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是我國國民經濟大踏步前進、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的40年，是成功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的40年，也是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實現歷史性跨越的40年。
1、GDP：佔世界15%
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79億元，之後連續跨越，1986年上升到1兆元，1991年上升到2兆元，2000年突破10兆元大關，2006年超過20兆元，2017年首次站上80兆元的歷史新台階，達到827122億元。
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過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折合12.3兆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個百分點左右。
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提高，成功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9660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
1978年，國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1132億元，1985年翻了近一番，達到2005億元；1993年再翻一番，達到4349億元；1999年跨上1兆元台階；2007年超過5兆元；2011年超過10兆元；2017年突破17兆元，達到172567億元。1979-2017年年均增長13.8%。
2、工業：製造業多年穩居第一
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基礎比較薄弱。1978年工業增加值僅有1622億元。改革開放後，工業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2年工業增加值突破1兆元大關，2007年突破10兆元大關，2012年突破20兆元大關，2017年工業增加值接近28兆元，按可比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53倍，年均增長10.8%。
主要經濟指標迅猛增長。2017年工業企業資產總計達到112兆元，較1978年增長247倍；實現利潤總額為7.5兆元，較1978年增長125倍。
由於工業長期保持較快增長，我國製造業在世界的份額持續擴大。1990年我國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達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佔比進一步提高到19.8%，躍居世界第一。自此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
由於工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比超過1/3，對我國GDP增長形成強有力支撐，推動了我國經濟在世界位次不斷前移，我國經濟總量由1978的世界第十一位，躍居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位。
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十分有限。經過40年的發展，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現了由短缺到豐富充裕的巨大轉變。很多產品產量從小到大。原煤、發電量等能源產品產量2017年比1978年分別增長4.7倍和24.3倍；乙烯、粗鋼、水泥等原材料產品產量分別增長46.9倍、25.2倍和34.8倍；汽車產量已達2900多萬輛，連續9年蟬聯世界第一。很多產品生產從無到有到蓬勃發展。冷氣機、冰箱、彩色電視、洗衣機、微型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一大批家電通信產品產量均居世界首位。
3、人口：從嚴控到鼓勵
從人口總量變化來看，1978年我國總人口9.6億，2017年達到13.9億，增加4.3億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萬人。40年間，我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9%，低於同期世界人口年均增長率。
其中，1978年，我國人口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5.4億人增長到9.6億人，29年激增4.2億人。人口的快速增長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壓力，為促進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政府成立了人口專門機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修改完善婚姻法等一系列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措施迅速在全國鋪開。
分年代看，我國人口增長經歷了速度由快變慢，增量由大到小的漸變過程。20世紀80年代人口年均增長1555萬人，90年代年均增長量降至1273萬人，而進入21世紀以來的00年代與10年代，人口年均增長量分別降至745萬人和702萬人。人口年均增速從70年代的1.9%，降至21世紀以來的0.6%，人口增速快速下降。
國家統計局指出，我國人口增長形勢的變化既是生育政策調節作用的體現，也是經濟發展、社會變革背景下人口自身發展規律的結果。
數據顯示，198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降至18.2‰，人口增長模式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2001年以後，我國人口出生率始終在13‰以下，死亡率保持在7‰左右。
國家統計局1月份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出生人口減少了63萬人。與此同時，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724萬人，比2016年減少249萬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別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近600萬人。
面對婦女生育意願和出生率下降的態勢，一些地方鼓勵、獎勵生育乃至全面放開生育的呼聲高漲，目前湖北鹹寧、山西、陝西等地也提出鼓勵獎勵生育乃至全面放開生育的政策和建議。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分析，提高生育意願必須要有一系列有關民生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比如生小孩免費、產婦的帶薪休假安排、小孩的健康營養補貼等；再比如，目前的高房價導致了低生育率，那麽加快保障房建設，做到住者有其屋很重要。“這些方面到底誰來出錢？地方政府有沒有動力去做？這就需要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制度安排”。
在生育意願下降的同時，老齡化速度也不斷加快。截至2017年底，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萬人，佔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5831萬人，佔總人口的11.4%。十年來，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總量增加了8750萬，這一數字也超過了西歐的德、英、法等國的一國總人口。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對第一財經分析，十年來我國老年人口快速增加，這主要是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率高有關。“原先預計說放開二胎後，老齡化的速度能有所延緩。但現在看，由於一二線城市高昂的撫養成本，導致了生育意願不高”， 林江說，接下來隨著60年代出生的人也逐漸進入老年，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至少還要持續十幾年到二十年的時間。
4、城鎮化率近六成，城市群重構經濟版圖
