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李雲蝶
編輯 | 胡傑 校對 |楊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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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一場SARS冠狀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肆虐全國。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親臨一線，指揮抗擊非典。
17年後，一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襲來，並在世界暴發。如今，任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院長和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的黃潔夫密切關注新冠疫情的發展，對疫情建言獻策，並堅持每周在協和醫院從事外科臨床工作。
針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3月20日，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黃潔夫。
專訪黃潔夫：搞疾控的人是“戰士”，他們的權威是技術，而不在級別。新京報“剝洋蔥”出品
談SARS
領銜第二批專家組，支持鍾南山病毒說
新京報：2003年SARS期間，你在衛生部做什麽工作？
黃潔夫：十七年前的事，仿佛還是昨天，記憶猶新。我是2001年10月調至衛生部的，2003年2月7日我回廣州過年，8日廣東省副省長與衛生廳長告知我原來工作過的中山醫科大學附二院發生了醫務人員群體性不明原因肺炎，醫療界有些緊張。我第一時間就電話報告了衛生部主要領導，衛生部高度重視，春節前就派遣衛生部與國家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赴穗調查。第一批專家組調查結果是“衣原體”感染性肺炎，主要是當時發現屍檢病理有大量衣原體。春節後，疫情未能控制，有更多人員發病，多個醫院均發生疫情。我受命作為第二批專家組的衛生部領導赴廣州。當時的科學技術手段有限，沒有現在的基因測序、核酸檢測等，病原體一直未明確，國家CDC專家與廣州臨床專家意見不一致，有“衣原體與病毒之爭”。我是支持鍾南山等八名呼吸病專家意見的，認為疫情是病毒感染。
新京報：這次新冠肺炎暴發後，你主要做了什麽？
黃潔夫：常言“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作為一名74歲的退休幹部，雖已不能親臨抗疫前線，但心在抗疫前線，“老驥伏櫪”吧！我有許多學生和昔日同事與朋友都在抗疫一線，我為他們的安全擔心，也為他們英勇奮戰取得的勝利而鼓舞，也盡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在中國器官移植基金會層面，例如：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的同志們聯合，聯繫台灣中華婦女聯合會向大陸捐助了台灣第一批抗疫急需物資；基金會募捐善款，並與宜興市人民政府、韓美林紫砂藝術館捐贈紫砂壺義賣向抗疫一線的戰友們獻愛心；基金會開展了“網上講座”，集中移植專家的智慧討論與疫情有關熱點問題，如：“終末期新冠病人肺移植”、“瑞德西韋”臨床試驗，疫後公衛體系重建等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言獻策。
談“短板”
國家應從法律上將行政乾預的缺口堵死
新京報：與2003年SARS相比，你覺得這次應對疫情比較大的進步是什麽？
黃潔夫：經過SARS以後我國綜合國力與十七年前已今非昔比，我國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與科學技術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令全世界矚目的是我們用了很短時間發現了新型冠狀病毒是傳染源，並在2020年1月10日，把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與全世界分享，對傳播途徑有較明確判斷，在檢測、診斷和治療新冠病毒方面均有較大進展。重組疫苗現已進入臨床試驗，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方艙醫院建成使用，以及全國4萬多名醫護人員英勇赴疫情最前線，全社會萬眾一心抗擊疫情都是了不起的進步。
新京報：與2003年SARS相比，哪些方面變化很小或沒有改變？疫後改革有什麽建議？
黃潔夫：與社會經濟及科技顯著進步相比較，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後，正如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的制度、體制與能力的現代化管理改革十分緊迫，這次新冠疫情深刻地反映了這些“短板”。如果不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果斷決策與我們體制的強大，則疫情犧牲會更加嚴重。我相信，黨中央國務院會在疫情控制形勢進一步好轉時審時度勢地處理一些遺留問題並推進公共衛生體系改革的。
