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時間：2018年10月13日
姓名：李樂為
性別：男
年齡：39歲
廣東珠海人，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國內外港澳台諸多大型音樂節、演唱會官方攝影師。媒體稱之為“中國搖滾現場首席攝影師”，也是拍攝過歐美樂隊音樂人最多的中國攝影師，曾獲2017第1屆吉他中國獎（GuitarChina Awards）最佳音樂現場攝影。
李樂為有刀刻斧鑿般的眉目，其中凝著思慮和遲滯。
思慮的是時不我待，時間一刻不停地帶走那些寶貴的音樂人，以及自我的自由和精力；遲滯，則是他自述的性格——埋頭苦乾，直來直去，不懂與人打交道，沒有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的心竅。
他時時審視自己，體悟存在和時間的關係，因此努力地活出生命的每分每秒。在我看來，能這樣真實地生活，不是遲滯，是更深刻的機敏。
我的攝影師夢：親手從白相紙上變出人影
前幾天，當我把一張照片遞給剛結束專場音樂會的波蘭古典音樂作曲家及指揮大師、“活著的貝多芬”Krzysztof Penderecki時，已經八十五歲的老爺子臉上綻開了層層疊疊的笑容：“哇，這是我年輕時的照片！”
然後，老爺子揮筆在照片背後龍飛鳳舞地簽下了名字。照片上，是2008年我第一次拍到在廣州舉辦音樂會的他，鶴發童顏，神采奕奕。那年，也是我把相機對準舞台的第一年。
作曲家及指揮大師Krzysztof Penderecki的簽名，照片拍攝於2008年
成為舞台攝影師這十年來，類似的溫馨有趣的瞬間有很多。在舞台周圍工作，在音樂中存在，得人生如此，我既幸運又幸福。
我踩著70年代的尾巴出生於廣東。80年代珠海被劃為經濟特區，港澳流行文化很快在珠海成為一種風潮，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從小開始接觸各種文化資訊。
高一時，我在學校閱覽室裡看到了很多畫報，當時的畫報裡已有了攝影版面。看著大幅鮮豔色彩的照片，我不由得開始聯想和思考，這張照片這樣拍好麽？如果我來拍，換一個位置角度拍會怎樣？
想做一個攝影師的想法，就這樣從那些畫報裡萌發了出來。我跟同學聊起學攝影，沒想到他一拍大腿：“巧了！我認識一個人，就是攝影師，可厲害了！”
我興奮不已，立刻在他引薦下，認識了這位攝影師朋友A。原來，A家裡就是開照相館的。在90年代，拍照還是一件很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大家都得到照相館拍證件照、紀念照。
在A同學家那間幽閉的小暗室裡，我頭一次親眼目睹白色相紙上慢慢浮現出人影。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簡直比魔術更奇妙，我徹底被震撼了：我要做攝影師，就這麽決定了！
為了買相機，我攢了600多的壓歲錢，又省吃儉用了兩月，750元買了一台當時最便宜的單反相機——國產海鷗牌單反相機。
那時的相機都需要用膠卷，一卷樂凱膠卷有36張底片，得花兩天的飯錢——5、6塊。
對第一次接觸拍照的我來說，每一張膠卷都特別珍貴，每一次都要觀察再三，甚至等好幾天，直到等到合適的光影條件，才敢小心翼翼地按下快門，一卷安裝底片能拍到38張。
熱情澎湃的我走到哪都抱著相機。快到高三了，面臨擇校時，我毫不猶豫地決心要考攝影系。當時，全國只有四所大學有攝影專業，按我的成績，進這四所學校希望不大。
天無絕人之路，在多方求索下，我終於得知中央民族大學有一個專科專業是影像藝術，且由中國最早的攝影教育家龍熹祖教授親自建系。我很激動，趕緊沖洗挑選了一遝拍攝的照片，興衝衝地趕到北京。
父母勸阻無效，只好以斷糧兩個月來試圖讓我放棄。還好，大我四歲的姐姐正在北京醫科大學讀書，我投靠在姐姐學校附近，趕緊去民族大學報名。
我找到龍熹祖教授時，當年的攝影系招生名額已滿。我不死心，堅持把自己的照片遞給龍教授，再次表達想學攝影的心願。龍教授翻看著我的照片，挑出了一張，說：“這張還不錯。”
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張照片上，是我在北京閑逛時拍的正在拆遷的胡同中的破舊民房。也許，龍教授是從中看出了我的攝影直覺？
1997年在北京上學時期，被同學偷拍的照片
總之，我被破例錄取成了旁聽生，直到第二年才得到正式入學的名額。
北漂逐夢七年吃飯和愛好兩不誤
在民族大學的兩年，我系統地了學習了攝影專業的理論和技法。
這期間，我還接觸到了許多國際水準的攝影流派和大師作品，思考再三，我基本確定了自己想從事的攝影方向——我要做本體攝影，也就是純粹專注於攝影本身、注重對拍攝對象最本真反映的攝影。
