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在輔助生殖科取卵

▲取卵手術之前，所有人都換上統一的服裝等待

輔助生殖科的醫生通常被稱為現代版的“送子觀音”。輔助生殖技術賦予我們更大的選擇生育的權利和自由，也帶來更大的責任。

文 / 特約撰稿 盧琳綿

圖 / 紀錄片《奇妙的蛋生》提供

捐卵

2021年6月30日，曾婉取了23個卵，捐了6個。

超音波檢查時，醫生發現她基礎卵泡有17個。結果取了23個，成為試管中的“大戶”。

那段時間她正在看一個輔助生殖紀錄片《奇妙的蛋生》。第一集裡，女孩欣欣因為染色體異常遭遇婚姻危機，需要供卵才能生育。儘管國家允許贈卵，但只限於做試管的女性，由她們將多餘的卵子無償捐獻給別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多一個卵多一分概率，做試管的人把卵看得很重，都是一針針扎出來的。”曾婉說，“多出來6個可能就是老天爺想讓我做好事。”

這23個卵也來之不易——4月，曾婉被診斷為雙側輸卵管堵塞，踏上試管之路。一次完整的試管流程要經歷檢查、初診、建檔、促排、夜針、取卵、移植、驗孕、看胎。其中，促排指通過服用藥物，促使多個卵泡同時發育排卵，可能引發併發症。因卵巢刺激過度，取卵後曾婉住院五日，預防腹水。其間她遇到一位就診者，取了13個，以為卵不多，沒注意，胸腔積水，住院一月。

取卵時，醫生會用超聲探頭和一根35cm長的細針探入，在超聲波顯示的指導下，找到卵巢表面凸起的卵泡，將針刺入並吸出內含物，卵子就在其中。因此，取卵被視為有創手術。這常被用來解釋我國為何有27家人類精子庫，卻沒有公立卵子庫。“第二，卵母細胞裡面有大量水分，技術上，冷凍卵子不像冷凍精子和胚胎那麽容易。”上海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下稱“集愛”）副院長孫曉溪表示，出於這兩點，為了避免卵子商業化，2003年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對供卵做出了非常細化的規定。

臨床上卵源稀缺，等一枚卵子需要三到五年。集愛是一家建於1997年的醫院，“這麽多年了，一例供卵都沒有。”孫曉溪說。

曾婉辭了工作，每次到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生殖中心（下稱“中六”）做試管，都要往返四小時。早上的生殖科最嘈雜忙碌，要排很長的隊。集愛一個門診醫生一天要看超100例試管。

在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下稱“北醫三院”）生殖中心，近三年門診量1796368人次，平均下來單日超過1600人次。試管的社交網絡群裡也很熱鬧，有經驗的姐妹會傳播一些竅門——早上要喝豆漿，取出來的卵會長得又圓又大又漂亮；晚上要泡腳，暖宮。

我找到《奇妙的蛋生》總導演陳璐。拍攝時，她基本常駐集愛。陳璐遇到了集愛對面“求子公寓”的老闆陳姐。“開獎”和“畢業”是她常聽到的黑話，“開獎”是胚胎植入14天后測試有無懷孕，“畢業”是懷上後順利經過五次產檢，說明胎穩了可以回家了。“陳姐有個群，畢業後，住客會在群裡發紅包，接了紅包的人都會發一句‘接好孕’。懷孕，是這裡最光榮最喜慶的事兒。”

▲ 求子公寓，位於生殖醫院對面，為治療周期中的女性提供群租房床位

在這裡陳璐曾拍過一個飯局，能出鏡的面向攝影機，不能的就背著。有人背著，說在農村做試管是不光彩的。許多人對輔助生殖仍有偏見。一次，陳璐去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舉牌子，上面寫“我35歲，已凍卵”。路過的阿姨問，“你為什麽要凍卵？”“年紀大了可能生不出。”阿姨嗆她，“怎麽可能生不出，作風不正派才生不出。”

▲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

現代的“送子觀音”

