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夢中，張濤覺得冷，醒來摸到手機一看，凌晨5點多。空調被莫名關掉，他翻監控錄像，發現父親夜裡在空調前站了三個多小時，左看看右看看。
那是2月24日，患有中低分化肝細胞癌、淋巴管惡性腫瘤、肝性腦病、癌細胞擴散肺部感染等十餘種病症的父親被“勸”出院的第40天，父親病情一天天惡化，“變得癡呆”。
張濤要帶父親去住院，母親反對。她擔心去醫院會交叉感染，“我和你爸出事沒關係，你有個三長兩短，這個家就完了。”
為這事，母子倆爭吵了兩天。
這兩天，父親整宿不睡，神智不清，無法溝通，翻箱倒櫃擺弄家裡東西。
2月26日，張濤說服母親，載著父親在武漢市內一家挨著一家醫院跑，但要住院必須證明自己不是新冠肺炎病人。
“判定一個人是新冠肺炎病人很簡單，判定非新冠肺炎太難了。”醫院普通科室停擺，只能在急診科點滴，但父親肝癌細胞擴散至肺部，病例上“懷疑病毒性肺炎可能”幾個字，沒一家醫院願意收治。
張濤帶著父親先後做了七次核酸和三次抗體檢測，都是陰性，他多方求助，等著，熬著......第67天，張濤終於在3月22日為父親爭得一張住院床位。
看著躺在病床上安靜點滴的父親，張濤說不出抱怨話，“只要人活著，其他啥都行。”
“出院”
“你爸病情差不多穩定了，今天回家吧。”1月16日，張濤正在病房裡照顧患有中低分化肝細胞癌、淋巴管惡性腫瘤、肝性腦病、亞急性肝衰竭、糖尿病、冠心病等十多種病症的父親，醫生來通知張濤收拾出院。
病區內其他病人也被以不同理由勸回家了。
當時距離武漢“封城”尚有七天，武漢各大醫院發熱門診日接診量已是平日的幾倍，已開始增派其他科室醫護人員支援發熱門診和隔離病區，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讓出院前幾天，張濤就發現，去醫生辦公室但見不到主治醫生。平時基本坐滿的辦公室裡只剩一位醫生值班，詢問才得知，其他醫生都被派往醫院的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
去年12月底，張濤看到網傳帶有“SARS”字樣的截圖後，便有些警惕，他發個朋友圈提醒朋友“近期不要去華南海鮮市場，不要吃野味，等待官方通報”。
隨後，武漢官方發布通報稱“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可防可控”。張濤回想父親此前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治病時，醫生曾兩次嚴肅地提醒要戴上口罩，他網購了三十多個N95口罩，在醫院時，和父母都戴著口罩。
16日那天，張濤收拾好父親的病例材料和衣物，載著父母回家。
出院記錄上寫著，父親患有肝惡性腫瘤、肝衰竭等15種病症，病情十分嚴重。但沒辦法，他們還是得出院。
張濤嘗試給武漢市其他幾家醫院打電話說想住院，得到的回復都是“最近住不了院”。
父親今年才54歲，從2004年開始，身體一直不好。
張濤想起他初中時，一家人住在湖北省孝感市雲夢縣，父親在一家公司做銷售。
父親晚上總喝得醉醺醺回家，做銷售有應酬，想要回款，“喝一杯給一萬，不喝就慢慢等著。”
2004年，父親被查出患有肝硬化、肝腹水，那會兒母親帶父親在武漢醫院治病，一天花一萬多，家裡所有積蓄花光，還欠下幾十萬外債。
沒多久，醫生跟母親說“沒必要再治了，回家吧”。母親不願意放棄，堅持要留在醫院治，還悄悄用盡偏方，硬生生的把父親從鬼門關拉了回來，後來父親恢復得和正常人一樣。
