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演藝界最熱的公共話題，“中年女演員無戲可拍”一定名列三甲。
從去年年底宋丹丹一句“大概從35歲開始，就沒有人找我演戲了”後，人們開始關心30+的女演員們，除了裝嫩和演媽，留給她們的還有多少表演太空。
姚晨在《星空演講》裡講出了一個中年女演員的尬與惑↓
周迅的少女如懿扮相引起一片哀歎
而在《你好，之華》裡演張子楓的媽據說是逆著行業不成文的規定：當一個中年女演員開始演媽，那今後她就只能演媽了。
這還是一線的、相對更具選擇權的女演員，而行業裡更普遍的現象，可以在《我就是演員》找到例子。
此前楊蓉、王媛可和斕曦都分享了中年女演員的處境。
楊蓉表示保持“少女人設”其實是迫於生存危機
斕曦原以為生孩子不會影響什麽，結果被現實狠狠打臉
而王媛可則表示，在《延禧攻略》之前，她有整整11個月沒有戲約，戲癮上來的時候只能對著鏡子演給自己看。
小懂帶著好奇聯繫了王媛可，想知道“人到中年無戲可拍”到底是種怎樣的體驗，但現實真相比想象更殘酷，“純妃娘娘”告訴小懂，她還沒到30歲的時候，因為生了孩子，就已經遭到各種“嫌棄”。曾經有一部戲，基本已經談好了，但是簽合約之前，對方稱投資方提出了意見：“這個演員已經生過孩子了，我們的角色需要的是一個少女的感覺。”
王媛可辯解：“我是個演員，我可以演出這種感覺。”
“我們還是不希望讓一個有孩子的媽媽來演這個角色。”對方堅持。
但小懂好奇王媛可有沒有受到重大打擊時，她輕描淡寫：“這種情況挺多的，也算不上打擊，就是有點失落。”
為什麽她能做到這麽佛系？小懂和純妃娘娘聊了兩個小時，終於聊明白了：原來做演員對她來說，從來就不是一條容易的路線，“中年危機”隻不過是這段時間主要需要面對的關卡。
王媛可是軍藝戲劇系科班出身，但她上軍藝，是因緣際會的結果。原本她是個普高生，高二的時候，北京一個表演學校到煙台招生，音樂老師推薦了愛唱愛跳的她去面試。被錄取後，家裡還曾為要不要讓女兒去北京上學產生矛盾，“我爸媽都是工薪階層，煙台的工資也不高，學表演學費很貴，對我們家是有壓力的。加上我爸爸比較傳統，希望我就留在家裡安安分分的，他就不同意。”
最後是她母親借遍了親朋好友的錢，甚至連農村親戚用來給兒子蓋房子娶媳婦的錢都借了，把女兒送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後，王媛可發現這個學校並不正規，而是類似於一個考前補習班，不僅沒有固定校舍和宿舍，甚至老師都不是固定的，“有時候學校不給老師結工資，老師就不來了，我們就打晃，有一搭沒一搭的學習。”
在表演學校這一年，王媛可和十多個同學們基本“打一槍換一地”，住過昌平沙河，也住過地下室。當房租也付不出的時候，“校長”就帶著這群十幾歲的孩子去跑群演賺錢。那個時候王媛可無數次“躲在被窩裡偷偷地哭，哭也不敢告訴我爸媽”。
有一位來自空政的老師同情這群孩子們，義務給他們輔導。考軍藝就是他給王媛可的建議：相比北電中戲，軍藝不用學費。
王媛可雖然考上了，卻是計劃外名額，一年學費兩萬多元。為了讓女兒的演員夢，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她在北京求學，爸爸去了青島打工，一年收入基本夠女兒學費，媽媽則留在當地，想盡辦法為女兒攢生活費，甚至兼了在家具廠打磨拋光的活，一雙原本繡花的手，被砂紙磨得指甲都沒了。
“我媽皮這塊全磨得鋥亮的……”王媛可舉著自己的大拇指哭了：“我不太想說以前多苦，因為很多人都苦，誰都不容易。”
但除了經濟，她當時更大的壓力，來自於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這個職業。普高生沒有特長，而同學許多都是藝術生，從小童子功練起來的，“覺得自己怎麽這麽渺小。”她生性害羞，見系主任都要繞著走，“解放天性都要比別人花上更多時間。”
大三的時候，表演老師推薦王媛可去演電視劇，當時還有同學覺得老師偏心，因為她不算最優秀的學生卻被第一個推薦。“因為老師知道我的家境，讓我拍戲就是讓我賺錢自己交學費。”
第一部戲演得讓她懷疑人生。在學校學的是舞台戲劇，根本不懂面對鏡頭，“不會演，站位也不懂，找光也不知道，說話像演話劇，而且一挨罵就臉紅，越罵（演得）越傻。”
但她深知自己只有在這種環境下才會進步，否則，以她的羞怯，本能會選擇退縮，“只有被逼到那份上，你才會發揮你的潛力，被迫迅速地去學習、去成長，去做許多原本沒勇氣、沒自信嘗試的事。”半個月後，她得到了導演的表揚。
而且畢竟有回報。拿到片酬時，她第一件事就是給表演老師買了禮物：一雙皮鞋，剩下的都留著準備交學費、還債。“我自己什麽都沒有買，反正我們上學都是穿軍裝，不需要打扮。”
大四的時候她出演海岩的《河流如血》（劇名《金耳環》），導演是《如懿傳》導演汪俊，“汪俊導演對我幫助挺大的，他原來學表演出身，又是軍藝的大師兄，現場會提點我：站怎麽站，說怎麽說，怎麽生活一點，不要那麽緊繃，真的是慢慢慢慢被調教出來的。”
因為這部戲，她畢業後簽了海岩的公司，“一路上還挺幸運的。”
“你覺得自己算幸運的？”小懂忍不住問。畢竟，今年已經是她畢業出道的第12年。
