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看得淚崩，被李大釗圈粉！

提起李大釗同志，很多年輕人腦海中第一印象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但是，對於李大釗同志的生平，尤其他如何從一位普通人逐漸成長為偉人的過程卻知之甚少。

歷史課本上，隻記載了他於1920年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1927年4月被張作霖下令殺害。這些冷冰冰的白紙黑字雖然真實，卻總是欠缺溫度，讀者也很難通過課本對這個人物有一個更深、更有輪廓的印象。

電影《革命者》彌補了這個遺憾，它用寫實的影像，還原了李大釗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個時段，透過豐富的細節和飽滿的情感，讓觀眾看到一個立體、激情、熱血的革命鬥士。

一般的人物傳記片，喜歡用直線的敘事方式，通過人物成長軌跡的循序漸進鋪墊，讓觀眾了解他之所以成為後來那樣的原因，以及人物與周邊社會、環境之間建立起來的關係，例如《末代皇帝》《國王的演講》《萬物理論》等。

還有一種表現形式，它不拘泥於人物全過程的呈現，而是僅僅抓住某一個人生重要的轉折點，去表現人物的性格、情感和社會價值，比較典型的代表有《至暗時刻》《大夢想家》等。

如果從前後跨度來說，《革命者》並沒有跳出傳統傳記片的套路，然而，電影卻在講述方式上進行了一些特別的嘗試。

它用一種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帶領觀眾在各種時空中穿梭，不以時間作為敘事尺度，而是通過李大釗身邊的人物，用這些特殊點去串聯主角的成長軌跡，並匯成面後形成整體，完成人物的形象塑造。

為此，電影不斷採用順序、倒敘、插敘的方式去展開情節，初看容易一頭霧水，但仔細琢磨，卻充滿著各種打破常規的驚喜。

影片一開始李大釗就已經身陷囹圄，即將於38小時後被處於絞刑，於是，本片第一個情節性人物出現，他就是張學良。

原來，在很多年前的北京城，少帥張學良就已經和李大釗有過一面之緣。這段故事以報童阿晨被俄國人無辜打死開始，在各行業協會聯合示威遊行、要求嚴懲凶手時達到高潮。

在張學良的眼中，李大釗是一個為民請命、心懷蒼生之人，他做了別人想做卻不敢做的事情，為底層人民發聲，為所有被欺壓的中國人討回公道，讓觀眾對李大釗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

李大釗被關進監獄後，民眾要求釋放的呼聲也水漲船高，同時，黨組織也在想盡辦法進行營救，他們派了一個委身在軍閥內部的軍醫，希望用假死藥幫助李大釗逃脫，卻被李大釗斷然拒絕，這個軍醫的名字叫慶子，是本片的第二個情節性人物。

慶子和李大釗在十幾年前相識，當年他們一起歡度除夕，是李大釗給他取了一個正式的名字，也是李大釗給予了他如親人般的溫暖。

透過慶子的眼睛，觀眾看到了一個如長輩般隨和的普通人，也看到了一個不懼生死，只想以自己的犧牲去喚醒無數沉睡之人的偉大革命家。

他也有自己的兒女，在這個世界中也有許多值得眷戀的東西，可為了千千萬萬年輕人的未來，毅然選擇犧牲、選擇自己來承受所有苦楚。

雖然李大釗是張作霖捕獲，但真正同意殺害他的人卻是蔣介石，這也是本片的第三個情節性人物。

蔣介石和李大釗的性格截然相反，不同的成長環境注定兩人會漸行漸遠。在李大釗心中，他裝的是普通民眾，可在蔣介石心中，他裝的卻只有自己，兩人之間矛盾早在孫中山時期就已經存在，當孫中山逝世後更是徹底爆發。

面對李大釗，蔣介石不僅感覺到恐懼，更感覺到壓力，所以，他毅然下達“不殺此人，後患無窮”的命令，只是他永遠也想不到，有些人的肉體可以被消滅，但精神卻不會消亡，那種浩然正氣將長留世間，不會因為時間而改變。

影片的第四個情節性人物是徐三，一個普通的底層老百姓。他見證過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在大革命最黑暗的那一天，徐三冒著生命危險，將李大釗從軍閥的槍杆下救出，從此，他的人生也徹底改寫。因為李大釗，給予他作為人的尊嚴，也是李大釗，教會他要相信自己。