在那之後，父母借錢在縣城裡開了一家小旅館。
母親睡眠不好，父親心疼她，自己守夜班。就這樣，小旅館開了八年，父親守八年夜班。
靠著小旅館，還了欠債後，張濤父母還存下些錢。2012年，他們在武漢市江漢區買了套房。兩年後，把小旅館盤出去，一家人來武漢生活。母親又摸索著開了一家月嫂中介公司，生意也還不錯。日子一天天好起來。
好景不長。2014年，肝癌又找上門來。2014年至2019年的五六年裡，張濤父親不斷查出各類肝病，先後做過幾次手術，都還算成功，病情得到控制。
但從去年9月份起，癌細胞不斷擴散，導致惡性腫瘤、肝衰竭、肝性腦病，擴散至肺部，導致肺部也感染了。
張濤辭掉工作，全心陪護。自疫情以來，母親也沒有再工作，兩人日夜交替，守在父親身邊。父親曾輾轉武漢三家醫院，最終又回到最初住院的那家醫院。
但病情還是沒被控制住。去年11月一天，醫生通知張濤，“沒有必要治療了，家裡的車子房子該過戶抓緊過戶，準備下後事”，這句話像刀子一樣刺進他心裡。
那是個大晴天，病區外陽光照得刺眼。張濤走出病區，來到停車場，躲進車裡，哭了許久。
心情慢慢平複，張濤想通了，“不哭了，留著力氣好好吃飯，吃好睡好才能照顧好他。”
他也把父親名下的車房過到自己名下，買好喪葬用品，放在車備份箱裡；又回了趟老家，買下一塊墓地。
惡化
父親被“勸”出院後，張濤陪伴父親熬過67天。
1月17日起，張濤只能在家盡力維持父親的生命，他開始謀劃接下來的打算。
這些年，張濤一家人和醫院打了不少交道。他也因此把父親病情相關的藥物和對應的症狀，記得七七八八了。
他每天給父親喂藥喂飯、擦洗清理，還記下父親當天的症狀及服用藥物劑量。
1月20日，鍾南山接受央視採訪時肯定了新冠肺炎會“人傳人”；21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公告，確認“已經出現了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存在一定範圍的社區傳播”。
在家的這段日子裡，張濤盡己所能也沒能讓父親身體好轉。
他所做的“病情記錄”中寫著，回家的第四天，父親出現腹瀉症狀；第七天，父親開始臥床不起，乏力，食欲不振，排便困難，面部、眼球發黃，是黃疸症狀，下肢開始水腫。
又過了幾天，父親開始嘔吐，腹部腫大。
1月23日上午10點，武漢“封城”了。
“封城”那幾天，父親還能吃下點面條。身體越來越差之後，張濤每次做飯都為父親煮點粥，端到床邊，讓父親用吸管吸下，飯量少得很，有時一天喝不了一碗粥。
2月，張濤父親身體不斷出現新症狀，病情日益嚴重。一天，張濤發現父親下肢已經沒有知覺，上肢用力掐才有少許感覺。
奇怪的是，2月23日，父親早上服藥嘔吐後，下午開始能自由下床行走，還鬧著給全家做了次飯，做了他拿手的番茄炒雞蛋。
做飯時，父親體力、精神和意識都挺好，一邊顛杓，一邊衝著張濤的鏡頭樂呵呵地說“平常動都不能動，今天（身體）很舒服”。
張濤和母親覺得“好的反常”。
讓張濤下定決定帶父親去醫院是在2月24日。
那天凌晨零點左右，張濤給父親喂了些水，結果全吐出來，給他按摩穴位才慢慢好轉一些，能少量喝水。安撫好父親，張濤就回自己臥室睡下了。
睡夢中，張濤覺得冷，醒來摸到手機一看，才5點多。原來是空調被莫名關掉了，他翻監控錄像發現，父親夜裡在空調前站了三個多小時，左看看右看看。
那晚父親整宿沒睡覺。張濤問父親，父親手拿著空調遙控器說“空氣中已經沒有氧氣了，馬上要爆炸了，要關空調”。
