到，因為和室友們作息不同——室友們11點就要上床休息，而她常因為社團活動晚歸——最後室友們一致讓她搬出宿舍。2018年，大學三級的她被確診雙相情感障礙和抑鬱症。
到底是哪裡不對？是自己的錯嗎？過往經歷所埋下自卑、自我懷疑和敏感的種子長大，藤蔓般地纏著溪子，她甚至想過死。在多次的心理谘詢下，谘詢師告訴她，這不是你的錯，應該是阿斯伯格綜合征。
阿斯伯格綜合征屬於自閉症譜系障礙，和其他自閉症譜系相比，阿斯伯格患者仍相對保有語言及認知發展能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其重要特徵是社交與非言語交際的困難，同時伴隨著興趣狹隘和重複特定行為，也意味著，這一類的孩子因為先天缺陷，更容易在人際交往中遭受排擠和孤立。
和溪子一樣，因不被理解而遭受排擠的還有小星。他患有妥瑞氏綜合征，發病時會不住地扭頭。
妥瑞氏綜合征又名抽動穢語綜合征，是一種神經系統疾病。根據國外神經疾病和中風研究所信息，妥瑞氏綜合征患者會重複做出不必要的肢體動作，發出抽搐的聲音，目前還沒有根除的方法，只能通過治療減輕症狀。
初中時，小星因患有妥瑞氏綜合征經常遭到同學嘲笑。有學生家長甚至聯名給學校寫投訴信，希望開除小星。從那之後，小星患上嚴重的社交恐懼，在公共場合常因緊張而發病，發病後遭旁人注視，進一步引發更嚴重的症狀。直到上大學後，症狀才有所緩解，上課時與其他同學並無兩樣，但他仍不敢住宿舍，一直在外租房。
多名受訪者表示，身邊也有孩子因患有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 (ADHD，俗稱多動症）而遭受排擠，“或者說是不得不遭受同學排擠”。
鄒老師的班上也遇到過棘手的情況。她在武漢當小學老師，教低年級學生。班上有一位聰明的男孩，寫得一手好字，但因為患病，有時難以控制自己，會罵髒話、打同學，因此遭受許多家長的投訴。同學也不喜歡他，“大家都希望他趕緊轉學”。雖然經過治療，後面他已不再毆打同學，但由於行為乾預與糾正的滯後，其他孩子見到他會自覺避開。“他現在變得很自卑，上課時也不看書”，鄒老師既覺得愧疚，又感到束手無策，很擔憂他的未來。
當溪子得知自己的“特殊”後，便想著要做點什麽。她開始針對校園欺凌做調研，了解到有些地方乾預校園欺凌的措施之一是教育戲劇，通過讓學生扮演不同角色，達到共同乾預校園欺凌的效果。社會工作和心理學普遍觀點認為，遊戲有著讓兒童釋放緊張情緒，幫助兒童社會化等優點。
製作反校園欺凌桌遊的念頭有了雛形。她設計了《轉校生的抉擇》的遊戲，遊戲中的三位主角分別對應欺凌者、被欺凌者和監視者，把那些多動症等特殊群體的孩子寫進故事裡。她希望，講出自己的經歷能幫助遭到欺凌的孩子“去爭奪話語權，不再停留在‘被傷害’的敘事裡。希望他們知道，面對欺凌，我們也有能力去反抗。”
更包容的教育
一般而言，阿斯伯格綜合征、妥瑞氏綜合征這類症狀不會影響孩子的智力發育。多名家長表示，對於這些稍顯特殊的孩子，希望他們在普通學校中接受教育。但因為生理障礙，這一類孩子容易在學校遭受排擠和欺凌。
需要指出的是，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有所不同。根據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編寫的《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指導手冊》（下稱“指導手冊”），校園暴力側重於給師生的生命財產帶來損害，而校園欺凌側重於精神傷害，並且是“隱蔽的，難以直接被觀測到的”。
一方面，特殊的孩子需要額外的關注；另一方面，在校園欺凌的防治上，父母、老師和學校管理者都負有責任。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第二年，教育部又聯合十一部門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進一步明確各校園欺凌防治主體的職責分工以及針對不同階段欺凌，教師應采取何種措施。
在河南一所小學任教的張老師稱，作為基層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因為種種壓力和任務，老師並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觀察每個孩子，“除非家長明確告知孩子在某些方面的缺陷，老師會多關注，否則很難注意到學生之間的排擠。”
