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打工人的孩子，僅憑居住證入學有多難？

外來打工人進城了，他們的孩子不該被擋在學校的圍牆外。

日前，教育部網站公布了《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8368號建議的答覆》，對“關於讓外來務工者隨遷子女都能公平享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建議”進行了答覆。

教育部在答覆中稱，從2021年起，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長提供計劃生育、超齡入學、戶籍地無人監護等證明材料，精簡不必要的證明材料，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僅憑居住證入學。

精簡不必要的材料，僅憑居住證入學，這一措辭一時間引發公眾關注。

居住證

事實上，憑居住證入學的想法已提出良久。

教育部發布的《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點》強調，促進入學機會公平，製訂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就學政策。

國務院2015年頒布的《居住證暫行條例》指出，流動人口可在常住地申領居住證，縣級以上政府應當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包括義務教育在內的多項公共服務與便利。

然而，今年的措辭依然是“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僅憑居住證入學，這還不是強製性規定。外來打工子女憑居住證入學，為何推進那麽難？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各個地方的教育資源不均衡，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教育保障水準有差異。

隨遷子女的流動，通常是由教育保障水準比較低的區域，流入到比較高的區域。教育保障水準較高的區域人口流入壓力大，導致地區教育政策門檻比較高。這次再強調憑居住證入學，主要是針對那些設置了較高門檻的地區。

推進憑居住證入學，還涉及《義務教育法》的修訂。該法規定，地方各級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

早在2003年全國兩會上，就有376名代表聯名建議修改《義務教育法》，認為按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做法，不利於加快城鎮化的步伐和農民進城務工就業。

隨後我國於2006年修訂了《義務教育法》，不過“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的措辭並未改動，而是在這一內容後要求，居住地政府應當為適齡兒童、少年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具體辦法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具體辦法由地方決定，入學門檻也就各地不一。隨遷子女的流入為居住地帶來了教育資源分配的壓力，當地也就難有動力。

在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在提案中建議修改《義務教育法》，將“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改為“在居住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建議各地保障流動兒童入學待遇同城化。

升學規劃專家梁挺福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教育部要求各地降低隨遷子女的入學門檻，對減少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意義重大。

不過，教育部用“鼓勵”而不是強製，也可看出政策實行起來的難度有多大。

城鎮化

隨遷子女的入學問題，伴隨城鎮化進程而來。

城市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加速，2019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2020年達到63.89%。未來，城鎮化仍是趨勢。

2019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60%，然而2019年末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38%，兩者之間相差16個百分點。

這是因為在常住人口中，包括了2.9億在城市沒有戶口的外來人口。這一人口流動模式，在教育領域帶來隨遷子女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發現，隨著80、90後成為遷移主力軍，“農二代”離土、出村、不返農，促使城鄉關係發生革命性躍遷。

劉守英認為，農二代在城市的居住權和農三代在城市的教育權，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權利。現在整個流動人口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他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在城市裡留下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要求，未來將推動城鄉一體化，保障農業轉移人口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務。

有人說，憑居住證入學是個漸進過程，就像取消落戶限制，從三四線小城市到二線省會大城市，最後是京滬特大城市。那麽憑居住證入學的推進，各級城市的難易程度又如何呢？

儲朝暉指出，從鄉村到縣城的難處，在於當下是城裡擠而鄉下空。從鄉下到城裡上學需要提供戶籍，很多孩子想要擠進縣城學校而擠不進去。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一些流入人口比較多的城市如北上廣深，主要在於學位難。學位難，就附加了比較多的條件，比如要多少證件。

2014年國務院頒布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嚴格疏解超大城市的人口規模，京滬隨遷子女規模隨之下降。根據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數據，2013年北京招收非京籍兒童入學人數佔招收總數的45%，2014年降到總人數的38%。

儲朝暉指出，自2014年後，在北京就讀的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學生，很多已經回到各個地方，但是增長的壓力依然存在。

梁挺福認為，隨遷子女僅憑居住證入學，目前在京滬等一線城市可能無法行得通，主要是這些地區的教育資源原本就很緊張。

特別是市區，基本上很多有社保、有房子、有正規穩定工作、有戶籍的人群，每年開學前都要參與搖號排位入學，根本就沒有多餘的學位資源，開放給僅有居住證的工作人員的子女。

因為發生學位供需矛盾的，往往出現在京滬等特大城市，其優質教育資源最好，競爭最為激烈，設置的入學門檻也是最高。

而在京滬這樣的特大城市，高考錄取差距尤其影響隨遷子女就近入學。高考報名主要還是依據戶籍，要推進按居住地就近入學，就需要打破各省之間高考招錄的差異，道阻且艱。

公辦校

要落實隨遷子女憑居住證入學，流入地的公辦中小學是焦點所在。

早在2001年，國務院就頒布了《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規定解決流動人口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兩為主”原則，即“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全日製公辦中小學為主”。

2019年義務教育階段隨遷人員子女為1427萬人，其中79.4%的學生在公辦校就讀。也即是說，仍有約20%的隨遷子女需要民辦校提供學位。

不過，民辦縮招是當下趨勢，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規模佔比將控制在5%以內。民辦整體縮招，公辦相應就要增加學位。

梁挺福認為，未來推進隨遷子女僅憑居住證入學，最突出的難點在於公辦學校學位不足。

學位供給不足的背後原因，在於流入地政府對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有密切關係。隨遷子女就地入學越多，就要求流入地政府必須增加對教育的投入，自然增大了流入地政府的財政負擔。

我國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實行基於戶籍為主的保障機制，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入學，生均公用經費並沒有進入流入地。同時，越來越多隨遷子女流入，相應地師資供應也要跟上，而教師的薪資是很多地方最大的教育經費支出。

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乾意見》，在“兩為主”原則之上增加了“兩納入”，即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城鎮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範圍。

儲朝暉指出，“兩為主”政策，關鍵要看流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教育資源狀況。經濟發展不好，財政困難，就可能將隨遷子女入學的口子收得更緊，也會間接提高隨遷子女的求學成本。

但地方經濟與隨遷門檻又是一個相互關係，隨遷子女入學口子收得更緊的城市，也會弱化對人才的吸引力，導致當地經濟發展得越不好。

梁挺福認為，鑒於要解決隨遷子女入學問題，一方面流入地政府應該強化省級財政對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統籌安排和資金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隨遷子女的教育得到保障的城市，當會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