至於疫後改革，有人建議將CDC權力提升，我認為疾控工作是一種技術性工作，是採用科學方法對各類傳染病、流行病開展監測，系統分析、風險評估、預警和乾預，並制定標準和指南，是種專業技術要求很高的工作，權力的提升是在於技術工作不受行政干擾的權威性，而不是行政級別的提升。如果將疾控技術人員官員化，疾控工作則有極大風險。國家CDC與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地方CDC與地方衛健委疾控部門的行政關係和專業領域責任應該厘清。應完善重大傳染性疾病防控的直報系統，及時客觀地反映臨床一線醫務人員的科學報告，臨床醫學與公共衛生脫節的兩張皮的老大難問題要解決。
CDC專業技術人員要真正做到“不唯上，不死讀書，隻唯實”敢於擔當的科學精神與風骨，國家應從法律上將行政乾預的缺口堵死。要明確重大疫情問題處理的責任、越級申訴的權利和渠道，以及失職瀆職的責罰機制。
3月20日，黃潔夫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
談新冠患者肺移植
希望成為世界認可的中國硬核技術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一些國家政府提倡的“群體免疫”抗疫模式？
黃潔夫：“群體免疫”應該說是個偽命題，英文中的Herd immunity是人類與傳染病鬥爭中形成的“免疫屏障”的理論與概念，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醫學院就學過的老理論，是 “物競天擇”。如果今天在抗擊疫情中採用自生自滅的“群體免疫”，實際上是向病毒投降。會造成大量病人的死亡與社會動亂。這種觀點是對人類醫學進步的否定，也是不尊重人權。有些政府巧用這個概念，威懾公眾，讓公民自覺隔離，實際上也達到封城、封國的目的，現在儘管說有不同的模式，但實際上除了隔離還是隔離，只是分層、分級、分期的隔離而已，在疫情與經濟損失中找平衡。不少國家的疫情失控，十分慘烈。我們移植圈有不少專家都認識到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幸運與自豪。我國的新冠疫情作為甲類管理，診療所用的試劑、中西藥、呼吸機、ECMO（體外膜肺氧合）都充足供給，甚至對有一絲希望的病人都盡百分之百的努力，例如：採用肺移植，降低死亡率。
新京報：最近無錫市人民醫院和浙江大學第一醫院做了幾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術，引發各界關注。對此你怎麽看？
黃潔夫：對烈性傳染病進行器官移植是世界醫學的禁區，肺移植技術已是成熟的醫療技術，但如何在新冠肺炎中使用則是全球關注的熱點。我國提出進行高選擇性、高防護性、嚴管控性的肺移植以降低新冠死亡率，這使世界移植協會（TTS）與世衛組織器官移植特別工作委員會（WHO Task Force）十分關注。最近世界移植協會（TTS）與WHO與我聯繫，希望我國介紹在疫情中如何推進器官捐獻與移植的經驗。所以對此項工作我國應有統一指揮，選擇前期已有扎實臨床工作基礎的團隊進行臨床研究，切忌一哄而上，合理與符合倫理標準地利用愛心奉獻的器官來源，並要評估與科學總結及隨訪，並由有扎實專業外文基礎的專家予以總結，形成為世界所認可的中國抗疫的硬核技術。
談病毒起源
世界人民都需要一個更詳細、更透明的解釋
新京報：現在國內外均熱議新冠病毒來源，你有何見解？
黃潔夫：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問題，我們的“雲播間”由武漢同濟大學陳忠華教授根據國內外文獻做了較全面的一個報告，你們可以上網參考。我只是一名臨床外科醫生，隔行如隔山，這個問題應請病毒學家來回答更妥當一些。但現在國際上有別有用心的人借助疫情汙名化中國，我是十分憤慨的，病毒來源是一個生物界的自然過程，應該科學地研究，更不能帶上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是明顯違反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疾病與病毒命名原則的。
我們應該清醒認識現有一些反華勢力企圖將新冠疫情變成在國際社會孤立中國、遏製中國發展的機會。我們應堅決回擊，俗話說“打蛇要打七寸”，要應用科學的事實與圍繞這一次新冠疫情流行病學，病毒演化樹中的種種疑問，實事求是地反擊。
2002-2003年SARS首先發生於佛山、順德等周邊農村，與廣東的野生動物市場交易與廣東人的生活習慣關係鏈條清晰，又找到了零號病人，經過近三年時間的努力才逐步明確從蝙蝠到市場野生哺乳動物再傳人的關係。但武漢市居民較少有吃野生動物的習慣，目前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或人類的直接感染源仍未明確，零號病人不清楚。再加上國內外許多病人與華南海鮮市場或武漢毫無聯繫，圍繞疫情發生的去年在國外11月-12月也有許多發人深省的事件。所以我認為應請世界衛生組織（WHO）牽頭在全球範圍內調查研究，應該發揮我國曾經參加過中美合作冠狀病毒研究的病毒學與流行病學專家的作用，與世界科學家一道得出可信的科學結論，世界各國人民都需要得到一個更詳細、更透明的解釋。世衛組織總乾事譚德塞博士說“世界應該感謝武漢人民”，我認為這是他的肺腑之言。
新京報：你怎麽判斷現在我國與全球疫情形勢？
