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苗煒，專欄作家
（一）
今年春天的時候，我去了一趟南潯。下了火車坐汽車，接近南潯鎮的時候，看見好幾座瘦高的電梯塔，問了才知道，南潯現在最大的買賣是電梯和木材，鎮上的首富就是做電梯生意的。古鎮旅遊區和鎮上的生活區連在一起，每天早上，都有工作人員穿上古裝，在旅遊區門口迎接遊客，鑼鼓聲中有四個精壯漢子抱拳行禮，說我們是南潯四象，一個個說出四象的名字。看他們的裝束，更像家丁而不是富翁。
清末，南潯因絲綢業發達而富裕起來，於是有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說法，大意是，家族財產在五百萬兩以上的叫“狗”，財產在一千萬兩以上的叫“牛”，家財在兩千萬兩以上的叫“象”，金額的具體標準說法不一，所謂“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就是早年間的富比士富豪榜，位列其中，生意上就有了信用的保證。
四象中最出名的是劉家和張家，在鎮上留下了大宅子和園子。我住的那家精品酒店，就曾是劉家的一處房產，解放上海時曾作為華東野戰軍的醫院。出酒店，走兩分鐘，就是張家張石銘的舊宅，兩百多間房子，佔地六千平米。門廳處懸掛一副對聯，“圖書金石作述之林，羅浮括蒼神仙所宅”。頭一句說張石銘喜歡收藏古籍，喜歡碑帖金石，後一句，羅浮括蒼都是神仙所住的山。
在這裡見一位當年修複舊宅的專家沈先生，問這對聯的來歷。沈先生說，這宅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上海茶葉公司的倉庫，從湖州收了茶葉，存在這裡。1980年代開始修複這棟宅子時，裡面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現有的裝飾都是一點點修補上去的。沈先生雅善丹青，畫了幾幅畫，就掛在張宅的門廳裡。那副對聯也不是宅子裡舊有的東西。
昔日南潯鎮上的首富叫劉墉，他兒子修了劉家的私人園林小蓮莊，他孫子劉承乾建了一棟藏書樓，叫嘉業藏書樓，曾是江南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劉承乾1920年開始建藏書樓，家境慢慢衰敗之後，又變賣了不少珍貴圖書。
而今的藏書樓裡密密麻麻堆積著木雕版，有一間小屋，兩三個工人正在用百年前傳下的雕版印刷《史記》，這樣一套《史記》專供收藏，價格不菲。我問修複專家沈先生，每天鎮上的人從這些昔日富翁的豪宅和園子邊上走過，心中感受如何。沈先生說，錢財是虛幻的，文化才能流傳下來。嘿嘿，文化傳下來沒有我並不知道，錢財是真的沒有傳下來。
鴉片戰爭後，上海變成通商口岸，生絲的外貿生意，造就了南潯大批的富翁。在劉家張家發財致富的這個階段，棉花正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商品。英國人從印度買棉花，在非洲販賣奴隸，到美國南方種棉花，棉花運到曼徹斯特、利物浦的紡織廠，織成棉布，棉布再販買到全世界。工業化生產讓棉布越來越便宜，似乎那時候有一個大趨勢，人們對服裝的消費驟然增多，棉花和絲成了風口上的買賣。跟上這個風口，南潯就湧現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在南潯夜裡沒事乾，拿著手機看了一遍老電影《野麥嶺》，開頭是歐洲貴族階層的舞會，貴婦人的裙擺搖曳，慢慢鏡頭疊化成日本女工雪地裡跋涉的腳。電影中講到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生絲行業協會開會，說生絲是唯一能給日本帶來外匯的行業，日本要買大炮買軍火就要靠生絲出口了。電影中也講到了繅絲的標準。