去輔助生殖科的人往往試過很多辦法，小葉和柚子就是其中之一。小葉的大姐婚備份孕，兩年了沒消息，村裡跳大神，給她喝了一杯紙錢灰，後來懷上了。小葉如法炮製，咬咬牙喝下“黑漿糊”，卻沒有動靜。

他們奔赴浙江舟山，據說那裡南海觀音大佛求子特靈。有的人沒法去，就在網上跪求菩薩，每個節點都來“拜拜”——第一次移植成功，胎心胎芽健康，沒有胎停，糖耐四維心髒彩超一次秒過，胎位正、羊水足、無臍帶繞頸……在一個專門交流試管嬰兒的App，最熱的帖子是“送子觀音菩薩賜好孕，心誠則靈，有求必應也”。

輔助生殖科的醫生通常被稱為現代版的“送子觀音”。距1988年中國大陸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已有33年。所謂試管嬰兒，通常有三代。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IVF-ET）被稱為一代試管，精子和卵子放在同一個培養基中，結合形成受精卵，發育成胚胎後移植回子宮。一般針對女方。

而當男方出現“問題”（通常針對重度少弱精以及需睾丸取精的男性）時，可以將精子注射入卵子使其受精，稱為卵胞漿內單精子顯微注射技術（ICSI），即二代試管。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PGS/PGD），則是在胚胎移植前，取胚胎的遺傳物質分析、診斷，篩選健康胚胎，可以理解為輔助生殖技術跟胚胎診斷的結合。

章陽做的就是三代。2015年她開始備孕，一年多沒有懷上。她患α輕度地中海貧血，老公同型中度地貧。醫生說，生出重度地貧寶寶的概率為25%。α重度地貧胎兒，一般會在宮內死亡，即使生出來，也會在幾個小時內因缺氧而死亡。

2017年1月，他們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下稱“中一”）做了谘詢，隊伍已經排到了次年3月——這裡是國內做三代最好的地方，地貧高發生率促使廣東在國內率先開展三代——2000年，中一誕生了中國首例第三代試管嬰兒。2012年，首例“設計嬰兒”在中一出生：通過“設計”出一個不攜帶地貧基因的小孩，來拯救β重度地貧姐姐。

章陽的AMH值（抗繆勒管激素）只有零點幾，這意味著卵巢早衰，基礎卵泡幾近耗竭，對“以次數博概率”的試管來說雪上加霜。她同時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症，所謂“不孕不育頭號殺手”，“中一不允許我那麽快做，我只能坐地鐵先去省婦幼把檢查做了，一邊做一邊哭，想死的心都有。”

三促三移，六年備孕，上千針，一次宮腹腔鏡，乘地鐵奔波在公司、家與醫院之間，直至2021年5月一個小姑娘來到了章陽家。這其中有太多艱難——2017年12月，她第一次取卵，9個卵子養成3個囊胚，三個月篩查後，有兩個輕型的能移植。去醫院驗血，她打的HCG針影響驗孕結果，並沒有著床，“醫生安慰說一次不成功也正常。”

同年9月，章陽移第二個胚胎。群裡的姐妹和她說在醫院旁的家庭旅館或能懷上，過去“接好孕”。章陽去住了一個星期，其間沒敢測。12天后驗血，HCG值0.1——沒懷上。“醫生說胚胎質量都很好的，但就是不著床。身體上受的痛不算什麽，壓力很大，也很花錢，我第一次做試管花了十幾萬了。”

“我跟我老公說不如不要生小孩算了，他也同意了。我說我們不生了，這點錢存起來養老多好。我跑醫院都是一個人跑的，他要上班，我是那種比較獨立的人，去哪裡都自己去，但一坐地鐵，眼淚就嘩啦啦地掉。”廣東姑娘章陽17歲跟先生戀愛，那時她還不知道自己輕度地貧。戀愛五年，她做了遺傳病篩查，同型地貧。醫院說，七八萬三代，她覺得承受得起。三年後，他們拿著戶口本瞞著父母偷偷結了婚。