1978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僅有1.7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17.92%。到2017年末，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1億人，比1978年末增加6.4億人，年均增加1644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比1978年末提高40.6個百分點。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至2017年，我有已有11個省份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60%，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東部地區。也就是說，目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城鎮化已經進入到比較成熟的階段。
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近年來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沿海地區由於外貿出口受阻，經濟增速放緩。相比之下，受外貿影響小的內陸地區隨著產業轉移的加快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速也保持快速增長。在經濟快速增長之下，城鎮化也快速發展。
以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為例，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河南人口規模很大，城鎮化水準又相對滯後，到2017年才剛突破50%，比全國低了8個百分點。城鎮化滯後，這也意味著發展潛力很大，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
從城市數量來看，1978年末，全國城市共有193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101個，縣級市92個。2017年末，全國城市達661個，比1978年末增加468個，增長2.4倍。其中，地級以上城市298個，縣級市363個。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深入，中心大都市、城市群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後，城市規模顯著擴大。城市人口快速增多，人口集聚效應更加明顯。按市轄區戶籍人口規模劃分，2017年末，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達到16個，而1978年末只有上海市一個；300萬-500萬人口的城市達到25個，而1978年末只有3個。
同時，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鎮化進程加速，以市場為紐帶，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中部一些省區的發達區域，一批城市群初步形成。進入新世紀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作為區域經濟增長極，發展速度快，引領作用強，集聚效應明顯，逐漸發展為世界級的城市群。“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19個城市群的目標。目前，國家已批複長江中遊、哈長和成渝等9個城市群的發展規劃，“抱團”發展成為我國城市發展新潮流，城市群正在重構中國經濟“新版圖”。
5、 扶貧：40年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按當年價現行農村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約97.5%，以鄉村戶籍人口作為總體推算，農村貧困人口規模7.7億人；2017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1%，貧困人口規模為3046萬人。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通過深化改革和大規模的扶貧開發，貧困人口大幅減少，也為全球減貧作出了巨大貢獻。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及世界銀行發布數據，我國貧困人口從1981年末的8.78億人減少到2013年末的2511萬人，累計減少8.53億人，減貧人口佔全球減貧總規模超七成。
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打響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成效顯著，取得了決定性進展。按現行貧困標準，2013年至2017年我國農村減貧人數分別為1650萬、1232萬、1442萬、1240萬、1289萬人，不僅每年減貧人數均在1000萬以上，而且打破了以往新標準實施後脫貧人數逐年遞減的格局。五年來，農村累計減貧6853萬人，減貧幅度接近70%，年均減貧1370萬人。
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已率先基本脫貧，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全面下降。2017年末，東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300萬人；中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3446萬人減少到2017年末的1112萬人，累計減少2334萬人，下降幅度為67.7%；西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5086萬人減少到2017年末的1634萬人，累計減少3452萬人，下降幅度為67.9%。
其中，內蒙古、廣西、貴州、雲南、西藏、青海、寧夏、新疆等民族八省區2017年末農村貧困人口1032萬人，比2012年末減少2089萬人，下降幅度為66.9%，減貧規模佔全國農村減貧規模的三成。
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扶貧開發，是我國扶貧開發事業的成功經驗，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通過多種方式積極參與扶貧開發，社會扶貧日益顯示出巨大發展潛力。
廣東一家上市地產公司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更注重效率和效果，企業參與扶貧，可以更好地運用市場機制，帶動上下遊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實現貧困地區“根子上”的脫貧。
6、投資：累計完成490兆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投資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快速增長。1981-2017年全社會投資累計完成490兆元，年均增長20.2%。
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施工項目建設規模達132兆元，而1980年僅為4822億元；2017年施工項目個數89萬個，投產項目個數62萬個，均為改革開放後歷史最高水準。
國家統計局分析，投資保持了對經濟增長較高的貢獻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投資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從資本形成率上看，1978年資本形成率為38.9%，2003年投資開啟近十年的平穩快速增長，2011年資本形成率達到48%，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
從投資的結構上看，工業投資、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是三大領域。其中，在基建方面，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數據顯示，1997-2017年我國交通運輸業累計完成投資近40兆元，年均增長18.4%。
