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沙彌到明太祖——朱重八的崛起之路

只有身陷苦難而不甘於苦難，在苦難中汲取能量，順勢而為，朱重八才能成長為朱元璋。

朱 元 璋（1328—1398 年 ）， 字 國 瑞，原名重八，濠州鍾離（今安徽鳳陽）人。朱元璋其人，《明史》記載：“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康熙帝曾立碑“治隆唐宋”以讚譽朱元璋，並認為“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緯武經文，統一方夏，凡其制度，準今酌古，鹹極周詳，非獨後代莫能越其範圍，即漢唐宋諸君誠有所未及也”。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朱元璋是一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突出典型，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言：“明太祖起於草澤，而能鏟除胡元，勘定群雄，其才不可謂不雄。”

底層生涯顛沛流離

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 年）九月十八日未時，老漢朱五四的小兒子出生了。在當時，平民百姓一般沒有正式名字，隻用出生年月、父母年歲或者兄弟排行等隨便起個名字。因為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於是朱五四夫婦為這個孩子起名朱重八。作為佃農，朱重八一家“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僅靠佃租的土地過活。

至正四年（1344 年）黃淮一帶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旱災、蝗災、瘟疫接踵而來，徹底壓垮了朱重八一家。艱難時歲，生存不易，以至於他在後來回憶這段生活時還久久不能忘懷，《明太祖實錄》記載：“因念微時，皇考、皇妣凶年艱食，取草之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 ?”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朱重八的父母親人相繼病歿。親人盡失，往昔親情的溫暖如今只能殘存在睡夢中，這一場變故將朱重八毫不留情地卷入社會的洪流中，甚至將他推向了地獄的邊緣。

家徒四壁，父母無處安葬，正當他感到絕望時，鄰居劉繼祖施捨他一塊土地。多年之後，當他登上皇位後依然不忘這一贈土之情，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以感念他的恩惠：“朕昔寒微，生者為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宅之難。籲，艱哉！爾劉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葬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切切。”

葬地雖有了著落，然而在為父母落葬時，天降大雨，當地俗稱這一現象為不吉的“天葬”。朱五四一生貧苦，死後竟也不得安穩入葬，朱重八一直耿耿於懷。多年以後，朱元璋稱帝，隨即命令在這裡“增土以倍其封”。回想當年的淒涼與悲慘，朱元璋心中一陣刺痛，在寫《禦製皇陵碑》[1] 時，還覺得傷心，“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

在彼時生活的壓迫下，為了有一口飯吃，朱重八最終決定投奔皇覺寺，出家為僧。作為寺中的小沙彌，低眉彎腰、疲苦勞乏自然是少不了的，好歹溫飽不成問題。但元末之際，天下大亂，災荒不斷，寺廟也漸漸無以為繼，在為僧五十天后，“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歉不足以供眾食，俾各還其家”，朱重八最終還是被掃地出門，成為一名遊方僧，頭頂破氈帽，一手拿木魚，一手拿瓦缽，各地乞討。在這三四年的流浪乞討生涯裡，朱重八輾轉於淮西地區，生活在最底層，受盡風霜雨露，嘗盡人世辛酸，親身感受到了百姓的困苦，也更多地看到社會的黑暗。現如今我們仍然能從《禦製皇陵碑》中感受到朱重八的無奈和淒涼：“突朝炊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在最需要父母親情關懷的年紀裡，朱重八只能獨自顛沛流離，沒有依靠，缺少人生指導。再加上不安定的生活環境以及情感上的缺失，難免會造成他一定程度的心理缺陷，形成孤僻而暴力的性格。在接觸到了反元的白蓮教、明教等思想後，他的心裡很自然地滋長出一種對自身所受壓迫與剝削的仇恨情緒和反抗意識。在極貧、極苦的生活環境中摸爬滾打、不斷成長的朱重八，逐漸開始蛻變。他已經不再是那個父母死後感到絕望、無處歸依的少年了，而是愈發堅毅勇敢。一無所有後還有什麽可害怕的呢？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實戰造就政治手腕