2019年3月，她想再試一次。重新檢查又是一筆錢。取了11個卵，第三天醫院通知說，只有4個胚胎。達到6個才能養囊，意味著這次取卵失敗。第三次取卵，14個，養成4個囊胚。兩個多月篩查，只有1個可移植的胚胎。這個胚胎是7天的4BC囊胚（一般最好的囊胚是第五天的囊胚3AA，第六七天的囊胚4AA。第一個數字指發育的快慢，第一個字母代表胎兒發育，第二個代表胎盤）。“實驗室說，還沒有7天囊胚成功妊娠的。我就不抱希望了，移就移了，不行就算了。”

▲ 取卵手術進行中

醫生建議她做個宮腹腔鏡，找不孕的原因，這個手術需要在腹部打3個穿刺口。章陽也做了。打黃體酮、補佳樂、吃賽能、上免疫球蛋白、注射低分子肝素，打到肚子淤青、發硬，該做的一步沒少。到了移植的第七天，她開始失眠，“緊張，睡不著覺，比出高考成績還不安。”

得知真的懷上了，章陽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能懷孕了。”

2020年，陳璐來到廣州，去拜訪了2012年中一誕生的“設計嬰兒”，倆姐妹成長得很好。“在第三代試管技術出現之前，這些人如果生了一個地貧小孩，想再生一個健康的，該怎麽辦？”“你就不停地懷孕，然後做羊穿，因為只有羊穿時，才能夠去檢測是不是有地貧，只能懷到一個很大的周期去做羊穿，測出來發現還是有，很不幸，再打掉，無數的家庭只能做這樣的選擇。”醫生表示，三代給很多家庭帶來了福音。

2011年，孫曉溪在集愛迎來了上海第一例三代試管嬰兒。“其實，我們國家出生缺陷的整體發生率達5.6%，每年要新增90萬出生缺陷的新生兒，基數很龐大。雖然可以通過婚前、孕前的谘詢和篩查做預防，但還是有大量出生缺陷沒有辦法預防。對於生育健康，大家越來越重視了，三代的應用前景是很廣泛的。”

柚子跟我講起，在集愛排隊時曾遇到一對高齡夫婦帶著兩個女兒，跟醫生說想再生一個。定方案直接說就定三代，“我們要男孩的，就定染色體有問題。”

“這是三代當中的一個禁忌。染色體有問題的話，必須出具一個官方檢查報告，也不會顯示性別的。”孫曉溪說。

生育力：焦慮與自我掌控並存

2021年5月，北醫三院喬傑院士與三十幾位專家學者發表《柳葉刀重大報告》稱，中國不孕率從2007年的12%上升至2010年的15%。2020年最新十三五調查數據顯示，不孕率又上升至18%左右。

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生育成本的提高，生育意願有所下降和延遲。國家統計局2018年發布的《改革開放40年系列報告》提到，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育年齡從23.4歲提高到26.8歲。上海市衛健委2021年5月份發布統計，2020年上海市戶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齡30.73歲，20年前這一數據為27.9歲。

與生育推遲相對的是生物規律與生育力。“為什麽我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但是生育力卻沒有隨之往後推呢？”我問武漢康健婦嬰醫院醫療院長呂立群。

“壽命延長是營養跟衛生條件的問題，而我們內分泌在進化過程中是為了保護我們人類。人為什麽到了40歲左右就不能生孩子，這是人體的一個自我保護。一個超40歲的人，她懷孕會有很多併發症，比如說高血壓、糖尿病。做試管的成功率跟年齡絕對相關。年齡是懷孕最大的敵人。”

女性身體中的卵細胞在胎兒時期就決定了，一般每個月排出1個卵子，一生中可排出卵子400-500個。卵巢功能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基礎卵泡變少，排出健康卵子的概率降低。喬傑院士在第二屆長江生殖醫學高峰論壇上表示，“女性最佳生育年齡就是22-28歲，29-35歲可能是平台期，生育力下降並不明顯；但35歲之後，生育力開始急速下降。”孫曉溪提到臨床的一個數據，試管高齡孕婦，40-42歲，活產率在15%-20%，但一旦超過43歲，只有2%-3%。