黃潔夫：目前全世界科學界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都還不夠，具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我不能夠毫無科學依據輕易對疫情發展形勢做預測。我國的抗疫由於有國家體制的優勢與全社會的熱烈響應及醫務人員高尚的職業操守，我們已取得了重大階段性勝利，看到了希望曙光。但隨著全球疫情的惡化，如何防止輸入性疫情成了艱巨的挑戰，絕不能掉以輕心，新冠疫情長期化很可能是個事實。當前我國采取的嚴格隔離政策與全球的疫情發展、新冠病毒的進一步了解結合起來，及時準確地將抗疫與經濟社會恢復要做戰略戰術上的調整。另外，新冠疫情也可能給我國帶來一次機遇，提升我國公共衛生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國際競爭力及政治大國形象。至於全球的疫情形勢我是不樂觀的。COVID-19病毒與SARS病毒不同，它在人與人之間有很高傳播速率，由於國家體制、文化、經濟、宗教的不同，製約因素很多。目前全球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超過30萬新冠肺炎病例，世衛組織稱新冠肺炎 是“世界大流行病” （Pandemic）。這個大流行病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對全球的政治與經濟都將會產生嚴重影響並改變世界格局。
談中西醫之爭
“一個世界，一種醫學”
新京報：你怎麽看待此次新冠肺炎治療中民眾與醫務界對於中西藥孰優孰劣的爭議？
黃潔夫：中西醫誰優誰劣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中醫和西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各有其優勢。目前我國醫療服務是西醫佔絕對優勢，建議不要用西醫的標準來衡量中醫。由於中醫具有中國哲學和傳統文化的屬性，中醫對某些疾病有明確療效，國內民眾普遍是肯定中醫的。中醫藥在抗擊新冠肺炎中發揮的作用與貢獻記錄在抗疫戰場上，得到舉世關注和讚譽。我建議中醫應根據中醫理論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個中醫的學術命名，不能跟隨西醫也稱COVID-19，是否可稱之為“庚子時疫”，根據不同地域和氣候特點，又分“溫濕”（濕熱）、“寒濕”。中國古代歷史有名的中醫治理瘟疫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防治經驗，應予以總結與提煉。
我記得美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博士十餘年前訪問北京時曾給部級領導作過一場世界科技進展瞻望的報告，講到未來的醫學應發揮中醫天人合一的整體觀、辯證施治的個性化以及內外兼治的特色。他講，中西醫準確講法應該說是現代醫學與傳統醫療。他說未來應該是One world, One medicine（一個世界，一種醫學）。
我國中醫專家應闡明在抗疫中怎樣扶正祛邪、化痰清熱、宣肺敗毒等，使新冠肺炎可以預防，使輕症不成為重症，使重症轉為輕症，怎樣配合西醫救治危重病人，並要有準確的英文翻譯與術語，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與方式講好中醫的故事。中醫藥製藥業應該將現在疫情中已證實的中醫藥方劑變成符合世界食藥規格的產品，如：片劑、衝劑、膠囊劑，並備有英文的成分說明與安全性保證，使中醫藥為世界抗疫發揮作用，為中醫藥走向世界邁出堅實的一步。應該把此次抗擊疫情看作是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黃金時機，不爭論，不折騰，做實事。老子曰“勝人者力，勝己者強”，中醫的強大必須依靠中醫醫務人員的自強精神。
新京報：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醫的一些“非議”？
黃潔夫：我是學西醫的，但我並不否定中醫，生病時有時也找中醫診病，2017年我去梵蒂岡參加一次世界移植會議前身體不佳，就專程去廣東省中醫院住院了一個星期。世界上有不少華僑包括外國朋友也看中醫。但不可否認，我國的中醫醫務工作者需要自強。例如我國中醫院西化現象很嚴重，中醫藥大學教育中中醫課程薄弱，中醫學校畢業生報考西醫的研究生比例過高，從事中醫的學生專業思想不牢，中青年知名中醫專家太少。中醫也用大白鼠作動物實驗發表論文，申報基金和獎項，中醫大夫診病都要看化驗單和CT（計算機斷層掃描）、MRI（核磁共振成像）、PET-CT（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報告單，中醫的“脈診”與許多行之有效的中醫療法已差不多失傳，名中醫後繼無人。民間中醫生存空間很小，特別是那些世代傳承確有專長，實踐中又得到廣大民眾認可的民間的中醫學偏方、祖傳方是可貴的遺產，要進行搶救性挖掘和扶持。應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讓那些有真才實學的祖傳的中醫也能夠合法地行醫和教育傳承，同時也要加強監管，要防止泥沙俱下，假冒偽劣的江湖巫醫，莆田老軍醫損害中醫聲譽危害群眾。
（實習生劉思圓對文本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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