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歷九月初九，二九相逢，稱為“重九”。又因為在我國古代，六為陰數，九為陽數，因此，重九就叫“重陽”。
考諸文字，各個時代的人過重陽的方式有所不同。
東漢至三國時期，過重陽的方式是邀請友人聚會歡宴，有三國時魏文帝曹丕《九日與鍾繇書》為證。其書說：“歲往月來，忽複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九九，音同久久。借助這個美好的日子，聚會享宴，以寄托長久。
佳肴美酒誰不喜歡？“久久”的嘉名，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大快朵頤的理由。契丹人也飲宴過重陽。遼穆宗耶律璟應歷十六年九月“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至壬子乃罷”，歷時一天一夜。
重陽賞菊，大概始於晉代陶淵明。他在《九日閑居詩》序文中說：“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面對滿園盛開的菊花，飲美酒、食菊花做成的食物，然後再做幾首詩，多麽浪漫！
陶潛所飲之酒，未必此菊花所釀。但後人可能是從這裡得到啟發，用采自重陽的菊花釀酒，到來年的重陽飲用。大概因為“九”與“酒”同音的緣故，到後來，重陽成為釀酒之節。電影《紅高粱》中的插曲可為佐證。歌中唱道：“九月九，釀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據說貴州茅台鎮於每年重陽投料下藥釀酒，因為九九重陽這天陽氣旺盛，能釀出好酒。還有湖南寧遠，每於九月九日“競造酒，曰重陽酒”。——此事未經考證，不知確否。
《紅高粱》中的故事發生在山東。據《山東民俗·重陽節》，重陽之日是山東一些地方祭祀酒業神的日子，“神為杜康”。
重陽定為節日，並在這一天家人團聚、登高作樂，似始於唐代。因為有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如果說僅此一詩不足為憑，還有杜工部的詩句“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為證。杜甫為何“獨酌”？身邊無親友。重陽佳節一人獨處，又有疾病纏身，何其淒涼！即使這樣，也要飲酒、登高，以不負佳節。宋朝人劉摯給友人文瑩的詩中，也有類似的心境：“無酒無人更無菊，重陽愁過鹿皮翁。”（宋·文瑩《玉壺清話》）鹿皮翁是一位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他一人在高山頂上修煉成仙。從這些詩句來看，登山、飲酒、賞菊，已成為唐宋文人度重陽的“標配”節目。後世附庸風雅的皇帝，也選這一天登高。據《遼史》，遼聖宗三年九月初九，“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遼史116頁）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陽為何插茱萸登高？最初是為了避禍。自南朝人的《續齊諧記》中說，汝南人桓景，隨方士費長房學道。臨近九月九，費長房讓桓景趕快回家，說他一家人有災難，只有每人做一小袋子盛上茱萸戴在胳膊上，然後登高飲菊花酒，就能躲避災禍。桓景照辦了。晚上舉家登高回來，見家中的雞犬牛羊全都死了。費長房說：“此可代也。”——假如一家人沒有去登高，那麽後果可想而知。自那以後，重陽日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便成為風俗了。
重陽節佩茱萸，在《西京雜記》中就有記載。據說這部書出自漢代劉歆。這裡需要考證一下的是：為何要佩戴茱萸？茱萸有兩種：山茱萸和吳茱萸。那麽重陽佩戴的是哪一種茱萸？
筆者輾轉請教到了中藥專家鄭金聲，答覆是：“李時珍做過考證，是吳茱萸。《淮南萬畢術》：井上宜種茱萸，葉落井中，人飲其水，無瘟疫。懸其子於屋，辟鬼魅。”《周處風土記》也說，茱萸氣烈、色赤，折茱萸戴頭上，可避邪氣、逐風寒、延年益壽。
