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4月30日，被稱為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文學的中國第一人，帶著他對西方文明的傲慢，和對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愚忠，悲涼的離開人世。“怪人”辜鴻銘，以其“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一生，最終換來的是廢帝溥儀賜予的“含謨吐忠”四字旌額。
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是英國人布朗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能講英語和馬來語，母親是葡萄牙人，多語言的家庭環境讓辜鴻銘自幼對語言掌握有極高的天賦。據說，辜鴻銘通過後天學習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9種語言，共獲得過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英國文學等13個博士學位，還在1913年和泰戈爾一起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歷經14年遊學歐洲歸國的辜鴻銘，並沒有膜拜西方文明，而是表現出睥睨物表的傲慢和鄙夷甚至大肆攻擊，極力捍衛中國傳統，並且頑固保守到不通情理的程度。站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殘陽下，辜鴻銘拖著辮子以近乎於卑躬屈膝的姿態獻出含謨吐忠的情懷直到去世，做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最忠實的遺民。
辜鴻銘的怪癖：“嗅佛手”，竟是喜歡聞腳臭
在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曾經流行這樣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他是第一個將《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的翻譯家，曾經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在德國曾經有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這樣一個在海外影響深遠的人物，在國內津津樂道的話題，卻是他的那些怪言、怪行、怪癖。
辜鴻銘的怪言和怪行，往往閃爍著一種機敏和智慧，雖然有些時候在邏輯上並不能行得通，在現實中也並非正確。他用一把茶壺配多隻茶杯的例子，來證明中國“一夫多妻”的正當性；用數學中的加減乘除類比孔孟之道，得出儒學永遠不會過時的結論；遊學歐洲時，用倒看德文報紙的方式對嘲笑他的德國人反唇相譏，……，凡此種種，總是透著投機取巧似的鋒芒，以傲慢對抗傲慢。他的特立獨行成為彼時北京城的一個“景點”，尤其是他的辮子，是出土文物式的一景。
1917年，辜鴻銘受時任校長蔡元培之邀執教於北京大學，主講英國文學。有意思的是，他在講英文詩歌時，把英文詩歌按照《詩經》分成國風、小雅、大雅三類，國風中又被辜鴻銘分成蘇格蘭、威爾士等七國國風。辜鴻銘第一天上課，頭戴紅結黑瓜皮小帽，將一頭灰黃的頭髮夾雜著紅絲線仔細編好，身著長袍馬褂，腳蹬平底布鞋，伸手揀一根粉筆，辮子一拋，便在黑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鴻銘明白笑從何來，於是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關於辜鴻銘的辮子，在當時還曾被考據過來龍去脈。
據說，辜鴻銘本是最先剪掉辮子的中國人之一，後來剪辮子成了社會共識，辜鴻銘反而把辮子留了起來。於是，胡適總結辜鴻銘的這種行為說，當初剪辮子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留辮子是“久假而不歸”。胡適的這番議論被辜鴻銘知道後很是氣憤，認為這是“毀謗”，以起訴相逼要求胡適登報抱歉，並當面向胡適說出了自己蓄辮和剪辮的真相。
辜鴻銘年幼時，父親將其托付給一位蘇格蘭教士出洋留學，特意叮囑了辜鴻銘兩件事：第一，你不可進耶穌教；第二，你不可剪辮子。那時，雖然他腦後的辮子背負著“豬尾巴”的嘲笑，但終究是忍辱不敢將其剪掉。後來，辜鴻銘的女朋友對他的辮子愛不釋手，於是辜鴻銘借了一把剪子，把辮子剪下來送了給她。關於蓄辮和剪辮的考據，最終還是辜鴻銘自己揭開了謎底，但胡適對辜鴻銘的這種說法依然采取保留態度。