精子質量情況也不樂觀。根據中信湘雅人類精子庫（國內最大的人類精子庫）數據統計，捐獻者合格率已從2006年的45.9%下降至2015年的17.7%。“在我們讀書時，（精子密度值）6000萬（/ml）叫正常，後來說2000萬，現在1500萬還是很多不合規。”呂立群說。自然環境汙染和工作壓力的增大等各方面的因素，讓精子質量下降成為全球趨勢。

▲ 等待化驗的精液

一方面，懷孕變得更難，另一方面，生育本身充斥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迭生的不確定性下，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將現代女性從生育焦慮中解放，對生育以及人生重新擁有某種掌控感——要不要小孩，什麽時候要小孩，都由自己說了算。

凍卵是人的生育焦慮與自我控制並存。“世界上唯一的後悔藥”，2015年，當徐靜蕾說出這句話時，作為娛樂記者的陳芮，看到了凍卵的可能性。30歲時，她發現減肥不如以前容易，熬夜也是，身體信號早於體檢指標提醒了她。出國創業，她沒有穩定的感情生活，又不想未來工作與孩子衝突。從凍卵手術床上下來那一刻被她形容為“如釋重負”——“我完成了對父母、對自己的一個交代，我沒有辜負老天給我的禮物，我有保留它，只不過延續了使用的壽命而已。”

陳芮的好友西西，在接受採訪的前三天做了取卵手術。她跟我說，“如果太晚找到對的人，我可能就不要小孩了。凍卵讓放棄要小孩的年紀可以往後推。哪怕年紀大一點才遇到一個合適的人，我也不會在這一方面被人挑。”

▲ 胚胎區，密密麻麻是胚胎冷凍的液氮罐

這項技術沒有描繪中那麽強大和美好。在2020年BBC發布的一篇文章中，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生育研究教授Lord Winston警告，“冷凍後能懷孕的卵子數量約為1%。”英國生育監管機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HFEA）認為成功率接近1/5，這接近於西西告訴我的1/6。

差別之大，是因為他們根據解凍卵子的不同階段衡量成功率。冷凍卵子的試管嬰兒周期，從解凍到受精，到發育成胚胎，再將胚胎移植到子宮中，卵子在每個階段都可能丟失，還要考慮取卵時的年齡、移植時子宮的環境。

與飄忽不定、相差甚大的各種凍卵成功率相比，凍卵人數是毫無爭議地加速上升。根據輔助生殖技術協會的數據，2009年，美國只有475名女性凍卵；2018年為13275名，增加了2695%。有意思的是，在《時代》的報導中，自2019年以來，凍卵人數增加了50%，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離期間，凍卵周期數並不比2019年少。有受訪者表示，“工作與社交的暫停讓我感受到來自生物學的壓力，告訴我時間不多了，凍卵是我不可預測的一年中可以控制的一件事。”

陳璐一度讚同這是一項賦予單身女性權利或者延長生育選擇的技術，但她認為當下存在消費主義對女性獨立的捆綁。拍攝時她遇到一個凍卵的年輕女孩，帶她去算塔羅牌。占卜師說，“雖然現在是個丁克，但後悔可能性很高，你是一個非常適合生孩子的人，子女運也很好。”女孩聽完，忽然就覺得生孩子也挺好的，不做丁克了。

▲陳璐在拍攝中

“反推當時她去凍卵，可能也沒有很深的考慮，隻覺得把卵子凍起來就沒有30歲的焦慮了，不用為備孕焦慮身體了。如果用了卵子卻發現沒有成功，還是會回到與紀錄片拍攝的那些女性相同的自我懷疑、焦慮或者對生育的茫然。”

當然，在外界的不確定、職場的就業歧視以及消費主義鋪天蓋地的生育焦慮渲染下，很難抗拒尋求穩定和控制的吸引力，沒法苛責女性這種尋找科學庇佑的行為是追逐“虛假的安全感”或“心理的慰藉”，儘管有人將凍卵類比為買了一家健身房三年年卡卻基本不去——事實上也是如此，HFEA發現，2019年某診所有2377個凍卵周期，而解凍周期只有192個。凍卵的醫學有效性和長期風險性都有待評估，跟卵子庫的問題一樣，人類首次使用冷凍卵子受孕的時間不過才35年，比冷凍精子要晚33年。打開任意一個提供凍卵服務的診所網站，都會提醒你“這是一項複雜的技術”。