第二天早上，在南潯鎮上的絲綢博物館，我參加了一個體驗項目，一位老蠶農教我繅絲，一盆熱水裡泡著幾十個蠶繭，牽一個線頭系在木輪上，腳底下像踩縫紉機一樣踩動踏板，我折騰了半天，也沒弄出幾根絲線。這要是在紗廠裡乾活兒，估計早就被工頭打得皮開肉綻。
然後我就想起了中學課本裡的那篇課文《包身工》，當年不太懂這篇文章說的是什麽，手裡摸過蠶繭和絲線之後，忽然明白了那篇老課文。所謂“包身工”，就是要跟工廠簽一個賣身契，《野麥嶺》裡的女工，也都是這種工作契約。
日本人將紗廠開到上海，獲得了大批的廉價勞動力。南潯的富翁們也曾開過紗廠，但在工業生產上，不敵日本商人。有一本書上說，南潯富翁不會搞資本主義那一套，比如說他們總是分家，一個人創下的家業，分給幾個兒子，兒孫們各有各的愛好，不能把錢集中起來辦大事。
（二）
我去南潯，是為拍攝一個旅行節目的樣片。年輕導演總是問我，老苗，你的旅行動機是什麽？為什麽你想去南潯呢？我說，這裡出現過好多富翁，我想了解一下他們的故事。
想象一下，1840年代的某一天夜裡，這裡的小商販聽到消息，說廣州打仗了，鴉片戰爭開始了，他們擔心從廣州出口的生絲貿易會受影響，卻沒想到，以後他們只需把生絲運到上海就好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將降臨此地。
我給年輕導演講《野麥嶺》和《包身工》，他一臉茫然，好像沒多大興趣。後來我終於明白，他的擔心是正確的，我的旅行動機根本無法在視頻節目中體現，我的旅行動機只能在閱讀中實現，在自己的想象中實現，很難表現出來，也很難傳遞出去。
能講講劉墉是怎麽發財的嗎？怎麽就從一個店鋪的小夥計變成了首富？很多記述都說劉墉聰明又勤勞，講究誠信，能抓住機會。商人發財的故事很容易就變成一些道德訓誡。我看到一位劉氏子孫總結劉家的生意經：一是官府裡要有人，二是要和洋人做生意，三是兒孫們還是要讀書。這個生意經放到今天也許還有效。
有一本書，記載了劉家和張家後人的境遇，有的成為鋼琴老師，有的成為昆曲研究專家，有的在上海做大學教授，每到清明，張家的後人還會回到南潯祭祖。書上說，劉家人的一大愛好是置房子置地，在西湖邊上買地建別墅，在上海法租界附近買房產，1957年，劉家在上海的房產充公，共計13萬平米。
南潯水鄉，細雨迷朦，我們坐著一條烏篷船，喝著“三杯茶”，去一個叫“洗粉兜”的地方，在那裡下船轉了一圈，看見一小片菜地，種的是當地特產“繡花錦”，一種綠油油的蔬菜，像油菜也像小白菜，炒熟了是綠油油的，包餛燉也特別好吃。洗粉兜出過一位作家，寫《哥德巴赫猜想》的那個徐遲，徐遲的爸爸徐一冰，在南潯辦過孤兒院。
如今的洗粉兜已經看不到徐家的什麽痕跡了，不知道南潯鎮上出過一位作家，對生活在這裡的人會有什麽影響。我問一位祖籍湖州的姑娘，你生在這樣一個有文化的地方，有什麽特別之處嗎？她想了想說，上小學的時候必須上書法課，我們這裡出過趙孟頫，所以我們都要寫點兒毛筆字。
我在高德地圖上查了一下“徐一冰游泳池”，就在景區邊上，這座游泳池是以徐遲的父親徐一冰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去那裡游泳的孩子或許都知道徐一冰的事跡。
