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支配下，認為自己是世界君主的大清皇帝，在與其他地區的國家的交集中，無論是“藩國”還是“與國”（即平等相交之國家），皇帝們都要求使臣三跪九叩。但是在清朝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外國人卻實現了從跪到站，甚至反客為主的局面。
卑微的西洋專使
清代初期，當時西洋各國來到大清只有假托“朝貢”。將所攜帶的貢品、國書交給禮部，由禮部轉呈後才可能會得到是否能覲見皇帝，在何處覲見等相關事宜的通告。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對皇帝三跪九叩，借以顯示天朝威嚴，否則絕無覲見可能。
而對於這些來到清朝境內的洋人來說，能夠覲見皇帝對他們的清朝之行至關重要。當然這並不是皇帝的個人魅力有多大，而是洋人需要借助這個機會開拓大清市場進行貿易。
圖_ 清朝覲見皇帝的跪拜禮節
清早期的西洋人有西班牙、荷蘭、意大利、俄國、英吉利等國專使和商人，他們的訴求無一例外都是希望能和大清貿易。由於清初嚴厲的海禁政策，皇帝們給這些國家都規定了貿易期限，只有在規定的時間來到大清才能夠得到貿易許可。
荷蘭人在順治九年被鄭成功從台灣擊敗，失去了遠東的根據地之後，就開始向清政府示弱，希望能夠和這個巨大的商品市場進行貿易。在接到荷蘭人的請求後，當時順治皇帝給出的答覆是：準許荷蘭八年一貢。但這根本無法滿足“海上馬車夫”的胃口。
圖_ 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為了進一步獲取清帝國的信任和增加貿易次數，康熙二年，荷蘭人派遣其國軍官“出海王者，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逆”，由此獲得了當時朝廷的認可，特許其兩年貿易一次。嘗到甜頭的荷蘭人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機會，康熙三年在清軍攻克廈門之際，“荷蘭國率舟師助剿，以夾板船乘勢追擊，斬首千余級，遂取浯嶼（今福建漳州境內）、金門二島”。面對如此曉事的荷蘭國，清政府自然是不吝賞賜，這也讓其他在遠東貿易的西洋各國眼紅。
既然兵力不夠，那麽就在禮節上取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班牙專使裴拉裡來到大清，康熙皇帝在暢春園九經三事殿接見了他。是日“禮部鴻臚寺官引貢使奉表陳案上，退，行三跪九叩禮···膝行至寶座旁恭進···出左門，於陛下複行三跪九叩禮”。無獨有偶，雍正五年（1727年）博爾都噶爾（葡萄牙）進貢，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洋國（葡萄牙別稱）進貢，行的也都是跪拜禮，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專使馬戛爾尼訪華，這樣的局面開始被逐漸打破。
圖_ 喬治·馬戛爾尼（1737年—1806年）
為什麽英國人不願意磕頭
馬戛爾尼來華，稱得上是清政府形象在西方崩塌的標誌性事件。在馬戛爾尼面面見乾隆皇帝之前，需要進行“演禮”，但是英國人自陳“不習跪拜”，因此清、英雙方便有了禮儀之爭。最後以馬戛爾向乾隆皇帝行單膝跪地的英國禮節為解決方法，但是乾隆皇帝對此並不買账，再加上馬戛爾尼來華只是借著為乾隆皇帝慶祝八十大壽的名義尋求通商貿易，所以乾隆皇帝對這些洋人觀感極差。
其實英吉利和大清之間的矛盾早在雍正十二年，大清規定英國人只能在廣東貿易貨物時就已經開始了。當時廣東黃埔海關對英國貨物征取的關稅和“規費”都遠遠超過江南的雲台山海關，因此對於逐利的商人來說，自然是希望可以去雲台山進行貿易以此來減少成本。
圖_ 馬戛爾尼為首的英國使團覲見乾隆皇帝圖
乾隆二十年英國商人開始私自駕船來到浙江定海，希望在這裡貿易。為了讓英國人知難而返，這裡的官員對英國人徵收了兩倍的關稅，英國人自然是氣憤不已，乾隆二十四年英國商人任洪輝竟然直接揚帆來到天津請求貿易，並控告廣東粵海關種種不法之事。
結果是粵海關監督被問責，任洪輝被囚禁在澳門三年，大清對英國人的限制也越來越嚴厲，於是“英夷苦之”，兩國貿易摩擦日久，英國人日漸強大，自然不會再卑躬屈膝。
圖_ 1793 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隨團畫家繪製的清軍兵丁與鳥槍
而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來華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英國在華貿易的困境。在馬戛爾尼的計劃中，不僅要求英國通商地點改為寧波和天津，甚至索要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和廣州城附近一片區域，來用作英國人通商、居住。面對英國人的要求，清政府自然不會應允。
自17—18世紀以來，歐洲啟蒙運動逐漸興起，民主、自由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站在了封建專製和教會的對立面。人們開始用天賦人權來反抗君權神授，“人”的意識覺醒，也是馬戛爾尼此行再也不願意三跪九叩的原因之一。在嘉慶二十一年，英國使臣斯當冬、馬禮遜再次來華，當一切禮儀和行程安排妥當後，為了不向嘉慶皇帝下跪，英國使臣二人同時稱病，讓嘉慶皇帝大為光火“廷議因其倔強而遣之”。
