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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溫情催淚 華語電影迎來“親情大年”


1905電影網專稿 4天,4億!截止到發稿時,4月2日上映的《我的姐姐》票房已破4.7億,穩坐清明檔期票房冠軍寶座,打破了中國影史清明檔影片單日票房紀錄、中國影史清明檔人次紀錄、中國影史家庭片單日票房紀錄等多項紀錄,並以領頭羊之勢帶動清明檔期票房破8.2億,創歷史新高,成就“最強清明檔”。



與此同時,《我的姐姐》斬獲豆瓣評分7.2的不俗成績,並一度登上清明檔期各項熱搜和影視類話題頭條,在今年繼《送你一朵小紅花》《你好,李煥英》後再度激起社會範圍內的廣泛討論。



那麽,這部電影究竟有何魔力,能在口碑票房雙豐收的同時,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與討論?


 2021 · 三個冠軍引發的親情電影大年


《我的姐姐》講述了成長於重男輕女家庭環境中的姐弟倆,原本關係冷漠疏離,但在父母車禍離世後,姐姐開始面臨撫養弟弟還是追求個人獨立生活這一艱難抉擇的故事。左手至親,右手自我,這一兩難甚至看似無解的抉擇將親情關係、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等時代性話題一個個呈現在大銀幕上,完成對姐姐安然、安然的家庭、安然所處的社會,乃至銀幕前所有觀眾的一次次犀利提問,而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則成為不同觀眾之間爭論甚至互相指責的社會話題焦點。


社會學家李銀河分析,這一抉擇背後的邏輯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所面臨的個人本位價值觀、人生觀對傳統的家庭本位價值觀、人生觀的激烈撞擊。“目前,傳統的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正在發生深刻的改變,一個現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影片通過一系列戲劇性衝突為我們揭示了這個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深刻變化。”


當對於親情的表述不再流於表面,而直達人文深度、直面社會現實,就很容易引發觀眾共情,進而引起社會話題的逐一湧現和廣泛討論,完成口碑、票房、社會影響力的三重斬獲,並在華語影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我的姐姐》成為清明檔票房冠軍之前,另有兩部電影已經印證了這一可能性,那就是今年元旦檔冠軍《送你一朵小紅花》和春節檔冠軍《你好,李煥英》。


《送你一朵小紅花》是韓延導演“生命三部曲”中繼《滾蛋吧!腫瘤君》之後的第二部,圍繞兩個抗癌家庭的兩組生活軌跡展開敘事,用癌症這一特殊的切口切中了當代中國社會情感結構中的家庭親情與青春愛情,為無情的命運綁上了有情的紐帶,將人心人性中的柔軟脆弱一點點剝開,並用勇渡難關、笑對生活的溫暖力量激勵、擊中了剛剛跨過2020年疫情的中國觀眾,為這種情緒打開了一個出口,從而激發了廣泛的社會熱度,以14.32億票房勇奪元旦檔冠軍。



《你好,李煥英》則根據2016年的同名小品及賈玲親身經歷改編,用穿越的方式深情回憶了自己的母親李煥英。該片在笑中帶淚的情緒和溫情真摯的手法呈現了細膩無私的母愛和純粹誠摯的母女情,用最純粹的親情力量直擊人心最柔軟的地方,既是賈玲給她母親的一封情書,更是給觀眾母親的一封情書,感動了大江南北萬千觀眾,成為過年期間全社會最熱門的話題,以至於在春節檔一票難求,不僅成為中國影史票房亞軍,更以53.95億(截止到4月6日10時)令賈玲成為全球票房最高女導演。



《你好,李煥英》對於《唐探3》的票房反超、《我的姐姐》單日票房連續力壓《哥斯拉大戰金剛》也證明了清華大學教授尹鴻的推斷:“文藝片、現實片如果具有影院性,就可能創造好的票房,甚至超過許多視效大片。所謂影院性,就是故事和細節的精準度、呈現和節奏的強度,表演和敘事的完成度以及主題和情感表達的共情度(因而,青年題材的作品具有明顯市場優勢)。”


到了3月,另一部口碑佳作《又見奈良》上映,講述了一段跨越60年的異國無血緣母女情,將反戰和平的主題插上了親情的翅膀,用內斂克制的手法讓觀眾以輕鬆溫和方式感受到略帶沉重傷感的主題。然而,本片因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當代性和普遍性的現實關照,因而未能引發全社會的討論熱潮,導致在業內備受好評的同時票房成績平平。