關於辜鴻銘的怪癖還有很多，被說得神乎其神的則是他對女人小腳的欣賞。據說，當辜鴻銘的夫人淑姑不在身邊的時候，辜鴻銘就寫不出文章，因為他好聞女人的裹腳味。每逢寫文章，他就得讓淑姑侍奉在側，一手握筆，一手捏著夫人的三寸金蓮，邊嗅邊寫，還美其名曰“嗅佛手”。辜鴻銘還為此總結出一則對小腳的品評口訣：“小腳女士，神秘美妙，講究的是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訣，婦人肉香，腳為一也，前代纏足，實非虛政。”還說，“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風味，差可比擬。”因為對女人小腳的態度和立場不同，這也成為辜鴻銘和胡適經常“掐架”的原因之一。
實際上，辜鴻銘這種幾近於惡趣味的怪癖或者怪言怪行多少有些捕風捉影，辜鴻銘維護他眼中包括裹腳布在內的一切所謂的中國傳統，正是這種偏執，讓他表現出了怪誕的一面，這對於他本人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可悲。
對話世界文豪：很遺憾，你沒有辮子
1905年，辜鴻銘收到一封來自世界文豪托爾斯泰的信件，和他一起收到這封信的還有當時的留俄學生張慶桐。次年，辜鴻銘通過俄國駐上海總領事寄給托爾斯泰兩本他自己用英文寫的書，一本題為《尊王篇》，一本題為《當今，皇上們，請深思！論俄日戰爭道義上的原因》。
1906年9月13日，托爾斯泰給辜鴻銘寫了覆信，題為《致一個中國人的信》。托爾斯泰在信中提到：我對中國人民的生活一直都非常感興趣，我嘗試著去認識那些我能理解的東西，首先是中國宗教智慧，拜讀孔子和孟子的書以及對他們的評論。當然我也讀關於中國佛教以及歐洲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該信件先後被發表在德文《新自由報》、法文《歐羅巴郵報》、日文《大阪每日新聞》上。兩年後，托爾斯泰八十壽辰，辜鴻銘把自己翻譯的《大學》和《中庸》兩本書寄給托爾斯泰。
和與托爾斯泰的交往相比，辜鴻銘與另外兩位世界文豪的對談就顯得不那麽友好了。
1920年，46歲的毛姆來到中國，見到了63歲的辜鴻銘。兩人寒暄過後，辜鴻銘首先向毛姆展示了自己細小灰色的辮子，對毛姆說：“這是一個標誌，我是舊中國的最後的代表。”
辜鴻銘對西方一貫的傲慢與偏見，在毛姆面前有些失靈。面對這位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的中國第一人，毛姆看到的是“一個抱殘守缺、虛張聲勢的遺老”，他洞察到辜鴻銘內心的空虛與驕狂，以及他所依托的那一套文化秩序不可挽回的衰敗，在《哲學家》一文中寫道：“他的學問是淵博的，他雄辯的詞組給那些掌故以一種光怪陸離的生命力。使我不得不思索他那有點令人哀惋的形象。他覺得自己有能力去管理國家，但是沒有國王委他以官職；有淵博豐富的學問，夢寐以求地想傳授給一大幫學生，而到這裡來聽講授的只是少數，一些愚頑不幸的，面有菜色的，資質魯鈍的，村野土氣的人而已。”
辜鴻銘對辮子的格外在意，也發生在了次年渡海來華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身上。
1921年，芥川龍之介以大阪每日新聞社海外觀察員的身份來華遊歷，其間見到了“意氣風發，眼光越發如炬，臉龐越發似蝙蝠”的辜鴻銘。辜鴻銘首先對這位身著西裝革履的東洋文人表達了惋惜，因為他沒有辮子；芥川龍之介對辜鴻銘的關注點，則是這位意氣風發的老人“為何感慨於時事而不參與時事？”或許這個問題戳中了辜鴻銘的痛處，含糊其辭之後，並沒有躲過芥川的追問，於是辜鴻銘只得“便似有所恨地在粗紙上大書曰：‘老、老、老、老、老……’”。
辜鴻銘曾沾沾自喜的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便是我。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現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在保皇。”
1885年，辜鴻銘度過14年的歐洲遊學生涯後，經馬來西亞回到中國，成為張之洞的幕僚。當時，辜鴻銘前往福建老家探親，途中偶遇張之洞派到福建了解中法戰情的知府張玉書，兩人交談甚歡。張玉書將其推薦給正興辦洋務亟需“西學”人才的張之洞，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二十餘年的幕僚生涯。可以說，辜鴻銘這樣一位在率先接觸西方文明的中國留學生，最終確立了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與張之洞本人對儒學的堅強信念是分不開的。
1908年，張之洞去世，辜鴻銘在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一書寫道：“我願意公開在此，寫下我對已故帝國總督張之洞的感激：感激他二十多年所給予的庇護，從而使得我不至於在冷酷和自私的中國上流社會，降低自我去維持一種不穩定的生活。另外，儘管我時常任性，他卻始終以寬容、優禮和善意待我。而且我還榮幸地學會了作為一個新兵在他的領導下去為中國文明的事業而戰，他是中國牛津運動中最好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後一位偉大的文人學士。”張之洞逝世的次年，宣統即位，辜鴻銘成為外交部侍郎。之後還曾提名為溥儀的英文教師候選人，但最終落選，辜鴻銘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解釋說是缺乏對中國“古代禮儀”的了解，“帝師夢”終究沒有實現。