關於“茱萸氣烈”，筆者手頭的《中藥新編》中這樣介紹吳茱萸：“全株有特異的香氣。”這可能是吳茱萸被選中的主要原因。端午掛蒲艾，重陽佩茱萸。它們都是有芳香氣味的中藥。
遼金時期，重陽是皇帝狩獵的節日。著於先秦的《呂氏春秋》中有這樣的文字：“是月（九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五戎即五種兵器，指矛、戟、鉞、楯、弓矢。就是說，九月舉行圍獵，目的是練兵。而且天子要親自出馬、披掛上陣，“執弓操矢以射”。清代皇帝也常於秋季狩獵、閱兵。弘歷於乾隆八年九月初一開始，一直圍獵到九月十一。在伍什杭阿這個地方，他親自射死了一隻虎。（《清史稿·高宗本紀》）但清朝皇帝的狩獵，並不為了過重陽節。而遼代契丹人確是把狩獵與過重陽緊密聯繫一起的。宋人的《燕北雜記》中記載：“遼俗，九月九日打圍，賭射虎，少者為負，輸重九一筵席。”金代的女真人也有重九圍獵的習俗。《金史·世宗本紀》中說：“重九出獵，國朝舊俗”。這位取代了完顏亮的世宗完顏雍，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的九月九日便“獵於近郊”。
中國自古有秋祭一說。秋天，糧食豐收了，“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寢廟就是宗廟，意思是告慰祖先，並且還要祭天，感謝上蒼的恩賜。
遼金兩朝有拜天之俗。據《金史·禮志》：“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儀。”一年舉行三次拜天之儀，唯有重九這次最為隆重。重五（五月初五）拜天於鞠（馬球）場，中元（七月十五）拜天於內殿，重九則於都城之外。《金史·世宗紀》：三年九月，“以重九，拜天於北郊”。金世宗曾對臣下說：“本國拜天之禮甚重。”重九拜天，是與漢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在金代，皇帝於重陽日奠陵被固定下來。金章宗二年九月初八日，皇帝“如大房山，乙卯（初九）謁奠裕陵（其生父陵寢）”；金章宗四年九月初八，拜天於奉先縣西；初九，致奠諸陵。
元代蒙古人在重陽節這天要打馬球。皇帝親臨，與太子、王妃一同觀看。王公大臣會擊球的都要上場，騎駿馬、著華服，群馬爭驟，倏如閃電。勝者賞，負者罰。跟狩獵一樣，打馬球也是寓練武於娛樂的一種形式。
與重陽節關係最為緊密的植物非菊花莫屬。過重陽節不僅賞菊、飲菊花酒，從陶淵明的《九日閑居》序文中還有“空服九華”之說。九華，即菊花。空服九華，意思是“只服用菊花”。毫無疑問，菊花是可以服用的。《本草備要》中說：甘菊花性秉平和，能益金、水（肺、腎）二髒，能養目血、去翳膜，治頭目眩暈，散濕痹遊風。可藥可餌，可釀可枕。
無論釀酒，還是入藥，都不能光用菊花。所以竊以為，服用菊花也要佐以其他食物的。
據《析津志》記載，元大都時代的百姓過重陽節是要吃糕的，市上有小販做了叫賣的，也有市民做了相互饋贈的。但《析津志》沒有說糕中是否有菊。元人孫國敉的《燕都遊覽志》中說，“重九日，敕賜百官花糕宴。”大都居民製作的糕，是不是也是花糕？明末人著作的《帝京景物略》中記載：“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爐食榼，曰登高。……麪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摽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其女來食，亦曰女兒節。”於是似可推斷：從元大都時代到明末，重陽節吃的糕都是花糕。對於普通人來說，吃花糕，大概象徵著賞菊與食菊吧。元人詩中有“一本黃花金十鏹”，畢竟不是下層百姓能賞得起、服用得起的。
重陽食花糕，沒能像上元吃元宵、端午食粽子、中秋吃月餅一樣流傳下來。
細推起來，吃什麽東西並不重要。無論端午也好，重陽也罷，對老百姓來說，無非是愉悅祈福、親人團聚。重陽之日，天高氣爽，菊花盛開。當此佳節，親朋歡聚，登高以暢懷，賞菊以娛目，總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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