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純粹的學者走了——紀念何秉松教授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何秉松教授以堅強的毅力和始終如一的精神，開始了他在法學領域尤其是刑法理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長達60多年的辛勤耕耘。早在50年代，他就參加了當時的刑事立法工作。何秉松教授獻身於這些學術活動，甚至把自己的家底都貼了進去，以致老兩口一直住在沒有電梯的五樓。

正月初七，正當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突然傳來噩耗：我國著名的老一輩刑法學家何秉松教授意外離開了我們！說意外，是因為雖然先生已經87歲高齡，但他身體硬朗，注重鍛煉，性格單純而樂觀，據說現在還堅持游泳和騎自行車。他對自己的期許是至少要活過一百歲，因為他還有太多的學術計劃。從友人的微信朋友圈中得知，他在入院前還在勤奮寫作，電腦桌上還堆滿了書籍。沒想到，一次簡單的身體不適卻由於先生拒絕服藥而趨於嚴重，在大年初四晚被迫住進了醫院。最初大家想，先生的身體底子那麽好，應當不至於有生命危險，何況再過三天就正式上班了，那時可以有更多的專家來會診。誰知就在節後上班的第一天，先生那顆頑強而堅毅的心竟停止了跳動。

何秉松教授1952年從北京大學畢業時才剛剛20歲，就隨院系調整到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執教，60多年來，除因“文革”中北京政法學院解散而中斷教學工作外，一直致力於法學教育和科研工作。因為他20歲就走上講台，當時的一些學生都和他年紀差不多甚至比他還大，如後來成為我國老一輩著名刑法學家的北大儲槐植教授（本科，和他年齡差不多）、社科院法學所的歐陽濤研究員（研究生，比他年齡還大）以及中國政法大學的不少刑法老師，如現在也已年逾八旬的魏克家教授等都曾經聽過他的課。儲槐植教授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我和何秉松教授可謂亦師亦友。1952年，當我成為北京政法學院的學生時，何秉松教授剛從北京大學畢業，到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執教。那時他才20歲，與我們這批學生年齡相仿，甚至還不如有的學生年齡大。但是，他講授的刑法課廣征博引，深受學生的喜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先生在中國政法大學執教67載，到去世前還擔任著特聘博士生導師，期間還曾兼任過山東大學的刑事法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先後培養了數十名法學博士、逾百名法學碩士，教過的大學生更是不可勝數。他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我作為教師的最大心願、最大幸福。”在他的學生中，不少已經成為法學界的知名學者和司法界的部級高官，難能可貴的是，先生以一貫的平等之心待人，鼓勵自己的學生獨立思考，從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我翻看自己從研究生時代開始從他那裡獲贈的多本著作，他的落款一直都是“秉松”。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何秉松教授以堅強的毅力和始終如一的精神，開始了他在法學領域尤其是刑法理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長達60多年的辛勤耕耘。早在50年代，他就參加了當時的刑事立法工作。此後，在審判日本戰犯案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中擔任律師。

