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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期的一塊大洋,相當於現在多少錢的購買力?

作為民國時期的“硬通貨”,“大洋”在民國不同年月,購買力也有差異。若論“民國初期”,那值得說說的,就是北洋時代(1912—1927)。

“北洋時代”的“一塊大洋”有多值錢?經典民國劇《大宅門》裡,就有生動呈現:作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爺“縱驢行凶”,放任自家毛驢吃了包子鋪八籠包子,氣的包子鋪老闆哇哇大哭。面不改色的白七爺,輕鬆一句“開眼吧小子,我這牲口就愛吃帶餡兒的”,接著甩出一塊大洋,果然叫包子鋪老闆破涕為笑:“那位爺,您這牲口什麽時候餓了就上我這兒來。”

以學者李開周的考證,在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可以買44斤大米。對比現代大米價格的話,換算下來約等於145元人民幣。論其購買力,在那時更是豐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塊大洋下館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燒雞、火腿等“硬菜”。

1917年時,北大新入職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頓都吃“兩碟菜一碗湯”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塊大洋。甚至北洋時期的北京,六個人去東來順涮頓火鍋,也就花一塊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為什麽《大宅門》裡,收了白七爺一塊大洋的包子鋪老闆,為什麽立刻樂得滿臉開花:八籠包子賣出一頓“精品套餐”的錢,擱誰不得樂?

如此購買力,也造就了許多民國名流筆下,與“大洋”有關的幸福生活。以民國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話說:“那時(北洋時代)北京的生活費用真便宜”。

而北洋時代的各位“大師”“文豪”們,也常妙筆生花,精致刻畫當時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後的讀者讀起來,都是滿滿民國優雅風情撲面。

再參考一下他們的工資,就更能體會在民國初期用大洋,是怎樣的“幸福”:民國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

報館的名家主筆們,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廬的茅盾出版一本暢銷書,稿費四百塊大洋起。1917年入職的胡適,拿著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塊大洋,激動的給家裡寫信報喜:“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

而日常消費呢?除了吃飯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間房且黃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塊大洋。就算是買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門大街買一套有四十間房,且“帶電燈、電話、花房、車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當於大學正教授最多十八個月的薪水。

對於北洋時代的精英們來說,就算不賺外快隻吃“死工資”,這大洋,也是躺著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著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變成了多少“民國劇”裡的風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們熱情憧憬:這民國的風情生活,真是這麽“工資高物價低”?別忙,瞅瞅其他各階層的收益。

就比如同為教師,比起高工資的大學老師們來,佔北洋教師數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學教師們,又有多“富裕”?學者裴毅然考證,在北洋時代教育發達的河北省,小學教師“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塊大洋,實際大多四五塊大洋。

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等東南省份,小學教師月薪七、八塊大洋都是常事,還常被政府拖欠。這鮮明對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邊是“大師”雲集,另一邊是文盲遍地,中國的文盲率,長期保持在80%的“高水準”。

教師收入都如此懸殊,那麽其他行業呢?一位新中國戰功赫赫的元帥,就曾在回憶錄裡寫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歲的他在河北阜平縣一家小店裡,當了一年學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塊大洋。當時的他十分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拿到過這麽些錢”。小學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掙出年輕教授們十天的飯錢。

那工人們呢?就以北洋時代工人裡“高收入”的北京鐵路工人來說,以民國《交通史路政編》的統計,北洋時代北京鐵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資,約為127塊大洋。

而1918年清華教員狄登麥調查:當時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費是100塊大洋。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時代作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呢?對於上海工人們來說,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報》的統計,上海工人的工資,多在10至25塊大洋左右,開支卻大得多,租房等開支都各種貴。

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擠一屋,衛生條件“汙水垢物……狼藉滿地”。這還是“上等”的。如此環境,怎能不疾病叢生?可看一次門診就要花一塊大洋,急診要十塊大洋。大多數時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

以當時“社會局”的調查:當時上海的工人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個工人家庭每年的藥費開支,只有不到兩塊大洋。一塊大洋對於他們來說,有時真能救命。而要論更艱難的,莫過於那個時代人口佔大多數的農民們。

就以河南的佃農們來說,北洋時代的河南,每畝地的地租在三塊大洋至十二塊大洋之間。放在“大學工資”裡,這錢不算啥。可對於佃農們來說,這卻是筆沉重負擔。

而且當時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別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須要提前交。苦佃農們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麽錢。那就外出打零工?當時各地的農村雇工,工錢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產業工人來,都是差距巨大。

當然,對於北洋時代的各位當權者,那些常在文學作品裡“開明”“愛國”的“大帥”們來說。一塊大洋當然不算什麽錢。

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憶》記載,當時北洋政府每月開支兩千萬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萬元。除了拉饑荒,還拚命擴充軍費:一九一九年的民國軍費,就高達二點一七億大洋——主要是老百姓買單。

所以,就是在號稱“民族工業短暫春天”的北洋時代,“大帥”們的橫征暴斂也從沒停:江蘇的田賦七年增長一倍,附加稅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稅多達五十四種,田賦從1920年起開始“預征”,每年都把後幾年的田賦一並征完。

吳佩孚還在河南強製種鴉片,每畝收稅八塊大洋。那正處於“春天”的民族工商業呢?單是天津曾經發達的麵粉業,就在北洋重稅下大半倒閉。

上海煙酒總會還算了筆账:一壇燒酒從上海運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稅。一擔煙絲從福建運到浙江,就要被壓榨三十多元捐稅。這“春天”有多繁華?可以想。

當然,在這“春天”裡,民國“名流”們的財也不少發,1920年旱災,直系軍閥曹錕親手摟走了300萬大洋的救災款。軍閥趙倜禍害河南八年,摟走的錢款就有四千多萬大洋。

對於他們來講,一塊大洋雖然不算多少錢,但也絕不會輕易花到老百姓頭上——北洋時代以城市汙穢著稱,要改善城市環境,平均給每個老百姓每年花一塊五毛大洋就可以。

可實際上,這麽一筆“小錢”,北洋政府都捏著荷包——民國各城市的公共衛生開支,最多隻佔政府開支的百分之七,均攤到每個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錢。

民國“無年不疫”的慘狀,就來自這節儉。以這個意義說,軍閥們看不上眼,“大師”們“當小錢”的一塊大洋,對於民國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實在是一筆無比重要的錢。

看懂這筆錢的價值,也就看懂了那個落後挨打的時代裡,多少值得深思的,繁華與苦難下的民生。

參考資料:

李開周《一塊大洋能買什麽》

裴毅然《民國初年文化人的收入與地位》

孫自儉《民國鐵路工人群體研究》

唐博《清末民國北京城市住宅房地產研究》

劉秀紅《民國時期的疾病與工人的社會保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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