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美國頂尖高校的自我審查、媒體的披露，以及一些科研人員因不平而采取的相關行動，傑弗裡·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這位“自殺”於監獄裡的億萬富翁級的“科研皮條客”的關係網，逐步展露在大眾的視野中。
圖｜愛潑斯坦本人（來源：棕櫚灘警察局辦公室）
和愛潑斯坦直接產生牽連而辭職的科學家——前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因對所屬高校與愛潑斯坦的“曖昧關係”不滿而辭職的學者——麻省理工學院公關媒體中心主任伊桑·扎克曼（Ethan Zukerman），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吸引著大眾眼球，也推動著人們對該事件進行深入探究。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已於本月初聘請了律師事務所對有關傑弗裡·愛潑斯坦與麻省理工學院互動的事實進行了徹底調查。但在本周，自由軟體運動的精神領袖、GNU 計劃及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創立者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對“強姦”定義表示質疑，並堅稱對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指控是“不公正”的，同時宣布從麻省理工學院辭職。
圖 |Richard Stallman（來源：Wikipedia）
已過世的 AI 先驅、人工神經網絡創始人、圖靈獎得主馬文·明斯基此前被卷入了愛潑斯坦的“性醜聞”案中，一位名為 Virgi年 Giuffre 的女性指控明斯基在參觀愛潑斯坦的住所時，被指使與明斯基發生了性關係。那年的 Giuffre 只有 17 歲。而理查德·斯托曼則表示：“即使是真的，當初明斯基與這位 17 歲的女性發生了性關係，那麽在當時她也是完全自願的。”
雖然理查德·斯托曼一向以“自由、偏執”的形象示人，但他的態度從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部分科研人員對與愛潑斯坦建立關係並接受“有虧私德”捐款的不同看法。事實上，在有關愛潑斯坦的學術醜聞曝光之後，“接受黑錢並投入到對人類發展有益的科研領域的行為，是否需要被如此批判”？這一話題引起了科研界的熱議。
每個人對此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看法，而作為事件中的主角、已經去世的傑弗裡·愛潑斯坦，他為什麽如此熱衷於向科學家捐款，他的捐款動機、選擇目標的方式究竟是怎麽樣的？或許可以從他生前邀請Science雜誌為他做的一次採訪中得到答案。
圖 |Science雜誌編輯 Jeffrey Mervis 簡歷（來源：Science截圖）
2017 年 8 月，傑弗裡·愛潑斯坦的公關負責人瑪莎·德羅科娃（Masha Drokova）給Science雜誌的編輯 Jeffrey Mervis 發送郵件，詢問是否想採訪傑弗裡·愛潑斯坦。
當時，Jeffrey Mervis 的第一念頭就是：“Science雜誌為什麽要和一個‘卑鄙’的金融家，並且是已經被定罪過的性犯罪者交談？” 但在和同事討論之後，他還是決定接受邀請，給愛潑斯坦一個表達的機會。
採訪大約進行了 80 分鐘，愛潑斯坦首先就強調，如果要寫關於他的內容，在沒有得到他本人同意之前不要在任何其他的消息中引用。他說：“有很多人反對我，因此某些措辭不當的話可能會給您和我帶來麻煩。” Jeffrey Mervis 同意了他的要求。
兩年後的現在，人們對愛潑斯坦的惡劣行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Jeffrey Mervis 和他的同事認為，鑒於愛潑斯坦的去世和他對科學表現出的濃厚興趣，現在是時候把他對科學慈善事業的看法，以及其接觸眾多不同領域科學家的經歷對外公開了。
“科學我很業餘，但我懂錢”
在採訪中，愛潑斯坦表現得十分謙虛，他說：“我不過是比普通的科學愛好者厲害一點，這也有些自吹自擂了。但是，我對錢是很精通的，而且我也是一名非常善做數字計算的人。”他喜歡與人交流並討論他的觀點，表達他對科學運作方式的理解。但是，其中的一些觀點會有一些矛盾，還有一些觀點則是過時的或者不足以取信的。
愛潑斯坦表示，他做慈善事業的目標是補償“川普政府削減研究投入的部分”。他在採訪過程中多次回避了關於具體數額的提問，但在過去的 20 年中，他的科學捐款不太可能超過上千萬美元。這筆錢與美國政府每年 1500 億美元的研究預算相去甚遠，而且與許多超級富豪 9 位數甚至 10 位數的科學捐款相比，也是很少的。
圖 | 川普簽訂的2020年預算草案（來源：Whitehouse）