聽父親說這話，張濤明白了，肯定是肝性腦病又犯了。
以前父親肝病嚴重時，就會犯肝性腦病，神智不清、喜怒無常、多話、健忘，無法溝通。
這兩天，父親整宿整宿不睡。有一天夜裡，他非要把廚房裡已經擺放好的調料弄亂，重新擺放，然後把櫃子裡的衣服被子都拿出來，按照自己的心意整理一遍。
張濤說什麽都不管用，只能由著父親的性子來。等父親清醒時，張濤跟他說這些奇怪事，他完全不記得。
看著父親病情一天天惡化，張濤意識到，無論如何都要帶父親去住院。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日益升級，眼下非新冠肺炎病人都不敢去醫院，母親怕交叉感染，“我和你爸出事沒關係，你有個三長兩短，這個家就完了。”
為此，母子倆爭吵了兩天，“吵得很凶”。
2月26日，張濤終於說服母親，帶父親去醫院。
路上如何防護是個大問題。張濤自製一個“防飛沫保護面屏”，把家裡貼在玻璃上擋紫外線的遮光薄板，貼在外套的帽子上，出門戴著帽子，遇到有人的地方，就把“面罩”拉下來。他戴上防毒面罩，有時會戴兩層口罩，還戴上防護手套。
沒戴“面罩”的時候，張濤就頭套一個塑膠袋，遇人就把塑膠袋拉下來，不讓皮膚暴露在外。父母偶爾也會這樣防護，張濤覺得這樣“最起碼能阻擋飛沫”。
當天張濤帶父親去醫院，做了“CT-胸部及心髒平掃”，顯示“右肺上葉斑片影，考慮少許感染性病變可能；雙肺下葉腫脹不全、支擴；雙側少量胸腔積液等”。隨後，父親在急診科輸了些護肝護胃的藥。
打了針，父親的病情並沒有好轉。那天晚上，父親又犯糊塗，同一個問題，問了張濤一兩個小時，張濤就這樣面對著他，回答了一兩個小時。
留觀室
張濤不忍讓父親來回折騰，想讓父親住進留觀室。但病人想留在醫院治療，必須要證明自己是非新冠肺炎病人。
為此，張濤帶著父親開始一段“自證清白”的辛酸之路。
為了打消急診科醫生的顧慮，張濤和父母三人在2月28日上午都做了核酸檢測，下午的結果顯示，三人核酸都是陰性。
2月底，一連三天，父親都沒有排便，肚子脹起來。
看著核酸陰性結果，張濤滿心歡喜，心想這下父親能住進留觀室了，但當他帶著父親來到急診科才得知，留觀室已經沒有多餘的床位。
就這樣，他只得每天把自己和父親“武裝”好，往返於醫院和家之間，讓父親在急診科點滴。
有一次，急診科醫生把張濤叫進辦公室，大致意思是說父親的情況不太好，已經沒有必要再治，不然人財兩空。
張濤已經聽過太多類似的話。他沉默了幾秒說：“接著打針，繼續治吧。”
3月1日，父親肚子脹得越來越大，病情實在嚴重，緊急中，張濤叫了輛120救護車載父親來到醫院急診科。
“算是運氣好。”張濤父親順利住進留觀室。留觀室不同於住院。醫院規定，病人需要先在留觀室住七天，做一套全面檢查，全部都沒問題後才能住上正式病房。
張濤每天都要掛號、排隊、看診、開藥、照看父親點滴。晚上，母親睡在留觀室的折疊床上，他回車裡睡。
“能否有一張留觀室床位，完全靠運氣。”張濤陪護父親期間，每天都見到有非新冠肺炎患者家屬哭著求床位的，也有大吵大鬧甚至動手要一張床位的。
有一位比張濤小幾歲的男子，他父親生病想住院，但他沒向醫生爭取來床位，情急之下動手推了醫生一下，沒過多久，這個男子被拷走了。
從那之後，急診科就多了幾位安保巡邏。
留觀室不大，有11張病床，每張床都躺了病人，床邊有家屬陪護，病人和家屬的衣物隨意放在床角或地上，有老人總不愛戴口罩。這裡的醫護人員每天都穿著全套防護服。