責任

育齡夫婦性生活正常、同居未避孕而一年內未妊娠，這是醫學上對不孕症的定義。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不孕症的病因中，男方約佔40%，女方約佔40%，不明原因不孕約佔10%，男女雙方均有問題約佔10%。

“無論不孕不育的問題出在誰身上，由於生理結構，治療、打針的痛楚，促排副作用和胚胎孕育的壓力都在女性身上。”只要去一趟輔助生殖中心，就能理解陳璐所說的——女性在不孕不育的診治中往往承擔了更大的責任。

30歲的文霞，取卵時不打麻藥，為了省下兩千塊。陳璐跟拍了她取卵的全過程，“文霞全部的注意力在於期待醫生趕緊抽第二下，抽一下代表醫生刺穿一次卵巢，多抽一下就代表多取了一顆卵，成功率越高。‘希望能夠讓我老公滿意’，這是她的原話。”最後失敗，離婚，丈夫要求文霞賠償60萬，包括試管費用和彩禮費。

▲ 文霞在取卵手術之前，手上要綁一個姓名條

採訪過程中，女性採訪對象無一例外地提到了離婚，查出來的時候想離，覺得對不起他，給不了他一個完整的家。反覆失敗的時候想離，接受不了他在自己跟父母之間的折返，受不了父母想抱小孩的殷切眼神。

當我在採訪初期找到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教授賴立裡時，我對她說這太不平等，為什麽就一定要生呢。她曾經在北醫三院生殖醫學中心做了三個月的田野調研，與就診者一起住在由單元房改造出來的集體宿舍。她提醒我，“你不能忘記身體，要承認身體的複雜。”

我曾在小紅書刷到一個凍卵分享，下面最高讚評論說，“要喝牛奶為什麽要領養一頭牛。”6月29日，法國通過了醫學輔助生育（PMA）法案，單身女性也能獲得免費進行輔助生育治療的權利——有博主分享了這個消息，評論區凝聚著一股對未來“單性生殖”的暢快想象。

但現實生活不是這樣——技術還很遠。常見的是擠兩小時地鐵，拿著一個裝滿各種化驗單子的PVC文件袋，心事重重地排一個上午隊。

賴立裡回憶起在學生時代遇到的一個老師，賴一直以為她是拒斥生育的女性，“後來她懷孕了，她說非常奇妙，你不能忽視身體的各種荷爾蒙。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平與不公平，好像就得我來生。實際上我從中獲得的滿足、負擔，都是男性沒辦法感同身受的。”賴立裡說，“懷胎、分娩、喪偶式育兒、喪偶式試管，為什麽女性得承擔這樣的事情？很多這樣的討論，我們都不否認它們的必要和重要性，但是有時候真的不要忘記身體本身。”

輔助生殖在中國

國際監測輔助生殖技術委員會（ICMART）稱，自1978年首名試管嬰兒誕生以來，截至2015年，全球已有超過870萬試管嬰兒誕生。1990年，全球只有大約9.5萬名試管嬰兒，但到2000年已增加到接近100萬。

目前，中國試管嬰兒總數尚無準確統計。單是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一家，2002年至今，經醫院助孕出生的嬰兒有18萬。

中國一年究竟誕生多少試管嬰兒？據《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每年超過30萬。ICMART於2020年發布的《世界輔助生殖技術（ART）2016》也顯示了中國的數據——來自33個省份，445家生殖中心，2016整年的數據。其中，中國試管嬰兒治療周期為906840個，日本447763，美國190149。

這能解釋為何每個生殖中心都人滿為患。呂立群表示，“（生殖中心）看病不分層次，不分診，所有病都看，大教授也是這樣子”，分級診療在生殖中心的推進非常有必要。

這些生殖中心集中於一二線城市。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國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共536家。其中開展第三代試管嬰兒的有78家，一線或新一線城市49家，佔比63%。2021年5月發布的《北京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規劃》顯示，北京一些輔助生殖機構接診的外地患者比例達60%-70%。地區的不平衡使得不少夫婦在交通和時間上成本巨大。

