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牽扯到錢，醜惡的嘴臉就露出來了。
沒錯，影哥說的就是#慰安婦子女向導演郭柯討錢#事件。
估計沒人會想到，在上映23個月後，紀錄片《二十二》會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再度登上熱搜。
起因來自一封部分“慰安婦”受害者家屬的聯名信——“我們想討一個公道”。
大致這幾個意思：
大部分老人已經去世，沒有直接在《二十二》裡上鏡，但你拍攝的是“慰安婦”題材，她們都是慰安婦，沒有她們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題材，沒有這個題材哪裡有你的電影。
拿我們母親的名聲賺錢，反而把錢給別人花，為什麽？
一張下葬圖片能拿5萬，憑什麽我們沒有。
不難看出，受害者家屬訴求很簡單，圍繞一個“錢”字。
因為這是郭柯當初的承諾，“我深知票房能到今天不是我拍得多麽好，是這些老人的感召，讓大家走到影院裡看，票房的這些收益，當然要回到老人身上，再高的票房我也會捐”。
那麽他給捐了嗎？
捐了。
據郭柯回應，2018年1月，影片中出現的李愛連等9位山西老人，他都給了援助金，或本人或直系親屬或養子/女都簽了收條。
包括片頭片尾葬禮中的老人張改香、陳林桃，援助金也在2019年1月到位，此外，除山西外其他地區的老人也陸續收到，綜合統計一共24位。
最後，郭柯還向“慰安婦研究與援助”項目捐出導演個人收益400萬元。
綜上所述，後續工作不是挺到位的嗎？
原來，據郭柯回應稱，討錢家屬及父母未出現在片中、未給予配合，“於情於理，我也不該給他們錢”。
就像網友說的，拿母親的苦痛來消費，這些人的吃相未免太難看。
“沒有她們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題材，沒有這個題材哪裡有你的電影。”
聽一聽。
把去世老人的創傷作為要錢的理由，這種沾血的錢竟也要的理直氣壯？！
回歸正題，影哥想說一句：這本就是一場鬧劇。
《二十二》不該成為“利益交易”的角逐場。
就像郭導說的，韓國等其他國家也拍過同類型題材，為什麽人家就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反而引發正面的響應。
況且，拍《二十二》的初衷也不是為了賺錢。
“慰安婦”三個字，承載了難以言說的苦痛、本不該有的冤罪殺機、沉重的歷史，它將深埋半個世紀的傷痛，重新擺在眼前。
但，這不是在狠心撕掉舊傷上的結痂，而是要告訴世人：時間在溜走，她們正在“消失”。
數字代表著片中的受害老人。
從2012年短片《三十二》，到兩年之後的二十二，再到2017年時的8，今年更是剩下5。
雖然不願承認，但這個數字總有一天會變成零。
受害老人正在迅速的離開我們，那段歷史或將隨之埋葬於泥土之下。
因此，本片的存在更顯得彌足珍貴，它極大可能成為她們在這世上的唯一留影。
“我既需要你想起，又希望你能忘記”
受害老人最怕的就是子女和旁人知道自己的過去，這也是讓鏡頭後的郭柯最困擾的地方。
鏡頭小心克制，沒有尖銳的提問，她們大多在閑聊，聊兒時、聊戰亂、聊快樂，聊苦痛。
全片緩和、安靜，卻能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強大和頑強。
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韋紹蘭老奶奶最後笑著說了這句話。
看著她們，你常常忘記那一“傷痛”的存在——
毛銀梅（1922-2017）
被騙到中國慰安所的韓國人，離開家鄉那麽久，依然能哼唱幾句《阿里郎》。
她不喜歡回憶過去，但又不自覺說起簡單的日語。
有人來看她，開心的像孩子；看人離開，忍不住抹眼淚。
她在採訪中的那句“這一世過後，再也不想投胎了”，讓影哥我至今難以忘記。
林愛蘭（1925-2015）