校園生活中，我的人生還打下了另一個重要烙印。8、9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西風東來、暢通無礙的時代，歐美文化深深地影響著70、80後的年輕人。
我的室友天天在床上放英國迷幻搖滾樂隊Pink Floyd的音樂。那些時而躁動時而沉鬱，時而溫柔時而絕望的吟唱，對從前只聽過香港四大天王、beyond、王傑的我而言，不啻為天籟之音。
最觸動我心靈的是歌詞：we don’t need education, we don’t need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我深深沉迷於這些詞句所表達的情緒和思想裡。我查詢著Pink Floyd的創作思想，學著逐句分析理解歌曲的結構和內涵，開始真正地“聽”音樂。
在室友的引領下，我也開始去買當年盛行的打口碟（作為塑料垃圾進口到國內的歐美音像製品），集齊了Pink Floyd的所有專輯，一張碟能重複聽上好幾個月。
那段時間，我不斷接觸各種歐美經典搖滾作品，成了很多頂級樂手的歌迷。
1998年夏天，幫我買第一台相機的高中同學A考到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在民大讀書時光裡，我也會經常在北影聽攝影講座，尤其是當年紐約攝影學院的師生到北影交流一個月期間，帶來了大量頂級作品的展覽和解析講座。
我很向往北影攝影系的氛圍，於是，我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的專升本考試，跟A又成了同學。
在北影的三年，課內外大量的講座、寫生活動、業內交流，使我獲益良多。攝影和音樂，成為我在北京的兩大精神支柱。
北影畢業後，我開始了北漂生活，繼續端著相機，在學校的照相館裡給老師同學們拍證件照，替攝影系的學生沖洗膠卷，掙點零花錢給自己買膠卷。
除了攝影，歐美音樂也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並在機緣巧合下給我提供了北漂時的飯碗。
一個來自哈爾濱、在北京“南漂”的鼓手朋友，常跟我一起買碟，兩個衣食困窘的文藝青年，萌生了乾脆自己賣碟掙錢的想法。
於是，我們各湊了三千塊“巨款”，進了一批打口碟，租下某巷子裡的一面牆，小小碟片店就開張了。靠著賣碟，我們每個月能掙千把塊錢生活費，算是勉強解決了吃飯問題。
但我們跟其他專心掙錢的小販不同，歐美音樂是我們真心熱愛的東西，每次進貨，我們都精挑細選，絕大多數碟片都是自己很欣賞的作品，挑著挑著，就忍不住把自己喜歡的碟片私藏起來。
聽歌順帶賣碟的日子裡，我廣泛涉獵各類歐美音樂，包括古典音樂作品，建立了自己對音樂的品味，不知不覺為日後我走上舞台攝影師之路打下了基礎。
多年來良好的收藏基礎，如今，拍攝過的樂隊李樂為都盡量拿到簽名。
我們的小檔口很快就發展壯大起來。因為我倆認真選碟、賣碟的態度，以及對音樂的了解和獨特品味，得到了一位供貨商大哥的賞識。
這位大哥慷慨支持，給我們提供了大量優質貨源，還允許我們先賣貨再結款。很快，我們的碟片店轉戰北京文藝青年聚集地之一的五道口，乘著歐美流行音樂大量進入國內的東風，碟片店名氣漸響。
高峰時期，我們的碟片店甚至成為京城數一數二的歐美打口碟賣家。
然而，好景不長，版權時代來臨後，北京開始嚴查非法音像製品，很多同行店鋪都遭遇了臨時關門、貨物被罰沒，最嚴重的一次，一個在新街口的同行，被拘留了三個月。
這件事給我敲響了警鍾。作為當年還算金貴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家庭唯一的兒子，我不想因為賣碟片就莫名其妙留下“案底”。
這時，父親生病的消息也從珠海傳來，我心生退意。2003年春節前，我收拾行囊，結束了七年的北京生活，回到了廣州，一邊照料在廣州看病的父親，一邊琢磨著乾點什麽事情糊口。
富足的小老闆生活 人生是否就此而已？
這期間，北京的碟片貨源大哥主動聯繫了我，他在廣州也有一家賣碟片的店鋪，這裡臨近中國最大的歐美電子音像製品進口地潮汕。他希望我繼續為他賣打口碟。
於是，我的碟片店生意又在廣州紅火起來。在當時風氣漸開的中國，哪裡都有大量渴求國外藝術食糧的青年，我的店鋪每天收入能達到一千塊以上，其中一半是淨利潤。可想而知，我過了一段富足的日子。
2004年底，以MP3為代表的數位播放器開始興起，海關也開始嚴查打口碟。店鋪生意逐漸衰落。我意識到實體音像唱片時代快要終結了，還勸好多同行趁早改行。
正好，跟隨我從北京到廣州生活的女友想開一家服裝店。為了幫女友，也給自己找點事做，我開始著手找店鋪、看貨源。2004年，我們的第一家服裝店開張了。
我把從前賣碟片的生意經用到了賣女裝上，不僅時時關注、細細研究女裝流行趨勢，還在店裡搞起了會員製。
慢慢地，店鋪積累了一批忠實顧客。我擴大了店鋪、招聘了6個店員、2個店長，過上了清閑自在的小老闆生活。