在科學研究中，何秉松教授多次強調：“自由是科學的本性，創新是科學的生命。沒有自由，科學將淪為奴婢；沒有創新，科學將枯萎死亡。”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何秉松教授發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響的論文，深刻剖析與反思了法學領域的極左思想，其中，他與已故著名法學家余叔通教授聯名發表於《光明日報》的《重溫劉少奇同志關於法制建設的論述》一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高度評價，曾參與組織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和討論的《光明日報》原副總編輯馬沛文先生在評價何秉松教授他們的這篇文章時說，放眼當時的報刊，“絕無僅有”。這一時期，他發表的其他重要學術論文還有《關於黑格爾學說評價的幾個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刑法學要有正確的學風》《試論刑法的民主原則》等。其中他發表在《法學研究》上的長篇論文《試論刑法的民主原則》，首次倡導並系統論證了有必要在我國刑法上確立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三大原則。16年後，在1996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舉行的一次重要的刑法修訂座談會上，他再次慷慨陳詞，堅持他的一貫主張，對這三大原則在1997年新刑法中的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何秉松教授就開始致力於探索構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新體系。他首先抓住犯罪構成理論作為突破口，並在《法學研究》發表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犯罪構成體系》的長篇論文。經過長期思考和不斷積澱，終於在90年代迎來了他學術生命中的一個高峰，陸續推出《法人犯罪與刑事責任》《犯罪構成系統論》《刑法教科書》等多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在《法人犯罪與刑事責任》中，他提出了針對法人犯罪的“人格化社會系統責任論”，創立了自然人刑事責任與法人刑事責任一體化的理論新體系；在《犯罪構成系統論》中，他運用現代系統論，把犯罪構成看成是一個整體性、主體性、動態性、模糊性、多層次性、開放性的有機整體，至今讀來仍很受啟發；他的富有特色的《刑法教科書》自1993年問世以來，已在中國出版6版，還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這是日本第一次翻譯出版中國的法學教材。《法人犯罪與刑事責任》在日本也有多篇文章評介，被日本學術界稱為中國法人犯罪肯定論的代表。

進入21世紀，何秉松教授的研究領域迅速擴大，先後出版了《恐怖主義·邪教·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研究》（多卷本）、《刑事政策學》、《新時代曙光下刑法理論體系的反思與重構》（中英文版）、《全球化時代犯罪與刑法新理念》（中英文版）、《人權防衛論——對傳統刑法理論的反思與超越》、《中俄犯罪構成理論比較研究》（中俄文版）等多部著作。據統計，何秉松教授在2000年之後共出版著作10余本，幾乎每年一本，還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而此時先生已年逾古稀，不得不讓人驚歎其旺盛的精力和學術創造力。

何秉松教授還是一個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影響力的學者。早期，他翻譯過美國著名犯罪學家路易斯·謝利的《犯罪與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對犯罪的影響》，後來他又翻譯過保羅·羅賓遜的《刑法的結構與功能》等國外犯罪學和刑法學的名著。他自己的好幾部著作也有日文、法文和俄文譯本。此外，他還在日本、美國、俄羅斯、德國、法國等多種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十餘篇外文論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晚年以一己之力，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支持下，聯合中、美、法、德、意、日、俄、西8個簽字國的學者，創立了“全球化時代犯罪與刑法國際論壇”，這是該領域第一個由中國學者獨立發起和總部設在中國的國際學術研究機構。2017年，第九屆論壇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簽字國發展到26個。至此，這一論壇包括最主要的西方國家、金磚五國和其他重要國家，遍布全球五大洲，成為全球性的刑法學和刑事政策學的一個重要學術平台。鑒於何秉松教授對促進刑法國際交流的貢獻，2010年他曾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成為迄今為止中國法學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在獻身這些學術活動的時候，他甚至把自己的家底都貼了進去，以致老兩口一直住在沒有電梯的五樓。

何先生辭世的當天夜晚，北京飄起了雪花，第二天雪越下越大，及至初九上午在八寶山舉行先生遺體告別儀式時，大地早已白茫茫一片。雖然先生及其家人十分低調，但通過中國政法大學的網站及微信朋友圈獲悉此消息的先生海內外友人和弟子，以及國內各大法學院的刑法學科均紛紛發來唁電和敬獻花圈。在告別儀式現場，我見到不少從外地趕來的學界師友，許多人掩面而泣。回來的路上，我忍不住想：為何老天爺要為先生下這樣一場大雪？為何那麽多人趕來與先生道別？也許是因為先生的那種純粹、刻苦、自律和甘於清貧在這年頭太難得了吧。想起陳寅恪評王國維的那句話，用在先生身上也是貼切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一個人物，一段春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紀念（2019.3.1）|那個純粹的學者走了——深切緬懷何秉松教授

劉仁文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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