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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版《革命之路》:平庸的生活是婚姻最大的敵人

“走,我們去巴黎!”上世紀50年代,居住在革命山莊的美國中產家庭女主人愛博,這樣對自己的丈夫弗蘭克說到。她希望可以踏上救贖夢想與愛情、逃脫庸常與乏味的“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也被視為是《泰坦尼克號》中傑克和蘿絲愛情的另一種可能。愛博曾經滿懷夢想、渴望著成為演員,她的丈夫也曾經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他們育有兩個孩子,是別人眼中的模範夫婦。但生活顯然沒有那麽簡單,庸常的現實生活將他們牢牢困住——重複的家務活、無聊的工作,還有婚姻中的摩擦和爭吵,這一切讓人心煩意亂……

話劇版《革命之路》由沙溢、胡可領銜主演。

這個故事首次出版於1961年,《革命之路》是美國小說家查理德·耶茨的處女作,也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曾獲得過國家圖書獎提名,2005年又被《時代》周刊評為“百大英語經典小說之一”。耶茨被認為是“被遺忘的最優秀的美國作家”,“焦慮時代的偉大作家”,也是美國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耶茨在世期間,從未有一部作品銷量超過12000冊,他雖然在同行中深受尊敬。直到去世九年後,才為大眾所接受。而這一切恰恰說明,這部作品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革命之路》,【美】理查德·耶茨 著,侯小翊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在相繼推出了小說,和經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之後,由沙溢、胡可領銜主演的話劇版《革命之路》,將於8月14日至16日在國家大劇院戲劇場上演。近日,該劇的導演、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薑濤、知名影評人周黎明、同名小說中文版譯者侯小翊、編劇田曉威和出品人汪鵬飛在77劇場舉行了“從小說、電影到舞台——話劇《革命之路》多元藝術漫談”,探討這部作品對當下社會的賦能與思考。

“從小說、電影到舞台——話劇《革命之路》多元藝術漫談”活動現場。

二十年前的中國,理解不了《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首次出版於1961年,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則上映於2008年,由薩姆·門德斯執導,萊昂納多·迪卡普裡奧和凱特·溫斯萊特聯袂主演。與小說獲得的諸多讚譽一樣,這部影片最終獲得了三項奧斯卡提名及四項金球獎提名,同時,凱特·溫斯萊特憑該片一舉摘得第66屆金球獎電影類最佳女主角。

電影版《革命之路》劇照。

但是,今天的我們為什麽要看《革命之路》?畢竟,這是一個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美國故事。

身為影評人的周黎明注意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其實跟中國當下有著很密切的關聯——當經濟到達一定水準,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後,人們會追求更加個人化的理想。這個時候,中產階級曾經帶給人們的物質上的優越,會慢慢變成某種製約。周黎明說,這種感覺類似於今天的我們,如果一對有孩子的中產階級夫妻突然把北上廣的房子賣了,去從未去過的麗江、大理開客棧,“你的鄰居朋友會怎麽看你?”

這種體驗,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也許並不新鮮,但在當時的美國,在當年小說出版的時候,還很超前。周黎明說,當時的美國,整個社會的幸福指數雖然很高,但在中產階級中已經出現了騷動——覺得物質並不能夠滿足所有的追求。查理德·耶茨準確把握到了這一點,而這正是與我們當下的關聯,“他的故事與這些人物有共鳴,這是我非常期待話劇版的原因。”

周黎明說,如果將《革命之路》這個故事放在二十年前的中國,可能多數人都理解不了,只能把它當成外國的東西來欣賞,但對於生活在當下的我們來說,卻非常容易代入。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這部作品出版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探討兩位主人公婚姻關係之外的社會意義,是《革命之路》真正可以帶給我們的東西。

是否要對這部作品進行本土化改編,是編劇田曉威最為糾結的地方,但在掙扎、爭論之後,他決定保留小說的原貌:一方面是因為真的被小說所打動,不想去改變它;另一方面,小說雖然說的是美國的故事,但對於現在的中國讀者來說,卻有著強烈的共鳴和共性,“這個時候,將一個美國故事,為觀眾保留一份適當的距離感,反而會讓觀看人有一種‘理性的安全感’,觀看的人也許會更冷靜、更敏感地去接收到小說裡面寫到的東西。”

編劇田曉威。

重新審視生活,每個人都該有改變自己的勇氣

薑濤是話劇版《革命之路》的導演,在拿到劇本之後,他認真觀看了電影,閱讀了小說。這部作品,讓他想到契訶夫的《三姊妹》。《三姊妹》在國內上演過很多次,這是一個伴隨著糾結的過程,“總是糾結讓他們靠近我們?還是我們靠近他們?總是有讓作品靠近我們的願望,但是(最終)還是讓我們靠近他們。”

“個人的願望訴求精神世界的豐富。”對比兩部作品的異同,薑濤說,《三姊妹》作品裡面描寫的是俄國的上層貴族的後代,主要人物娥爾加、瑪霞和伊麗娜姐妹都精通好幾種外語,但在小鎮之中,會多門外語是一種奢侈,所以她們會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有不滿,有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追求和渴望。