對於資助對象是如何選擇的，愛潑斯坦說：“我正在尋找一個可能擁有好想法的聰明人。我敢打賭，有些科學家可以做得很好，只要他們能解放思想，保證他們沒有生活的後顧之憂。但是，我並不是要建立實驗室，所以我的錢會比博士後的薪水更有用。”
Jeffrey Mervis 問他這種捐助方式與約翰和凱瑟琳·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的“天才獎”有何不同，“天才獎”會給予科學家 5 年 60 萬美元的贈款，而且不要求任何回報。
愛潑斯坦回答：“好比白天和黑夜。”他表示，這些年來，像麥克阿瑟基金會這樣的大型機構已經變得過於“政治正確”，仔細研究他們過去 5 年的獎項就會發現，他們更側重於獲獎人的“多樣性”。
愛潑斯坦說他所追求的多樣性，是針對優秀科研創新的多樣性，而不是為了讓獲得資助的人顯得有多樣性。他的態度，似乎是對科研人員存在比較嚴重的刻板偏見。他甚至表示，目前麥克阿瑟基金會的“天才獎”會逐漸變成“優秀公民獎”，因為他們是榜樣公民，而不是出色的科學家。
愛潑斯坦說，他的捐贈目的旨在實現科學突破。但是他本人對當下創新狀態的看法實在令人沮喪，他表示：自 1928 年青霉素被發現以後，就很少有重大的科研發現。“我一直在關注基因組計劃，並對此充滿希望。但是就真正的產品而言，沒有什麽比青霉素會讓更多的人活著。”他如是說道。
愛潑斯坦十分在意將自己的科研捐助方式和其他的慈善家區別開來，即便許多人的財富遠遠超過了他的財產。他斷言：“比爾·蓋茨基金會的人不會尋找聰明的人。比爾想的是去治愈小兒麻痹症、消除貧困，但是對新誕生的生物學理論或新形式的應用數學是零興趣的。”
愛潑斯坦還說，他免除了與捐款相關的問責製。“當我把錢交給科學家時，他們通常會有些驚訝，然後他們會問我想要什麽樣的報告或者結果。但我會告訴他們，這是你最了解的、屬於你的領域，讓我這種有錢人參與到你的研究工作中，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沒有什麽限制。”
當被問及他欽佩哪位慈善家的事業態度時，愛潑斯坦說他唯一的榜樣是億萬富翁詹姆士·西蒙斯（James Simons）——世界級數學家，也是最偉大的對衝基金經理之一。西蒙斯將他巨額財富的一部分用於支持剛剛嶄露頭角的數學家和數學教育者的基金會中。但與西蒙斯不同的是，愛潑斯坦表示，他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去幫助培養更具科學素養的人口。
他說：“我對稀有的山峰更感興趣。”之所以不為改善科學教育付出任何努力，是因為他對該領域沒有任何洞察力。所以，他隻試圖尋找最聰明的那群人。
挑選“不合群的反叛者”
“聰明”是接受愛潑斯坦讚助的必要條件。那麽，他是如何去發現這樣的人才呢？
一種最直接的方法是問老師。他說：“我會和很多教授交談，然後問他們，‘在一個有 300 人的班級裡，您要花多長時間才能找出 3 個最聰明的孩子？通常他們都回答在第一堂課結束之前就知道了。”
越來越明顯的是，愛潑斯坦選擇支持的研究人員符合科學家的舊有刻板印象，他們的聰明才智使他們成為社會“棄兒”。
圖 | 愛潑斯坦（來源：Intelligencer)
愛潑斯坦說：“我想說的是，在自閉症譜系中，有 25% 的孩子患有自閉症。他們不進行團隊合作、不上課、不布置教學任務。他們沒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們只是在那裡思考。”這些特質在兩個層面上吸引著愛潑斯坦，“我很自然地傾向於那些不合群的標新立異者和反叛者。他們(在學校)可能被忽視了，而且他們絕對不是班長。”愛潑斯坦認為，這些人也不太可能向科學機構卑躬屈膝，因為他們覺得科學機構本質上過於保守。
愛潑斯坦欣然承認，他曾要求科學機構的傑出成員評估這些所謂的“棄兒”的潛在貢獻。事實上，他對這些意見領袖的意見表示了極大的尊重。
“於是，我邀請了吉姆·沃森(Jim Watson)，我問他怎麽看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研究植物細胞機制可能與人類癌症相關的假設）”，沃森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是 DNA 結構的共同發現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是如此，”他說，“他也是該領域的先驅之一。”
愛潑斯坦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留名者”，他顯然很享受與科學巨星接觸的機會。“你可能知道，我和馬文·明斯基關係很好，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為馬文的一些項目提供了資金，”他談到人工智能的創始人之一馬文·明斯基時說，“馬文告訴我，德國有個年輕人對人工智能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想法。”
"我讓他們決定"