近年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更加強調精準投資、有效投資，加快基建領域補短板的步伐。這是因為，加快有效投資、精準投資，加快基礎設施補短板，不僅不會帶來新的產能過剩，而且能補足製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短板，拉動經濟增長。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當前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結構性問題，像一些人口稠密的發達地區，需求量大，基建的密度仍有加大的需要。比如一些大城市內部的軌道交通，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比如，目前廣州地鐵三號線的擁擠程度，說明廣州的地鐵密度仍遠遠不夠。
7、鐵路：高鐵改變時空認知
進入新世紀後，伴隨著高鐵建設快速推進，鐵路對人們出行和沿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日益凸顯。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鐵路營業裡程只有5.17萬公里，普遍運行的綠皮車平均時速不到40公里，鐵路運輸能力嚴重落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鐵路運輸網絡不斷擴張，到2017年末，全國鐵路營業總裡程達到12.70萬公里，較1978年增長145.6%，年均增長2.3%。
上世紀90年代後，高速公路建設成為各地的寵兒。相比鐵路建設由鐵道部主導，收費的高速公路建設主要由地方主導，在投資和資金籌集方面要簡單得多。伴隨著汽車的快速增多，高速公路也迎來了大發展。高速公路營運裡程在2012年一舉超過了鐵路。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說，這個時期鐵路建設一方面是資金和物資短缺，缺錢缺鋼鐵。另一方面也缺乏相應靈活的機制，修建動力不夠，思想不夠解放，沒有開拓更多的融資管道。
2004年1月，國家批複《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確定鐵路網要擴大規模，完善結構，提高品質，快速擴充運輸能力，迅速提高裝備水準。確定到2020年，全國鐵路營業裡程達到10萬公里，主要繁忙乾線實現客貨分線，複線率和電化率均達到50%，運輸能力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主要技術裝備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準。
2008年8月1日，我國自主建設的第一條最高時速350公里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開通運營，中國正式跨入高鐵時代。
十年來，京津城際、京滬高鐵、鄭西客專、滬杭高鐵、合蚌高鐵、哈大高鐵、京廣高鐵……一條條高鐵開通運營。2012年12月26日，世界裡程最長的高鐵——京廣高鐵全線通車，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裡程最長的高鐵——蘭新高鐵全線貫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鐵商業運營速度最快的高鐵——京滬高鐵“複興號”實現350公里時速運營。
經過近十年的快速建設，伴隨著幾十條高鐵線路的相繼開通，“四縱四橫”高鐵網基本成型，我國成為世界上唯一高鐵成網運行的國家。十年來，從渤海之濱到西部戈壁，從中部平原到西南群山，從東北雪原到江南水鄉，中國高鐵從零起步，串珠成線、連線成網，運營裡程超過2.5萬公里，佔全球高鐵運營總裡程的三分之二。
高鐵的發展變革了國人的出行方式，以及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帶動了沿線經濟增長和相關產業結構優化更新，推動了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
高鐵的發展也加快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展。國家統計局分析，高鐵在極大便利人們出行的同時，也為沿途城市的經濟生活圈注入生機活力，因便捷的高鐵網而形成的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經濟圈、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圈、以廣州和深圳為中心的珠三角經濟圈等為促進區域資源共享、產業合理布局和經濟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帶動作用。
廣州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對第一財經分析，高鐵、城際軌道對城市群、都市圈的構建至關重要。尤其是，相比公路運輸，高鐵、城際軌道交通具有運量大、準點和安全性高等特徵，是城市群、都市圈發展的基礎。
8、消費增長234倍
近年來，內需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反映消費品市場發展水準與規模的統計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1978年的1559億元增加到2017年的366262億元，年均增長15.0%，總量增長了234倍。
改革開放為國內市場發展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消費需求強勁，購銷活躍，消費總量持續擴大。市場供求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變，總體呈現出供給充裕狀態，各類商品品種豐富、數量充足，商品短缺和憑證供應的時代一去不複返。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年末彩色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擁有量分別為123.8、95.7和98台，而1981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年末擁有彩色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的數量分別僅為0.6、6.3和0.2台。2017年，汽車類商品零售額為4.2兆元，比1998年增長169倍，近20年來年均增長速度超過30%。
另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和市場供給端的長足進步，居民消費由實物型向服務型轉變。文化娛樂、休閑旅遊、大眾餐飲、教育培訓、醫療衛生、健康養生等服務性消費成為新的消費熱點，體驗類消費快速發展。
據國家旅遊局數據，2017年，我國人均出遊已達3.7次，國內旅遊人數達到50億人次，是1994年的10倍，年均增長10.3%。2017年全國旅遊總花費約4.6兆元，是1994年的45倍，年均增長18%。
在文化娛樂消費方面，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電影總票房559億元，比1991年增長超過22倍，年均增長約12.9%；2012年以來我國電影市場規模穩居世界第二，2012年總票房為北美市場的25%，而2017年已達到北美市場的77.6%。特別是，國產電影市場發展良好，產量穩中有升，從2013年起，其市場份額保持在50%以上，其中2017年達到53.8%。
在消費的高速增長之下，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持續增強，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驅動型向消費拉動型轉換。尤其是，隨著消費市場持續較快增長，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增強，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
數據顯示，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由1978年的38.3%提升至2017年58.8%，40年間提升20.5個百分點，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資本形成總額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由1978年的67.0%回落至2017年32.1%，回落34.9個百分點。消費成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撰文分析，巨大的內需潛力是中國的戰略基點。到2020年，中國內需市場有望達到百兆級別，如果這個內需潛力能夠有效釋放出來，那麽中國經濟在未來5年保持6.5%的增長是有條件的，而且為我國應對未來10到20年外部變局提供重要的“壓艙石”，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新進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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