隨著清王朝的瓦解，辭去公職的辜鴻銘在1915年受蔡元培之邀成為主講英國文學的北京大學教授，後因維護蔡元培的校長職位辭職，前往日本、台灣講學。回國後，拒絕了張作霖邀請的顧問一職，轉而接受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的山東大學校長職務，但還未到任就因病去世。
遲到的榮耀：臨終前的浩蕩皇恩
辜鴻銘終其一生對近現代中國出現的所有的變革思想和行為，都回以最嚴厲的抨擊：訓斥維新派，痛罵洋務派，為慈禧辯護，為保皇奔走。辜鴻銘對參與時事一直保持著濃濃的激情，但現實卻總是讓他有淡淡的無奈，究其原因，還是他的政治熱情得不到來自官方的回應。
1900年，八國聯軍大舉侵華，並堅持要求懲處試圖利用義和團打擊外國在華勢力的大臣和皇親。為了緩和局勢，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先後向英國駐華領事表示出協商和解的願望，並草擬電文準備轉呈英國政府。當時，身為張之洞幕府“洋文案”的辜鴻銘，負責翻譯這份電文。
成為張之洞幕僚已有5年的辜鴻銘，感覺自己出人頭地的機會來了。於是他根據這份電文，寫下了長達兩萬字的文章，題名《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關於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實感情的聲明》。這份聲明，既是向列強要求“尊王”的請願書，也是為慈禧辯護的忠君“宣言”。辜鴻銘以無盡的熱忱把慈禧塑造成一位慈悲聖明、忍辱負重、深明大義的“國母”形象。這種忠君的熱情，一直持續到1911年。當清王朝滅亡之後，當時的大義凜然和愛國情懷變成了辜鴻銘後來的眾多悲劇、喜劇甚至鬧劇。
在辜鴻銘看來，他一生的榮耀不是掌握了9種語言，懷揣13個博士文憑，也不是在西方人面前可以有底氣用傲慢的眼光反唇相譏，而是在1924年被廢帝溥儀召見，他的耿耿忠心終於上達“天庭”。雖然當時已經沒有“皇帝”這個頭銜，但這次召見幾乎是完成了辜鴻銘的畢生所求。
根據溥儀的老師莊士敦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的記載，溥儀是在養心殿對辜鴻銘進行了個別會見，然後一起到禦花園內吃午飯。當辜鴻銘進入餐廳時，仍然緊張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和一貫咄咄逼人、滔滔不絕的“辜瘋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此，莊士敦在文章中反幽一默的說，“我以前見過他，但不知道他在正式場合會說不出話”。辜鴻銘把這次會見作為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一天，聽說直到他臨終之際，對這次會見的記憶“仍在慰藉著他的心靈”。
很難想象，一位從小就開始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最早的留學生，最終會選擇逆歷史潮流而動，完全服膺於中國古聖先賢的言論，成為一個堅決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做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最忠實的遺民。
這種“悖論”其實並不難理解：和辜鴻銘相比，嚴複等同批的歐美留學生最先接觸的是西方自然科學，閱讀的是亞當·斯密、斯賓塞，學習的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科學著作；辜鴻銘接受的則是浪漫主義學說，閱讀的是歌德、培根、莎士比亞，受到的是人文、歷史和哲學教育。置身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用文史的眼光打量東西方文明在自然科學層面的差距，不僅看不到落後的現實，反而會局限在千年文化傳承的思維下形成守舊儒生特有的優越感。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懷揣末代皇帝賜予的最後榮耀離開人世。他死後，已經搬離紫禁城的溥儀賞銀為他治喪，並賜“含謨吐忠”旌額。這四個字，既是對辜鴻銘一生恰如其分的蓋棺定論，也是他畢生追求的最大慰藉，即使他所擁護的天子時代早已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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