愛潑斯坦說他通常會匿名捐款，因為他不想大肆宣傳，也可能他知道自己的惡名會成為受贈人的負擔。“這其實不是什麽秘密，但這是私人的，”他解釋說，“我讓他們決定。如果你想告訴別人這是我給你的，沒問題。如果你出於個人原因不願意這樣做，也沒關係。”
明斯基曾向愛潑斯坦發出信號，一再要求約什查·巴赫(Joscha Bach)討論他與愛潑斯坦的關係，他都拒絕了。但巴赫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關於意識理論的論文中，他承認接受了傑弗裡·愛潑斯坦基金會(Jeffrey Epstein Foundation)的資助，巴赫已被列入愛潑斯坦受贈人的媒體記錄中。愛潑斯坦聲稱他的錢可以對這些科學家產生很大的影響。“你不必為未來 5 年的錢發愁，”愛潑斯坦在巴赫準備去往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時告訴他。
圖 | 愛潑斯坦資助的 Joscha Bach 的論文（來源：sendspace）
兩年後，巴赫轉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進化動力學項目，該項目由愛潑斯坦慈善事業的另一位受益者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創立。今年 2 月，巴赫離開哈佛大學，成為位於加州舊金山的人工智能基金會(AI Foundation)研究部副總裁。
對自稱量子工程師的賽斯•勞埃德(Seth Lloyd)來說，接受愛潑斯坦的錢似乎是一件無需思考的事。2004 年，身為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的勞埃德在某個學術派對上遇到愛潑斯坦，“他向我提供了一筆研究經費，我接受了，”勞埃德在拒絕接受採訪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他似乎喜歡我關於信息和計算是宇宙基本基礎的想法。”勞埃德在 2012 年和 2017 年又獲得了愛潑斯坦用於資助其實驗室的額外捐款。勞埃德指出：“這個領域有許多課題都沒有其他的資助來源。”
然而，勞埃德在上個月公開談論了關於接受愛潑斯坦資金所涉及的道德問題。在 8 月 22 日的一篇題為“向傑弗裡·愛潑斯坦的受害者道歉”的部落格文章中，勞埃德寫到，“科學家的工作是尋找真理，教師的工作是幫助人們增強自己的力量。這兩方面我都沒能做好。”
“這很誘人”
艾薇特·富恩特斯（Ivette Fuentes）是一位物理學家。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彭羅斯向愛潑斯坦描述了她在探測引力波方面的工作。但與巴赫和勞埃德不同的是，富恩特斯在聽到愛潑斯坦的名字時立刻有所警覺。
彭羅斯和愛潑斯坦是在 2017 年 6 月聖地亞哥舉行的意識科學會議上認識的。富恩特斯在英國諾丁漢大學擔任教授，她的研究受彭羅斯研究所資助。
圖 | Ivette Fuentes（來源：Twitter）
富恩特斯說，回家後不久，她和彭羅斯進行了交談，彭羅斯問她：“你是否有興趣接受一個被判有性侵犯罪的富人的資助?”
富恩特斯立即拒絕了，她認為這有違道德並很快就忘記了這次談話。但兩個月前，在得知愛潑斯坦被捕後，她給彭羅斯打了電話，“是他嗎?”她問，“他回答說，‘是的，我想是的。’我說，‘哦，上帝。’”
富恩特斯希望從一家歐洲融資機構申請幾百萬美元為她的項目建立一個雛形。這個項目是一個房間大小的雷射干涉儀引力波觀測站，已經花費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超過 10 億美元。愛潑斯坦的錢本可以加快她的工作，但她從來沒有打算做出這樣的選擇。
她告訴Science的編輯，“我一生的夢想就是建造一個引力波探測器，並讓它運轉起來。所以，如果有人對我說，‘我會給你錢讓你的夢想成真’，這太具有誘惑力了。”
“但是你有你的道德標準。愛潑斯坦教會我的是，即使會失去一些機會，但決定說‘不’才是正確的選擇。”
-End-
參考：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9/what-kind-researcher-did-sex-offender-jeffrey-epstein-fund-he-told-science-he-died
https://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19/09/richard-stallman-leaves-mit-after-controversial-remarks-on-rape/
https://news.mit.edu/2019/letter-regarding-updates-media-lab-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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