在陝西光合行動青少年教育與發展研究院(下稱“光合行動”)的實踐中，創辦人沈旭表示自己接觸過許多因“特殊”而遭遇欺凌的孩子，比如患有“阿斯伯格、多動症，或者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等等。
在沈旭看來，對於這類遭遇欺凌的孩子，並不應讓他們先做出改變，“這是不公平的”。沈旭介紹，以阿斯伯格綜合征的孩子為例，他們在情緒和語言的理解上和普通孩子有所差別，“那麽作為老師和家長需要在這方面學習，理解他們行為和情感發育的特點，再傳遞給學生，從而創建一個好的班級氛圍。”
在鄒老師的班上，還有一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女孩蘇蘇。蘇蘇的智力發育沒有問題，只是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課堂上，蘇蘇會突然尖叫或大哭，有時還自顧自地走出教室，去花園看蝸牛。她的行為常引得同學側目，部分同學甚至會去戲弄她。
在家長告知孩子情況後，鄒老師看了許多有關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書，會特意訓練全班孩子集中注意力，上課時蘇蘇發出聲音不要特意去看。同時告訴大家，蘇甦生了病，需要大家一起幫助她。
同學幫助了蘇蘇，鄒老師就大力表揚；同學欺負蘇蘇，老師就會嚴厲批評。久而久之，“班上同學變得喜歡她，念成績時很多孩子都考了90分、80多分。當念到蘇蘇考了70分時，全班都會主動鼓掌，說‘蘇蘇你好厲害啊！真棒！’”正是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蘇蘇的學習也不斷進步，不再在課堂上打擾同學，還會主動帶糖去學校，回饋她獲得的幫助。
一方面，老師和學生接觸最多、陪伴孩子的時間更長，對於校園欺凌的製止負有責任。但另一方面，沈旭也認為，如果家長能在家庭教育中訓練孩子的正義感和辯證包容的思維方式，也能減少欺凌和旁觀現象。“社會文化影響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中的缺陷又通過孩子在學校裡呈現。”
當家長們不夠了解這些特殊病症，常常就會做出錯誤的反應。溪子的爸爸譚先生告訴紅星新聞，自己的確在溪子的中學階段，經常告訴她要和同學處好關係，沒想到這話反而給溪子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部分同學的家長對有障礙的孩子也有著偏見。一位孩子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媽媽稱，幼兒園放學時，她去接孩子，能聽到一些家長會私下議論自己的孩子是“弱智”。甚至有家長告訴他們的孩子：那個孩子不守規矩，就是父母沒教養好。
蘇蘇的媽媽也擔憂，如果升入高年級，沒有遇到像鄒老師一樣耐心的老師，蘇蘇會不會受欺負。
沈旭認為，校園欺凌是社會文化的問題，校園裡的孩子會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影響，當社會價值觀排斥與眾不同時，孩子也會下意識地模仿，排斥不符合標準的孩子。
多名教師和家長提到，希望學校和教育部門能為特殊的孩子配備特殊教育的老師，“希望老師和其他的家長們能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對於沒有及時獲得支持與幫助的孩子而言，過往遭遇的傷害需要時間來恢復和愈合。在兩年多的心理谘詢過程中，溪子常跟谘詢師描繪自己的夢境。在2021年5月初，她剛著手製作桌遊時，總是夢見自己置於特殊場景，接著有人出現，牽著她逃離危險，“潛意識裡非常渴望被拯救”。
隨著遊戲臨近完成，她的夢境也發生了改變，不再像以往等待別人拯救。最近，她常夢見自己在一個由影像組成的世界裡，和一群學生反覆看電影。電影帶來短暫的感官享受，但她的意識告訴自己，這些都是假的，一定要回到真實的生活裡去。
終於，她回到了真實的生活裡，帶著她的桌遊作品參展。
（溪子、小倩、烏冬、小周、小星、蘇蘇均為化名）
紅星新聞記者 藍婧 實習記者 陳怡帆 實習生 周子傑 林倩冰 鄭心怡
編輯 任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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