張濤父親是11號床，隔壁的10號床是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也患有多種肝病，病情和張濤父親差不多，肺部已經有感染，他一家人也奔波在“求住院”的路上。
張濤還見過，7號床那位五六十歲病人上午去檢查，下午就被保安連人帶床拖走。後來，他聽說這個病人被檢查出得了新冠肺炎。
也因此，他總叮囑父母，在醫院就要戴好口罩，而且要戴雙層。
病毒肺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在留觀室住的第四天，父親的CT報告上多了一句話“考慮病毒肺炎的可能”。
記得去年11月下旬，父親因要做人工肝手術，當時的主治醫生曾告訴過張濤，他父親肺部有感染病變，是癌細胞擴散至肺部所致。
正因“肺部感染”，父親治療住院路無比艱難。
3月4日凌晨4點多，張濤在留觀室躺椅上正睡著，一位醫生氣衝衝來到他面前，剛要張口說什麽，又止住了，把他拉到外面說“你父親已經病毒肺了，怎麽不跟我說？”張濤有點懵，他還沒看到檢查報告，更不知道“病毒肺”是什麽情況。
那晚，醫生讓他明天聯繫社區工作人員，帶他父親去新冠肺炎定點醫院。
第二天中午，四個保安把張濤父親連人帶床推出留觀室，要拖進隔離的發熱門診，和發熱病人住在一起。
“我們都已經做了核酸檢測，是陰性。”母親手拽著病床，死活不撒手，向醫生解釋。
為了“自證清白”，張濤在3月5日傍晚又帶著父親在醫院檢驗科做了核酸檢測。6日上午的檢測報告仍然顯示陰性。
拿著最新的檢測結果，張濤用輪椅推著父親又來到急診科，他想給父親點滴。
今天是另一位值班醫生。他告知張濤，醫院規定，只能周一可以申請住院，入院必須持有三天內的核酸檢測結果，醫院不認可超過三天的結果。
2月6日是星期五，為了9日（星期一）有一張三天內的核酸結果，張濤6日當天讓醫生開了給父親做核酸檢測的單據。
父親正準備做檢測時，被急診科另一位醫生認出來，說“你們是疑似新冠，怎麽又來了，應該去定點發熱門診。”他沒收了所有單據，還告知張濤要去定點醫院做兩次核酸和一次抗體排查後，才能繼續在此點滴。
“既然被認定是‘疑似患者’，要不去定點醫院。”張濤想。
“核酸都是陰性，不感冒也不發燒的，我們收不了。” 張濤聯繫定點醫院，得到如此回復，他和母親一時不知所措，就這樣，父親在家拖到3月10日，肝性腦病更加嚴重，越來越糊塗。
進入三月，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已慢慢降溫。3月10日，武漢16家方艙醫院全部休艙；11日，武漢新增確診病例變成個位數，僅有8人；18日，這一數字變成0。
然而，父親作為非新冠肺炎患者，想住院還是很艱難。
10日和11日，張濤載著父親連著兩天去了做了兩次核酸檢測，但被告知無法查抗體。他們又去了另一家三甲醫院，也沒法查。
看著父親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張濤想著“再去同濟醫院試一下”，結果，醫生不僅不給父親打針，連掛號都掛不了。
多次往返急診科，他大概摸清了醫生的輪班制度，“他們三天一換班”。
到了3月12日，他猜準當天的值班醫生，認為這位醫生會給父親打針，拿著此前父親的核酸陰性結果證明，帶父親去了急診科。果然，父親真的打上針了。
那幾天，能不能打上針，全憑運氣。
入院
“排除一個人是新冠病人太難了。”
為了排除父親是新冠肺炎患者，每到一家醫院，張濤都主動要求做核酸檢測，“這樣打針順利些，多積累幾次檢測結果，也能印證父親沒感染新冠肺炎”。