在外流浪三四年後，朱重八“複入皇覺寺，始知立志勤學”（《皇朝本紀》）。此時元朝統治已經是強弩之末，官逼民反，以韓林兒為首的紅巾軍起義遍及全國。朱重八在寺內接連不斷地得到外邊的消息，內心也在不斷地拷問自己。自打記事以來，他感受到的就是農民的貧苦，世態的炎涼。父母一輩子任勞任怨地經營莊稼，收了糧食卻吃草根樹皮，最後慘死，自己也流離失所！以前隻知怨恨命運的不公，現在才發覺，只見官府搜刮不見朝廷給什麽安撫，敵人是誰，現在都搞清楚了！元朝廷已經從外腐敗到內裡了，作為賤民想要活命，就得改變這種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

至正十二年 (1352年 )，朱重八離開皇覺寺後，投奔紅巾軍將領郭子興，“被收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除為親兵，終歲如之”（《高皇帝禦製文集·紀夢》）。朱重八從小兵做起，因為打仗機智勇敢，又識得一些字，很快就被提升為親兵九夫長，留在郭子興的身邊。與此同時，郭子興見他“度量豁達，有智謀”，講義氣，人緣好，便引為心腹，把自己的養女馬氏嫁給他。此時的朱重八改名朱元璋，擁有了參謀機要的機會，得以進入領導集團。通過三攻集慶，朱元璋得以擺脫郭子興的控制，佔據江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並以此為根據地，精心計劃，在郭子興病死後，從“倒插門”最終修成“掌舵人”。朱元璋一步步由流浪沙彌變為反元豪強地主武裝首領，再到反元地主軍政集團首領，最後成為大明帝國的開國君主。

面對陳友諒、張士誠這兩個勁敵，朱元璋認為“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他制定出先除陳後除張的策略。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朱元璋召康茂才密授詐降之計，大敗陳友諒於江東橋。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四月，兩軍主力於鄱陽湖決戰三十六天。在決戰中，朱元璋採用火攻戰術，同時虛心謹慎，憑借經驗豐富的謀臣和作戰勇敢的將帥，上下一心，謀定後戰。最終，陳友諒戰死，朱元璋取得勝利。

縱觀朱元璋與陳友諒的對決，“雖其間茂才作諜，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漢》）。之後，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十月，朱元璋進攻張士誠，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初八，率軍攻入平江城，張士誠被捕，東吳滅亡。種種戰事，皆表現出朱元璋極高的軍事天賦：殺伐決斷、堅毅勇猛。在戰爭中百煉成鋼的朱元璋，統一全國建立霸業的人生規劃也越來越清晰明朗，盡顯帝王霸氣。

但在長期的戰爭中，朱元璋的性格中也染上了濃濃的血腥味，對於權力越來越珍視，害怕部將奪權的心也越來越敏感，稍有跡象，隨即暴力鎮壓。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七月，處州苗軍叛變，朱元璋命邵榮統兵平定。回應天之後，邵榮、趙繼祖因戰功恃寵而驕，萌發叛亂之心，意圖合謀暗殺朱元璋，不久被人告發。叛亂觸動了埋藏在朱元璋內心的敏感神經，遂將他們鎖在一間房內，置以酒菜，“問曰：‘我與爾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之君臣。爾如何要謀害我 ?’榮答曰：‘我等同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淚下。趙某呼邵榮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獵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 ?’”最終兩人都被縊死。這一件事給朱元璋的內心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創傷，再加上不久之後，其親侄朱文正的妻父謝再興投靠張士誠事件，讓朱元璋深深地感受到，在權力的面前，人人都是魔鬼，一起起事的戰友是靠不住的，親戚好友也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必須牢牢掌握軍權，只有將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嚴密監視將領，將不專兵，才能得到最終勝利。從此，多疑的種子開始在他心中生根發芽。