腿部殘疾，行動只能靠坐在椅子上慢慢挪步子，自慰安所逃出後，她終身未嫁，一個人在養老院度過。
過去的創傷，她不願多說，但說起那段抗日打鬼子的經歷，語氣鏗鏘有力，依然是她感到最驕傲的事情。
拿著民政局給她發的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獎章，她笑了。
影片中的她們就是這樣普通，展現著自己平凡的餘生。
有的貧窮孤苦，在睡夢中離世；有的成家生子，過得平靜且安逸。
你很難想象，在臉上的皺紋、簡陋的房屋、發黃的老照片背後，究竟還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血和淚！
正如片中字幕打出的“觸目驚心”的過去——
歷史會不斷稀釋個人的苦難，但罪行會被永遠記住，紀錄片《二十二》用畫面保存下了這段歷史。
而這，正是它雖不完美，仍值得讚揚的原因。
曾關押過40多個女人的破敗小院
影哥一直覺得，電影人當中，屬拍紀錄片的最牛逼。
因為拍一部紀錄片太難了。
出力還不討好。
《二十二》更是如此，從2014年1月開拍到2017年8月正式上映，整整三年半的時間，歷經坎坷。
劇組和李愛蓮老人合影
為了拍全22位“慰安婦”幸存者，郭柯帶著30多人的攝製團隊，跨越湖北、廣西、海南、山西、黑龍江多省，跋涉11996公里，經歷火車、飛機、輪渡......
因為她們是一個群體，少一個都不是完整的。
然而投資商卻覺得一下子拍22個主角，成本太高，不現實，撤走了投資，拍攝計劃停滯不前。
為了支持電影的拍攝，郭柯的母親甚至提出把老家房子賣掉。
就在這個時候，演員張歆藝無條件借給郭柯100萬，電影才得以繼續拍攝。
勒緊褲腰帶堅持，緊巴巴地拍完了，拿到了公映許可證，可是發行費用短缺，根本沒有能力進入主流院線跟觀眾見面。
不得已，影片在公益平台上發起眾籌，前後累計32099人參與，籌得100多萬元。
20萬用後期製作，剩餘80萬則作為此後電影的宣發費用。
包括帶著電影跑各個電影節，導演都是讓主辦方幫他把機票直接訂到下一個電影節的舉辦地，因為他沒錢。
然而這些都沒有什麽，郭軻從一開始就沒打算靠這個項目賺錢，他甚至想過，電影上不了就上不了，大不了以後當資料片留存。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直觀地感受這段歷史。
如果電影真的賺到錢，那麽除影片成本之外，剩餘的還是要用到這些老人身上。
因為她們不是盈利的工具。
2017年澎湃新聞曾經刊發過一篇文章《觀看的限度與救助的困境：“關注”對慰安造成了新苦難》。
裡面提及，在慰安婦居住的村子，會有一些村民擔當起慰安婦經紀人的角色，幫助聯繫採訪和報導，甚至找來一些老人假扮慰安婦，從中賺取回報。
更可怕的是，有些慰安婦的家屬也參與其中，有一位老人就曾對攝製組哭訴，好心人給她的錢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
這些人和如今公然要錢的家屬，簡直令影哥震碎了三觀。
（截圖自澎湃新聞）
什麽時候，歷史的隱痛可以成為獲利的渠道？壓榨的枷鎖？
她們是誰？
她們是受盡創傷的人，是歷史遺留下的最沉重的回憶，那是死亡與痛苦、血淚交織的生命悲歌。
她們是真正的巨人，代表著一種最震懾人心的生命尊嚴。
將如此純粹、敏感的歷史與最汙濁的利益鏈條相勾連，人性輕而易舉地被金錢泯滅，這種吃相何其難看。
“沒有她們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電影？”
恕我直言，這是什麽屁話？
她們拚命地活，為的是等一句道歉，等一個正義，這才是從頭至尾應該被銘記的。
淡忘這些隻談錢，是對她們最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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