圖_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海上戰鬥場景
在清朝站起來的西洋人
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大清和英國徹底撕破了臉後，英國使臣來到大清也就不存在跪拜一事，為了解決這個有礙“天朝尊嚴”的麻煩，鹹豐皇帝在位十一年，一直堅持英國大使必須三跪九叩，否則不見面為由，拒絕了英國使臣的多次覲見請求。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條約》明確規定了“英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見大清皇帝時，遇有礙國體之禮，是不可行”。而按照列強們“利益均沾”的原則，這樣的條約西方各國同樣要享受到，自此西洋使臣向大清皇帝下跪一事，已成歷史。
圖_ 中英天津條約簽訂
《天津條約》簽訂後，各國以同治皇帝登基為由，請求覲見，但依然被兩宮皇太后拒絕了。雖然按照條約規定各國大使已經不用再向皇帝下跪，但是清政府依舊以跪拜禮和皇帝年幼為理由，阻撓各國大使進京，甚至不惜以降低關稅、在沿海和長江沿岸開辟新的碼頭為交換條件，希望列強不要進京，究其原因不過是：怕了。
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皇帝親政，英、法、俄、美、德五國正式向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提出照會，要求面見已經成年的同治皇帝。恭親王奕䜣又將跪拜禮這一道攔路虎請出，希望各國知難而退，但是卻遭到了五國的一致威脅。在奕䜣和五國大使會談的記錄裡有這樣的記載：“蓋中國之難，匪但在外，內地雖已漸平，尚有難辦之處，若失好外國，則內地之難，當必加倍”。這就是赤裸裸的威脅。
圖_ 同治皇帝接見使臣
同治三年清政府借助洋人的手平定了太平天國，但是直到同治十二年大清國卻還是“不太平”。自從同治元年開始，大清的西北就鬧了“回亂”，陝西、甘肅等地血流成河，在《清實錄·同治實錄》中可以看到，就在五國大使聯合“逼宮”之際，西北之地“賊系全數出關。勢甚猖獗···左宗棠當嚴檄追剿之師”、“現在肅州回匪陸續竄出關外，玉門安西，俱有大股攻撲屯莊，哈密亦複吃重···現在安西玉門蹂躪遍地”等等奏報更是讓清政府揪心。
圖_ 李鴻章覲見英女王
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的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寫道：“然而嘉慶二十一年英吉利來朝，已不能行三跪九叩之禮，蓋其國勢漸強而釁端以伏矣···現在十餘國通商立約，分駐京師及各省口岸，實為數千年一大變局”李鴻章以極其委婉的措辭，為皇帝預見了拒絕五國公使覲見的後果，最後兩宮和皇帝決定，由同治皇帝在西苑紫光閣接受五國大使的覲見並呈遞國書，五國大使向同治行五鞠躬禮，以示莊重。
但德國公使因病不能覲見，到了覲見當天五國公使改為：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俄羅斯國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堅國使臣鏤斐迪、英吉利國使臣威妥瑪、法蘭西使臣臣熱福理、和蘭國使臣費果蓀六人前往覲見。本以為此事就此平息，但是六國公使攜帶隨從眾多，為了防止不測只好在公使隊伍從西苑進門之後，每道門旁借口留下若乾隨從，直到紫光閣前，只剩下公使和翻譯人員。但是清政府在這裡耍了一個小心眼，紫光閣歷來是接見藩國的地方，把六國大使誆騙到此處，以“精神勝利法”聊以自慰。
圖_ 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1871年—1908年），即 光緒皇帝
到了1900年之後，西方各國大使再覲見皇帝，不僅要求光緒皇帝皇帝必須在乾清宮接見大使，並且要清朝親王才能乘坐的“黃攀綠轎”接送，從大清門走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這條中軸線進宮。“再引至乾清宮駕前呈遞國書，大皇帝親手接收”為了保持搖搖欲墜的國家根基，統治者自然是無不應允。自此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思維方式深深印刻在清朝百姓的腦子裡，進入民國後無論是打死學生的段祺瑞還是複辟的張勳都可以借助外國使館的力量逃避法律的懲治，也更讓國人明白洋人是站著的，華人是跪著的社會現實。
從西班牙使臣“膝行至寶座旁恭敬”到各國大使恍入無人之境要求大皇帝親手接收國書，這樣的局勢轉變是前朝皇帝們萬萬想不到的。鉤沉這些往事，並非是為了滿足“天朝上國”的意淫，而是為了深刻地明白成敗興亡一刹那，落後就要挨打是一種怎樣的淒涼慘狀。
文：魏四維
參考資料：
【1】《海國四說》 梁廷枏 中華書局
【2】《夷氛聞記》 梁廷枏 中華書局
【3】《清實錄•同治實錄》 中華書局
【4】《清代宮史求實•清代外國使臣覲見禮節》 秦國經 紫禁城出版社
【5】《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五國公使覲見同治皇帝交涉始末》 單士元 中華書局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