徐一冰曾在日本的一所體操學校留學，回國後在上海辦了一座中國體操學校，那是1908年的事。他還創辦了一份體育雜誌和一張專業的體育報紙，後來他把體操學校遷到了南潯，校舍佔地五十畝。他兼任南潯小學的校長，還在洗粉兜給貧困兒童辦了一所半工半讀的學校，貧困兒童上午學文化，下午學一門能養活自己的手藝。為了教育事業，徐一冰變賣自己的家產，他42歲英年早逝。
如果不是到南潯轉一圈，我是不知道徐一冰這個人物的。一個鎮子出了一個人物，當然在乎其名聲傳播了多遠，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也在他為家鄉做出的貢獻。古時候的富裕人家，會拿出一部分田地的收入辦義莊，照顧同姓家族中的孤兒寡女，供貧困兒上學，這是為了維護自家生活的穩定，你富裕了，不搞好鄰裡關係不搞定窮親戚，遇到災年，他們真的會到你家來禍害。徐一冰先生不是辦義莊辦慈善，他肯定有更強烈的道義上的衝動。
一代人接著一代人，努力將一方水土變得更美，這是一種多麽可貴的力量。
（三）
南潯的樣片拍攝完成之後，這個項目就進入停滯狀態。按照我的想法，第二站應該去騰衝。我對騰衝的興趣，緣自一句廣告語，某一次在機場，我看見一幅旅遊廣告，上面的大字是“騰衝，中國人的精神故鄉”，我不知道這句廣告語是誰想出來的，據說，騰衝是抗日戰爭中我們收復的第一個縣城，把騰衝與精神故鄉聯繫起來，肯定是因為滇西抗戰。我找來余戈先生的滇西抗戰三部曲，《松山戰役筆記》《騰衝之圍》和《龍陵會戰》，也請余戈先生介紹了幾位騰衝的當地朋友，然而，計劃中的探訪始終沒有成行。
余戈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就職於解放軍出版社。早年間他看到一部日本戰史，發現日本人把戰事寫得非常細致精準，余戈就想，我也要寫一部像樣的戰爭史。他選擇了滇西戰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裡地處偏遠，松山上還有當年的戰壕、陣地，騰衝的古建築上也還能看到彈痕。當地一些中年人，小時候玩打仗還能從舊戰場上撿來頭盔和子彈殼。《騰衝之圍》這本書非常細致地記述了每一天的戰鬥是如何進行，每一塊土地是怎樣奪回來的，讀起來很累，我一邊讀戰爭史，一邊讀詩來調劑一下。
首選的詩人當然是穆旦。他本來是西南聯大的學生，當年昆明的生活場景是什麽樣呢？王佐良先生的《一個中國詩人》裡這樣描述——聯大的屋頂是低的，師生們外表襤褸，然而一直對智識生活保持著興奮。
在抗戰初期，圖書館很小，從國外運來幾本新書，都會被當作寶貝似的迅速閱讀。到了下午，文學青年喝著茶，討論著奧登這些英國詩人。離開茶館，他們就圍著校園一圈一圈走，熱切的聊著精神生活的話題。對他們來說，生活並不容易，學生時代，靠的是政府微薄的公費。畢業了就去當小職員、小公務員，拿著很低的薪水，結婚，洗衣服買菜做飯，為茶米油鹽發愁，為房租發愁。
這些文學青年，陷在汙泥之中，但生活的壓力稍稍放鬆一點兒的時候，他們就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中偷出一些時間來，幹什麽呢？寫詩。你看，當年的文學青年，和現在的文學青年並沒有什麽不同。但，當時在打仗。整個中國在抗戰中。
青年詩人穆旦入伍了，他加入了中國遠征軍。遠征軍配備了許多美式裝備，軍隊中有美軍顧問，所以需要大量翻譯人才。年輕的穆旦以翻譯官的身份，在1942年2月，隨中國遠征軍由畹町鎮進入緬甸作戰。戰事不利，他經歷了異常殘酷的滇緬大撤退，有統計說，遠征軍約有四萬官兵喪生於中緬邊境的山林中。穆旦後來寫下了名篇《森林之魅》《一個戰士也需要溫柔的時刻》等等。