“是啊，一路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雖然也有各種波折，但總是在朝自己的方向走的。”王媛可說。
其中最大的波折，是生孩子。2012年，王媛可和演員王雨結婚，第二年，29歲的她成為一對雙胞胎兒子的母親。在此之前，她已經在不少年代劇、抗戰劇中出演女一，當時不會想到，要孩子的決定會影響自己的職業生涯。“當時我想拍戲什麽時候都可以拍，但是孩子是我最好的作品。要是沒有這個作品，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但現在，她承認現實“沒有自己想象的順利”。第一次復出是在產後5個月，林心如的製片人來家裡看寶寶，建議她在新劇《秀麗江山之長歌行》裡出演女二號。“我當時拍戲的欲望被勾起來了，但覺得孩子離不開我，結果心如姐二話沒有：你帶著孩子來，我給你安排好。”
相比興奮，王媛可感觸更深的是壓力：“一個演員要帶那麽多人，對劇組其實是不小的開銷，我覺得挺麻煩別人的。而且拍戲是工作，我特別怕外面傳出去說我工作還要拖家帶口，特別怕被人說這個演員很’事兒’。”
但作為一個母親，她又沒有別的選擇。“我特別不想錯過孩子的成長。孩子長得太快了，他們兩歲多的時候，我出去拍戲四個月，回來以後他們對我都陌生了，不願意親近我，我怎麽討好他們也躲，特別難受。所以我是想，跟孩子不要分開就別分開了。”
除了上文提到的，當了母親影響製片方對演員的判斷，王媛可也承認，當母親之後，她變得不想拍太危險的戲。“以前抗戰戲拍得多，還是受了很多的傷，跑炸點爆破啊，騎馬被摔啊……有孩子之後，對他們有一種責任感，不想那麽拚了。”
拒絕久了，很多人自覺在找演員的時候繞過了她。2016年拍完《袁崇煥》之後，11個月裡她沒有任何戲約。“以前還挑挑，看看劇本、角色合不合適，那個時候還要什麽自行車。”
一方面，她特別想演戲。那段時間王雨在家重溫《大宅門》，王媛可看著看著，“自己就進去了，自己也想演，就在衛生間自己對著鏡子演。”
一方面，和過去一樣，有沒有戲演關係到經濟狀況。“演員是個收入不固定的職業，有戲拍才有收入。我們一家八口人，雙方父母，兩個孩子，光靠我老公拍戲的話，他一個人支撐這個家確實是太大的壓力了。”
中間也有一些戲在談，但都沒有下文。“這個行業競爭也很大，別人有太多太多的選擇，而你在被選擇的時候，就會面對一些標準，比如有沒有流量啊，年齡合不合適啊，總之，就是很尷尬。”
過去她也是被選擇的，但面臨的標準是另一些，比如，戲好不好，人拚不拚。《倚天屠龍記》的水下戲，王媛可在水裡潛了三個大夜，而她根本不會游泳，“就是被逼到那個份上”。
拍《戰旗》的時候，生理期吃完止痛藥跑百來個炸點，一場戲她直接從馬上摔下，幸虧王雷擋了一下她的腦袋才只是劃破腿，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但她隻休息了10分鐘又接著開拍。
這樣一個演員，11個月沒有戲拍。“我本來以為合作下來你如果覺得我人好、戲好，下次還算是會想到我的。但演員這麽多，別人怎麽可能老想你一個啊，我又是那種不好意思跟別人提要求的人。那時候我舉著手機想給以前合作過的導演、製片人打電話，但覺得自己說不出口，想發消息，編輯簡訊都要編輯很久，覺得怎麽說都不好。這麽一件小小的事情，對我來說都那麽難。”
而這又進一步影響了行業對她的印象：“大家會懷疑，一個人當了媽媽，看到她的機會又少了，就會想她是不是專職在家帶孩子了。”甚至於正想邀請她出演《延禧攻略》的純妃時，電話是打給王雨的，先打探了一下“媛可現在還拍戲嗎”。
事實上，沒有這通電話，也許王媛可真的要開個母嬰用品店去了。“我在聽到這個電話，還沒有看到劇本的時候，就已經特別激動，覺得不管怎樣都會去。看了劇本之後，就覺得更要去了。”
純妃的角色讓她重新回到大眾視野，到現在，這位女演員還是覺得，她在受到角色的恩惠。“我現在終於開始忙起來了。”她笑著說。“到現在都特別感謝於正老師，給了我這個機會。”
但更重要的是，她終於有機會，把一個中年女演員藏在心裡的話說了出來。劇臨近播完時，她接到了《我就是演員》的邀約電話。在現場張國立要每個演員介紹一下自己的時候，“有一種力量，想把以前我一直說不出口的話說出來，因為那樣才是最真實的我。”
在無戲可拍的那11個月裡，只有先生王雨知道她的壓力。“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很樂觀、很溫順的人，但只有他知道那些時候，我心態發生了什麽變化，壓力之下我在他面前會發脾氣，因為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發泄。我在台上說的話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但他都知道。”
所以，當她走下台後，王雨給了她一個擁抱：“你終於都說出來了。”
這是一個丈夫對妻子的理解，也是當下環境下，一個男演員對一個女演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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