徐三眼中的李大釗很簡單，沒有高高在上，褪去偉人光環後，他有血有肉、有情感，他是導師，更是布道者，他虔誠、有信仰，他體察底層百姓，奔波於人海，從民眾中來，最後又回歸到民眾中去。

可李大釗從未忘記自己另一個身份——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於是，就有了第五個情節性人物，與他一同並肩作戰的戰友——陳獨秀。

李大釗和陳獨秀，性格、生活習慣完全不一樣，但因為共同的信仰，他們走到了一起，並攜手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新紀元。

同為北大教授，他們有著文人的豪情，又夾雜騷客的浪漫，不同的是，相比較陳獨秀的過於理想化，李大釗顯得更加現實。

他不但和學生打成一片，還主動深入到各階層去體驗生活，在一線中了解百姓疾苦。他的悲天憫人，沒有文人那種無病呻吟，反而充滿著力量和強大感染力。

影片的最後一個情節性人物是毛澤東，那時的主席青春年少，正是意氣風發的好時節。之前很多講述毛主席的電影，往往只會展示他睿智、成熟、堅韌不拔的一面，可卻忽略掉，偉人也有年輕的時候、也有彷徨的時候、也有衝動的時候，所有的大人物都不是一蹴而就，都需通過不斷的磨練和成長，才能修成正果。此時的李大釗，就充當著毛澤東導師角色，他幫助毛澤東答疑解惑，修正前進方向。

影片用這種方式，完成兩代共產黨領導人的傳承和交接，正如李大釗所說，對於中國革命，他不過只是一個過渡人物，然而就算自己無法親眼看到中國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只要年輕人繼續堅持，這種犧牲就有了意義。

同時，李大釗也認識到共產黨沒有掌握軍隊話語權的致命傷，可他沒有時間，但毛澤東有，日後的主席正是用黨指揮槍的理念，最終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

六個主要人物，用各自角度充實了李大釗形象的塑造，完成守常先生由人到神、又從神回歸到人的坎坷歷程。

畫面疊加下，觀眾們能夠清晰感受到他的勇敢，他的堅持，他的熱情，他的溫柔，這種情愫，最終在行刑時累積達到頂點，《國際歌》響起，猶如山洪暴發一樣，瞬間擊破觀眾心房，不自覺間已經淚流滿面。

本片雖為李大釗的傳記，但因為出場人物眾多，使其更像一幅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百態圖。從朋友到對手，從手握重權的軍閥首領，到饑寒交迫的底層百姓，他們在那個年代真實的活著，並在不知不覺中推動著歷史車輪的轉動。

張頌文用精湛的演技撐起了這部大男主電影，鋒芒中透著內斂，微笑中飽含深情。在與所有人對戲中，無論碰到秦昊這種實力派，還是韓庚、李易峰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張頌文都給人不卑不亢、閑庭信步的感覺。既不刻意壓製對手，也不故意放低自己，舉重若輕、張弛有度。

在面對上海租界的強橫外國人，他用並不偉岸的身軀，扛起勞工們的重托，始終不退讓一步；“三一八”慘案後，他伏在妻子肩膀上，痛苦的哭喊“他們有槍，他們有槍……”；面對冷冰冰的絞刑架，他微笑著和所有同胞點頭致意，那種從容淡定，仿佛不是直面死亡，而是在經歷一次短暫的離別。

片中的李大釗多次說過，他不怕死，他怕的是一代代年輕人就那樣老去了，麻木了，沉默了，如果能夠喚醒那些麻木的人，他可以去死。他站在光明與黑暗之間，為了讓光明能夠早日到來，毅然選擇黑暗來吞噬自己。

《革命者》的成功之處，在於它用一種全新創作模式，打破了主旋律電影留給觀眾僵硬死板的印象。

無論運鏡，美術，還是燈光，氛圍營造，影片均可圈可點，各種充滿意境的畫面、大段鏡頭的留白、浪漫主義的情緒輸出，讓觀眾不僅隻停留在欣賞一部電影的程度，而是和片中角色融合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難。

當主旋律電影不再端著，開始接地氣，照顧觀眾的感受，那麽它就已經步入主流電影的範疇，這種嘗試和體驗，當今市場需要，觀眾更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