由著穆旦，我又發現了一位以前不知道的詩人，叫杜運燮，他在抗戰期間擔任過美國空軍的翻譯，最出名的詩歌叫《滇緬公路》，寫的就是這條公路的修建，為這條公路獻身的勞工，歌頌他們“無知又勇敢的犧牲”。1938年，滇緬公路修建，為了從緬甸運輸軍用物資，大批勞工像螞蟻一樣從事繁重艱辛的修路工作，“像螞蟻一樣”，寫到滇緬公路修建的文章中經常會看到類似的描述。
讀完詩，再回到《騰衝之圍》，飛機會改變你的距離感，從北京飛騰衝不容易，要在昆明轉機，但也嗖的一下就到了，坐飛機體會不到崎嶇的山路，體會不到當年的戰事之艱難。
遠征軍反攻，要從高黎貢山上打過來，怒江西岸是高黎貢山脈，山中很少有道路，要沿著古道，經過三個海拔四千米的埡口一點點打過去。日軍在險要位置都構建了工事。當時的一位美軍參謀說，以單兵作戰能力而論，日軍士兵以一敵十並不誇張，中國計程車兵不愛護裝備，素質差，但遠征軍及從軍的勞工，能一點點從怒江打過去，實實在在地印證了中文裡“苦力”這兩個字的含義。我好像沒法再拆解這個詞，苦是吃苦？力是力量？應該不是吃苦，而是痛苦，忍受痛苦，忍受極大的痛苦，從中釋放出綿長的不息的力量。
讀完《騰衝之圍》，回頭再讀穆旦的《讚美》，讀艾青的《我愛這土地》，讀田間的《給戰鬥者》，
讀抗戰期間的其他詩歌，看青年詩人徐遲的呼聲，那一場抗戰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眾多詩人的心靈感受和表現手法。那些五月的麥酒，九月的米粉，那些十月的燃料，十二月的煙草，一樣的是從這傾圮的屋簷下散開的無盡的呻吟和寒冷，一樣的是這飛過的烏鴉的聲音，低壓的暗雲下唱著單調的東流的水，飄散在幻想的領域，這些前輩寫下的詩篇，讓我從紙上再次體認祖國的山河。
（四）
大概是兩年前，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寓所裡，我第一次看到京都大學出版社第一版的《雲岡石窟》，皇皇十五本，當時驚歎於這套舊書的價格及日本學者的細致，那位朋友收藏許多珍貴圖書，其中一套《奈良六大寺大觀》也非常精美。
當然，我也記住了長廣敏雄的名字，日本學者長廣敏雄和水野清一，在1939年至1945年間，多次前往大同考察雲岡石窟。1951年，兩人編纂的《雲岡石窟》開始出版，總計十五卷的巨著是雲岡研究的巔峰之作。長廣敏雄留下了一本非常薄的《雲岡日記》，記述他在雲岡考察的過程，其中有一張照片很有意思，一位身著納粹軍服的德國軍官，在雲岡石窟參觀，和考察隊合影。
伊東中太多次到中國考察，他寫的《中國紀行》，行程之廣令人歎服。在日本人看來，是他在1902年開始的考察“發現”了雲岡石窟。後來有了木下傑（上木下工）太郎所著的《雲岡日錄》，這一位以文學家的筆觸記錄了他在雲岡的觀感，開頭的描述有一種穿越感，他從西直門上火車，車過青龍橋，車過下花園，車到張家口，由張家口再去大同。
作為一個北京人，我對所謂遠方的探索好像也是這樣開始的，從西直門上火車，去八達嶺長城，有一所車站叫青龍橋。現在，我們要去張家口滑雪，高速公路上會經過下花園。
1933年，梁思成也是從西直門火車站出發去山西考察古建築。至1937年，梁思成一共去了四次山西，和營造學社的社員對佛光寺、晉祠做了細致地測繪。至抗日戰爭爆發，梁思成的山西之行中斷了。從1938年開始，長廣敏雄和水野清一扎根在大同的雲岡石窟。這其中應該有“國破山河在”的苦楚。