往返於急診科數日後，張濤向他們所在區的區政府求助，政府工作人員給張濤父親做了住院安排。
以為終於可以住上院了，一家人都挺高興。
3月14日，在醫院開好了住院證，眼看就要住上院，但醫生看了此前的病例上“考慮病毒肺炎的可能”，又要求重新做核酸檢測，“已經檢測過多次也不行”。
折騰了八個小時，張濤父親做了核酸和抗體檢測，兩三天后結果均為陰性。
醫生表示，可以住院，但醫院很多藥物都沒有了，家屬要白天去另一家醫院拿藥來用。
張濤滿口答應。事到如今，他想不了其他的，“能住上院，已經很不容易了”。
到了3月17日，腫瘤科醫生又告知張濤，“（你父親）只能暫住‘緩衝區’，和其他‘正在康復中的新冠肺炎病人、疑似病人’住在一起先觀察，都沒問題後再轉到其他科室”。
那時，張濤父親已經做了至少五次核酸和兩次抗體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他想了想，擔心父親被交叉感染，不敢讓父親住進“緩衝區”，就沒繼續辦住院。
他又跑了武漢市其他醫院，有醫院的消化內科和急診科已經開放，但其他科室都屬於停擺狀態。
“哎，還是去同濟醫院吧。”他帶著父親又來到同濟醫院急診科，“小心翼翼”的做檢查，謹慎地醫生交談，生怕被再次“盯上”。
這些年和醫生打交道，張濤已經掌握了不少和醫生交流的“小技巧”。“不能拿其他醫生的診療建議給你面前的這位醫生；和醫生說話，要對病情有足夠多的了解，最好還能掌握些專業名詞，要不然兩三分鐘就被醫生打發走。”父親去年在醫院治療，張濤為了和醫護人員“搞好關係”，還常常幫他們分飯，力所能及地幫些忙。
3月21日，張濤又帶著一遝遝檢查報告、病例及出院證明等材料，來到之前讓父親急診科點滴的那家醫院檢查。
父親的CT檢查結果讓張濤欣喜，“雙肺上葉淡薄斑片影，較前（2020-03-13）稍吸收”，病例沒有“懷疑病毒肺炎的可能”或“感染性病變”這些字樣。
事情變得順利。
當天，張濤拿著這份檢查結果，再拿上此前父親做過的所有核酸陰性和抗體陰性結果，去找醫生。醫生結合以上所有材料，還組織一場專家會診研判病情。最終，醫生為張濤父親手寫下結論：病史同前，（3月22日13：00）患者已完成新冠肺炎篩查，已通過專家會診，建議收住院。
為了這句話，張濤陪護父親在家熬了41天，又在各家醫院奔波26天。
辦理完住院手續，張濤看著父親躺在病床上安靜地點滴，這67天帶著父親為了一張床位而奔波的經歷歷歷在目。“只要人還在，啥都行；只要人活著，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
張濤以前算過這一兩年給父親治病的費用，“大概花掉一套房子，100多萬吧。”眼下，家裡存款基本花光，每天仍然要面臨高額的醫療費，他有些發愁。
讓他更愁的是父親多次輕生的念頭。父親怕自己成為家裡的負擔，去年在金銀潭醫院醫治時，要從樓上跳下去，被母親攔住；疫情期間居家的日子，父親又偷偷打開家門要溜出去想“在另一處住所等死”。張濤只能把家門鎖上，自己拿著鑰匙。
面對疾病，張濤總覺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勁兒對抗，但父親的輕生，讓他倍感悲傷無力。
這次能讓父親住進醫院治療，張濤原本心裡踏實許多。4月3日凌晨1點左右，父親再次輕生，釀成大禍，經過搶救“人保住了”。張濤知道，父親剩下的時間已經“沒幾天了”。
（文中人物為化名）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