孫曉溪說，“一半不孕症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患者得不到信息，患了不孕症應該去哪看、怎麽去看，基層醫院沒有一整套規範性的診療不孕症的流程，各個輔助生殖技術中心分布也做不到均衡。”

做一次試管嬰兒要花多少錢？試管醫療流程大致分三個階段，就一代來說，雙方術前檢查在5000元左右，促排及卵泡的監測費用在1-1.5萬左右，打好夜針的36個小時後取卵，胚胎培養、移植等，第三階段在1.5萬左右。我在採訪中了解到的各家價格從3萬到8萬不等，這與地區以及項目有關。也有多次失敗的案例——章陽六年裡投入了三十多萬。最終她媽媽抱著孫女，說，“這比30萬抱在懷裡可幸福太多了。”

“目前輔助生殖是全自費的，很多人為了生孩子付出全部家當，試管不是一次就肯定成的，農村家庭一年收入都不夠一次試管。”曉慶為輔助生殖花了8萬多，她說，一些檢查項目婦科也能做，醫生往往會提醒到婦科做，“能省一點是一點。”

2021年3月，有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關於“不孕不育症”輔助治療納入國家醫保提高人口增長的建議》，建議將不孕不育後輔助生殖檢查、治療相關費用按比例納入醫保範疇。目前，浙江、陝西等省份設置公益基金，對“失獨家庭”等特殊群體接受輔助生殖技術服務予以適當補貼。

輔助生育診療費用是否應該全部或部分地納入醫保？面臨有著迫切需求的潛在群體，孫曉溪認為，在“三孩”政策推出之際，這個問題亟待解決。

▲ 紀錄片拍攝現場

在報導撰寫期間，曾婉約我去中六交胚胎冷凍費，她的身體狀況暫不支持馬上移植。中六的凍存胚胎續費單上重點強調，若就診者更換手機號碼，必須告知掛號處、檔案室更改。

早在2015年，江蘇省人民醫院生殖中心稱，上萬個冷凍胚胎無人問津，十年前冷凍的胚胎，如果一個月內不來認領續交冷凍費用，將按知情同意書銷毀。在採訪中接觸的醫院均表示，銷毀胚胎的工作非常繁瑣，牽涉歸屬權、知情告知和其他法律問題，“非常棘手，好不容易得來的胚胎，年限到了，不繳費了，沒有就診者同意，醫院也不敢銷毀。”後果是擠佔醫療資源。

呂立群表示，國內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管理主要依據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許多地方還缺乏明晰的判定，涉及多重的倫理、法律障礙。2020年，國家衛健委在輔助生殖的建議回復中表示，已啟動《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起草。

規範制定的緩慢其實很好理解，生育太複雜了，客觀審慎地推進技術應用是一種負責。呂立群表示理解，但醫院“也有著極大的呼聲，不可能遇到一個家庭一個處理方法”。

規範完善之前，個人能做的一點是生殖健康教育普及。《柳葉刀》稱，在中國至少經歷過一次流產的女性中，重複流產率為65.2%。重複流產率會對生育力產生影響，而重複流產率又跟避孕普及關係甚大。

在講述不孕不育的病因時，呂立群提到，隨著首次性行為年齡的降低和性知識普及的不到位，不少年輕人將人流當避孕，將會埋下巨大的隱患。“一定要工具避孕，很多年輕人性行為提前了，懷孕了，不敢告訴家裡人，就去那些小地方做人流。醫生也要提高宮腔操作水準，其實是出血，以為沒刮乾淨，就拚命刮，特別是沒有經驗的，因為你也不痛。但其實我們的子宮，都在下面無聲地哭泣……”

（曾婉、章陽、小葉、柚子、陳芮、西西、曉慶均為化名；感謝陳璐、戴心怡、余成普、上海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武漢康健婦嬰醫院對本文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