為了給家裡一個交待，我還去考了藥劑師資格證，方便照看家裡的藥店生意。除了生意以外，我的生活就是享受愛好、買房買車。人生似乎已無可用心，當初要做攝影師的理想，漸漸不再出現在腦海中。
2005年，父親去世了。他的過早離開，給我安逸的生活蒙上了陰影。而真正讓我如夢驚醒的，是2008年的那場國難。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那天起，舉國失色，那些悲慘的新聞畫面，讓我既震恐，又心痛，想為此做點什麽的欲望非常迫切。
做了幾番努力不成之後，我無意中看到了一個電視採訪。採訪對象是一位來自災區、在深圳打工二十多年的中年男子。
地震發生前不久，他剛剛用攢了二十多年的工錢，回老家蓋起了新房，安頓好了一家老小，圓了全家人多年的心願。
他回到了深圳，原本計劃著再打半年工，就回老家。然而，一場巨震過後，家人連同新房一並被埋入廢墟，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就此轟然崩塌。
“我不知道接下來還能為什麽而活？人生努力的方向都坍塌了。”他在電視裡木然地說。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靈魂也陷入了深思，換位思考：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在我身上，我該怎麽辦？人生努力的方向在哪？
掙的這些錢、買的房和車，父親已經看不到，而他生前最大的心願——看到孫兒，我卻沒能滿足。如果失去了家人和我現在擁有的一切，我還能為什麽而活？
即將30歲的我，在這個問題裡困頓了好幾個月。
從“個人愛好”到“官方”攝影師：用攝影記錄歐美音樂歷史
在十字路口彷徨失措的時候，是音樂和攝影拯救了我。
2007年夏末，北京現代國際流行音樂節即將舉辦，且雲集了眾多頂級樂手。對我而言，能親眼目睹從前北漂時百聽不厭的歌曲在眼前奏響，是不容錯過的機會。
我帶上相機，想完整拍下音樂節的所有畫面。為了拍攝順利，我找了在媒體工作的同學，借他們的媒體入場證，成功進入了前排媒體拍攝區。這是我重新掛牌“攝影師”身份後拍攝的第一場音樂節。
看演出、拍演出的日子一旦開始，就再也停不下來。因為，終於有一件事完美地把我的理想和愛好融合在了一起。從把鏡頭對準舞台那一天起，我將愛好變成責任：要用攝影的方式，記錄當代歐美音樂歷史。
2008年，是我成為“歐美音樂史非官方記錄者”舞台攝影師的第一年。當年，我還拍攝了“德中同行”文化交流活動的系列演出。
基於記錄歷史的初衷，我並不局限於拍自己感興趣的搖滾音樂演出，歐美古典音樂、流行音樂、Livehouse演出、舞台劇等等，只要我認為有記錄價值的，哪怕少人問津，我也想去拍。
剛開始拍演出的那一兩年，我只是業餘攝影師，沒有官方邀請，基本上都得自掏腰包買票。為了找好的拍攝位置，還得托媒體朋友或其他業內關係先後聯絡主辦方、場地方、演出者經紀人和本人的同意。
這個過程耗時費力還費錢。尤其是歐美古典音樂演出，對主辦方和音樂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演出是否完美、觀眾是否享受到了音樂，至於拍攝和記錄反而無關緊要。
因此，我必須要很努力溝通，才能得到拍攝許可，而且，拍攝必須以不干擾演出和觀看為前提。雖然事先溝通過已得到許可，也常常會有一些突發情況讓演出方臨時改變主意。
即便如此，我還是堅持著當初的決定，古典音樂是音樂史中的重要部分，越沒人關注沒人愛拍，我就越不能放棄拍攝。
就這樣自費拍攝了兩年左右的時候，我的拍攝工作在2010年有了轉機。
2010年10月1-4日長江迷笛音樂節“集結！”
2010年國慶，我在拍長江迷笛音樂節時，身側看演出的朋友突然遞給我一個郵箱地址：“你費心費力拍了這麽多精彩的照片，隻私下傳播未免太可惜了。你每天把照片發到這個郵箱吧！”
我的全副身心都在拍照上，並沒有細問。第一天拍攝結束後深夜，我修完當天的照片，想起了他說的那個郵箱，於是把挑選好的照片發了過去。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舞台前拍攝歌手和觀眾互動瞬間，一個前排的觀眾突然對我大喊：“你就是李樂為吧？昨天你拍了我的照片！”
我吃了一驚，我拍的演出照都是私下傳播，他是怎麽看到的呢？“我在騰訊網首頁上看到的啊！”
我忙完後回去一搜索，發現我拍的演出現場照片出現在不少門戶網站上，這還是我拍的照片第一次上了主流媒體。莫非，朋友給的那個郵箱是媒體郵箱？
我產生了好奇。於是按照郵箱前綴的拚音詢問舞台工作人員，“wangman”是誰？就這樣，我跟迷笛的媒體總監王曼認識了。他也正在疑惑每天收到的演出照片來自何方神聖。
我們一見如故。王曼很欣賞我拍的照片，建議我給照片添加水印，維護自己的影像版權。通過他的傳播，我拍的2010年迷笛音樂節照片在網絡媒體上吸引了不少關注。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