4月初,我們迎來了親情與女性話題齊飛的《我的姐姐》,讓2021年度的華語親情電影的熱度保持住了“月度化”,也讓連續四個月的四部口碑佳作(《送你一朵小紅花》《你好,李煥英》《又見奈良》《我的姐姐》)、三部檔期票房冠軍(《送你一朵小紅花》《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在連續的最強春節檔和最強清明檔拉開了華語親情電影大年的序幕。



 1923 · 華語電影百年親情敘事史


在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看來,當下中國電影市場高票房影片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強烈的話題性和共情度,其中隱含著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就是倫理。縱觀中國電影史上很多高票房的影片,幾乎都是因為倫理問題而引發的觀影熱潮。


無疑,上文中提到的三部票房冠軍作品《送你一朵小紅花》《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都是在鮮明自我風格的類型化基礎上——青春類型的《送你一朵小紅花》、喜劇類型的《你好,李煥英》、女性類型的《我的姐姐》,注入了濃重的親情倫理內核,從而擁有了強烈的話題性和共情度。而這一內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一以貫之的核心敘事模式。



回望近百年之前,明星公司第一部長片《孤兒救祖記》(1923)就以一個豪門恩怨的親情故事開中國社會題材電影之先河,成為中國親情電影的鼻祖,激活了中國電影潛在的市場,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商業和藝術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國產片。自此,描寫家庭親情、骨肉分離的題材就成為中國電影市場製勝的因素之一。借《孤兒救祖記》之風,其出品方明星公司此後又接連拍攝了《玉梨魂》《苦兒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題材的親情電影。



親情題材的巨大影響力,在日後的中國影視作品中屢次得以驗證。1947年,創下當年萬人空巷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取材於中國傳統戲曲《鍘美案》,通過講述一個家庭在中國抗日戰爭巨變之時發生的悲歡離合的故事,表現了對抗戰前後中國社會現實的反思,而其本質上則是一部親情倫理大戲。



1990年,中國內地銀幕與熒屏上的兩枚“催淚彈”———《媽媽再愛我一次》和《渴望》,無不是履行這一主旨的成功范例。內地於1990年上映的台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堪稱改革開放後第一部令觀眾記憶深刻的親情影片,影片主題曲《世上只有媽媽好》傳唱至今;同年播出的電視劇《渴望》則揭示了人們對愛情、親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大型室內電視連續劇,播出時萬人空巷,創下當時的收視巔峰,亦引發了一場關於真善美的全民大討論。當年還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的尹鴻在《渴望》座談會上談道,從《渴望》的家長裡短內容和它引起百姓的街談巷議來看,這是一部大眾文化產品。



回歸當下的中國電影,特別是近年來的多部“爆款”之作,多以親情關係為落腳點,並以此成為影片的矛盾內核。從《親愛的》《失孤》這樣的尋親題材,到《快把我哥帶走》中兼具奇幻色彩與現實感受的兄妹情深,再到《我不是藥神》中呂受益(王傳君 飾)和妻子、劉思慧(譚卓 飾)和女兒的親情牽絆,以及《地久天長》中兩組家庭在時代洪流中的起伏跌宕和《誤殺》中對於家庭親情的可貴性、責任感的展現,無不彰顯了華語電影親情力量一脈相承的敘事傳統。



中國影史票房榜同樣能說明這個道理。《你好,李煥英》之後,分列在3-5位的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3》。《哪吒之魔童降世》重新書寫哪吒“叛逆史”中最可貴的一點便是,讓他與父母完成了親情的和解,大幅加重了家庭親情的力量,從而使得本片成為2019年暑期檔合家歡首選;《流浪地球》在開啟國產硬科幻元年的同時,將劉培強一家的親情關係從疏離到和解作為情感主線,讓奔著特效而來的觀眾淚目影院,並將主旨上升到超越家庭的家國情懷,最終成為2019年春節檔冠軍;《唐探3》則在兩部前作的基礎上加入了主角秦風的家庭背景介紹,讓秦風之父這一神秘人物成為懸在觀眾心頭的“達摩克斯之劍”。



從1923年的《孤兒救祖記》,到2021年三部檔期冠軍,親情力量近百年來從未間斷對中國電影創作與觀眾審美的重要影響,其根源則來自注重家庭倫理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在這種力量的驅動下,中國親情題材電影在與其他類型不斷融合中,在中國電影工業化、產業化發展中,一步步關注中國現實,弘揚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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