1938年3月，水野清一、攝影師羽館易、北京的拓片工人徐立信來到大同，開始對雲岡石窟的考察。第一個難題是，怎麽給佛像拍照。有些石窟，借助日光就能完成拍攝。有些石窟，前面有密集的閣樓，石窟內有巨大的塔柱，當時的雲岡沒有任何電源，他們的辦法是用鏡子反射，從大同的理發館裡買來大大小小的鏡子，石窟外的助手先將日光反射到窟內，窟內的助手再用鏡子反射到要拍攝的佛像上，攝影師羽館易爬上腳手架，從取景器裡看見被照亮的第六窟的巨佛，大吃一驚，佛像被積存千年的塵土包裹著，塵土有五六厘米厚。攝影師只能拍攝被塵土包裹的佛像。第二年，他們在拍攝之前，先進行清掃，灰塵像煙霧一樣在石窟內漂浮，要一周時間才能平息。
1939年，長廣敏雄來到雲岡石窟參加考察隊，此後幾年，他在雲岡一共待了兩百多天，他說，在這兩百多天的深夜裡，好幾次都有錯覺，聽到雕鑿的聲音，靜靜的微弱的從黑暗中傳來，心中充滿苦澀，但是對古代的石匠極為尊崇。
北魏時，有一位高僧，為推廣佛法，說北魏的五個皇帝都是佛，應該做成佛像。公元460年，在大同西郊十六公里的沙岩層斷崖上，匠人開始雕刻工作。當時，大同是北魏的國都。北方的冬季漫長，無數雕工，一手拿著鑿子，一手握著錘子，不斷雕鑿追加線刻，歷時七十年，他們的千辛萬苦造就了雲岡石窟的壯觀。1500年之後，我們還能看到這些佛像，能與之凝視片刻。
1939年9月27日，中秋節，長廣敏雄在日記中記載——下了台階，向西走去，踏著月影，沒入蒼茫的月光，走在石窟前，向第20窟的露天大佛走去。不由得跪在佛前，自然而然低下頭。月光尚未把大佛全身照住，臉部有一半的光，在月光下，說不出的崇高、嚴肅。
1941年10月14日，長廣敏雄在日記中說，這一年的考察作業完成了，結束了第20窟大佛像的測量。撤離雲岡的行李收拾好了，他和幾個同伴去臨近的水泉村去買雞蛋。“水泉村是個安穩的村子，樹挺多。這一線風景氣魄太壯大了，與偉大遼闊的高原相比，石佛也不過是一個山谷。在我的頭腦中，頻頻響起了音樂。與這個高原相匹配的是巴赫那樣的音樂。如果不是具有永恆性且特別有生命力的音樂，就不能對抗自然。近6時，夕陽像木雕一樣清晰地浮現在山壁上。北魏人從這個自然中創造了大石窟群。今天的人們又從這個自然中得到什麽呢？”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考察之時，村民還依石窟而居，日本侵略者開始遷移村民，並且立下告示，“破壞石窟者，格殺勿論”，他們甚至還規劃了石窟公園，好像能長久佔領似的。戰爭結束，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返回日本，他們在京都大學出版了《雲岡石窟》。水野早逝，長廣敏雄到1984年等到了重返雲岡的機會。日本人組織旅行團去雲岡石窟，邀請長廣敏雄隨行，並且給旅行團員講解，這應該是高規格的旅遊了，能由這樣一位學者陪伴。
旅行的動機是什麽呢？年輕時總容易找到理由四處看看吧。大概三十年前，我去過一次大同，印象中城裡路邊上有許多熟肉鋪子，刀削面非常好吃，我在同學家裡一頓飯吃下去五碗面。去看了雲岡石窟，那時候雲岡石窟還沒有修建出規模宏大的廣場和博物館，門口就不斷有運煤的大卡車經過，似乎有塵土飄散在佛像上。
年輕時去的一些地方，浮皮潦草地瞎看，現在多讀了一點兒書，看到了先人為這片山河做出的努力與犧牲，看到了前輩詩人為這片山河寫下的詩篇，也看到了他者的目光與凝視。我嘗試著寫下我的感受，也希望你能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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