而《革命之路》與《三姊妹》有很大不同,寫的是普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夫婦,生活得很幸福,有兩個孩子,買了獨棟的房子。這樣的人群,在今天的中國也不少見,正是這群人,開始對當下的生活有了一種重新審視,想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生活。

話劇《三姊妹》演出照。

除此之外,這部作品還揭示出了生活的殘酷性。薑濤說,小說中的人物有很多,但最終翻譯挑選出了其中三對夫婦作為主要人物:其中一對是由沙溢和胡可扮演的費蘭克夫婦;還有一對中年夫婦,男人類似於“中年油膩男”,雖然夫妻二人似乎親密無間,實際上,男人心裡還有另外一個女性——自己的女鄰居愛博;最後一對是老年夫妻。

薑濤喜歡在作品裡不動聲色的展現出生活殘酷的一面,即便在藝術中看到殘酷可能不那麽盡如人願。“三對夫妻心裡都有同樣的地方,就是嚮往未知的遠方,這是每一個成熟的人,一個成熟的人群,一個成熟的時代,人們內心深處經常會出現的一種聲音,是這樣的一種感覺。”

為什麽要叫《革命之路》?我們又應該怎麽理解其中的“革命”二字呢?

最為直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美國12號公路旁邊的小鎮之上,在這個小鎮之中,有一條路叫作“革命路”。但侯小翊認為,“革命”二字在地理上的地名之外,還指心理上的革命。周黎明補充說:“這裡面的女主角是理想主義者,她相當演員不是很成功,她對中產階級的生活不滿想掙脫出去,這是她內心的革命。”

電影版《革命之路》劇照。

“革命這個詞語之中本身就有變革、改變和追求的意思。”在《革命之路》的同名電影上映後,香港版被起名為《浮生路》,台灣版則被起名為《真愛旅程》,這兩個名字當然更為符合故事的風格,但薑濤依然選擇了《革命之路》。

在故事中,以愛博為首的女主角,希望改變自己碌碌無為的生活困境,希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這個名字,很好的概括了故事的線索,“我們保留這樣的名字,也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該有改變自己的勇氣。 ”

這個故事並不反婚姻,平庸才是其中最大的敵人

在講述美國中產階級故事的同時,又該如何避免它變成一種無病呻吟呢?在薑濤看來,他也同樣反感中產階級的無病呻吟,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去理解他們。這是因為,在中產階級已經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和成熟,而這使得他們更早意識到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薑濤說,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沒有達到這個經濟水準的人在精神世界就沒有追求,“每個人心裡,都有他對於未來更美好生活的嚮往。”

薑濤注意到,在過去,戲劇表演的主要對象往往是神、貴族、國王等,那麽,為什麽在演莎士比亞戲劇的時候,像普通的馬夫這樣的底層人民也會去看呢?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他們希望通過一種通俗的方式去了解國王的生活,比如他有幾個妃子,后宮那麽多人應該如何安排?

但在另外一方面,國王的戲中也有夫妻之間的矛盾、爭鬥,也有遺產、巧克力和紅燒肉,包括王冠應該傳給誰,這些都是人性共通的東西。從這個角度講,薑濤認為,這正是《革命之路》可以引發更多人共鳴的地方——他們想去巴黎,他們周圍所有人對於他們去巴黎的態度。

在小說和電影當中,故事的結局都非常悲傷,但侯小翊認為,平庸才是其中最大的敵人,“這個故事不是反婚姻的,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反平庸的。”

這是一部關注女性,以女性為主線的作品嗎?侯小翊從旁觀的角度出發,認為作者查理德·耶茨當然很關注社會、很關注女性,“他想呈現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一種追求的態度”。侯小翊說,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在經歷了經濟蕭條期以後,美國經濟開始進入近現代歷史中非常好的時期,黑人和女性的地位都有了更高的設定,“在整部作品之中,表現男性的部分會稍多,但更多的卻是用男性來體現女性的內心。”

侯小翊發現,如果比較中美歷史,會發現中國傳統觀念中男尊女卑要深得多,但在文藝作品中卻“陰勝陽衰”。侯小翊以《梁山伯與祝英台》、《花木蘭》、《臥虎藏龍》等作品為例,他們的作者雖然是男性,創作出來的女性卻非常有光彩,“《花木蘭》被迪斯尼帶到了世界。我覺得這個故事真諦不在於她女扮男妝,而在於花木蘭做到了大部分男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她同時保留了女性的魅力,她最動人的場景,就是她回來以後穿女裝的樣子。《花木蘭》裡面表現的女性觀點超過西方所有人的觀點:她不是讓女性變成男人,她說,男人做到的事情女人一樣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的更好。”

迪士尼動畫版《花木蘭》中的花木蘭。

侯小翊認為,文藝家和哲學家、政治家不同,不應該以一種居高臨下姿態來看女性,“生活中是什麽樣你就塑造成什麽樣子……本身愛博的角色有一點點神經病,但是這種神經病是很真實的,他捕捉到了那個時代的真相,我覺得這就是他的價值。”

記者:何安安

編輯:董牧孜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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