勤政愛民開國天子

經過長期的奮鬥，南方得以平定。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定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這一天雲開雪霽，紅日照臨，在山呼萬歲聲中，過去的乞丐、貧僧登上了他夢寐以求的象徵著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寶座。一朝登帝，四海為之私有。坐在皇帝寶座上的朱元璋，回首過去，內心不禁充滿感慨。事在人為，他終於從一個小沙彌走上了人生的巔峰，完成了從赤貧到暴富的跳躍。不同於中國古代歷代帝王的顯貴出身，朱元璋以赤貧的姿態從最底層一躍而起成為天下最富、最有權勢的人，這種巨大的反差構成了朱元璋複雜的性格特徵。伏爾泰有言 :“造就政治家的，絕不是超凡出眾的洞察力，而是他們的性格。”正是這樣一種複雜的性格特徵，對他的未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佃農出身，經歷過窮苦日子的朱元璋深知物力艱難，不似和平年代的皇帝那樣講究閑情逸致，幾十年的艱苦環境使他一直保持著平民的生活習慣，一生勤儉樸素。他曾對臣下們說：“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泰之習，未有不由小而大者也。”朱元璋以言傳身教的方式踐行儉樸的人生信條。同時，作為皇帝，朱元璋貴於勤政，事必躬親。他每天要看或者是聽兩百多件報告，要處理四百多件政務，“寢不安枕，憂懸於心”。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在酒席間對功臣們說：“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機，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如老農一般辛勤耕耘的朱元璋之所以如此勤勉治國，就是因為他經歷了艱難得天下的過程，深知天下必須艱難維系的道理。在家庭方面，他感念馬氏於他微末時期的相許，即便日後顯達，夫妻之間也是伉儷情深。洪武十五年（1382 年），馬皇后病死，朱元璋慟哭，不再立皇后，其情可謂深重。

在國策的制定方面，朱元璋也貫徹抑強扶弱的理念，表現出關心百姓疾苦的強烈政治訴求。早年的流浪生涯讓他飽嘗了饑荒之苦，對農民的貧苦生活可以說是感同身受，因而對農民也格外親厚。他常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系焉。”他深知民以食為天的道理，為此竭力主張通過發展生產，給民實惠，以此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他強調以農為本，注重休養生息，面對“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的狀況，主張采取移民屯田的政策，“即聽其隨地佔籍，令有司善撫之”，加大力度蠲免賦稅徭役，規定“若還鄉複業者，有司於旁近荒田內如數給與耕種。其余荒田，亦許民墾為己業，免徭役三年”，同時大力恤災賑貧，凡是地方因災歉收，都下令蠲免徭役賦稅，對於地方官隱瞞災情的，嚴懲不貸，大力鼓勵農民安定生產，最終達到了“田野辟，戶口增”的效果。

在撫恤百姓的同時，朱元璋十分厭惡貪官汙吏剝削貧苦百姓。這種咬牙切齒的厭惡，主要來自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貪官汙吏的侵害而形成的心理創傷。想起當年本該發給自己父母的賑災糧食被官吏貪汙，導致父母慘死的情景，朱元璋就會忍不住咬牙切齒——這些人個個該殺！這種對整個官員群體的仇視以及不信任的心理，隨著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寶座，擁有完全的生殺大權之後開始慢慢地發酵，最為典型的外在表現就是使用嚴刑峻法對待貪官汙吏。朱元璋在打擊貪官汙吏上態度堅決、刑法嚴厲，其成果創造了中國反腐史之巔峰。

洪武十八年（1385 年）郭桓案爆發。這年三月，戶部侍郎郭桓夥同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貪贓舞弊，盜賣官糧被告發。被觸到逆鱗的朱元璋怒不可遏，這再一次觸發了他內心對於官員貪腐的憎恨，遂即下令嚴刑追贓。郭桓案牽扯範圍廣、處置力度大，由官到民。《禦製大誥》[2]記載：“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明史·刑法志》記載：“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這是一場很大的血案，也是朱元璋重典肅貪的典型。在面對議論時，朱元璋正言道：“當諸司酷害於民，有能惻隱民艱，不與同類；科斂之際，或公文不押，或阻當不行，或實封入奏，以恤吾民。此際不分輕重，豈不妄及無辜？每每科無阻當，征無惻隱，混貪一概，又何分之有哉！”不跟貪官同流合汙，出面阻止或者舉報貪官搜刮民財的行為才是對老百姓最大的愛護！你們在當時選擇視而不見，等到事發後說三道四，和貪官又有什麽區別！言語之中無不包含了對貪官的憤恨以及對百姓的同情愛護。

鳥盡弓藏濫施刑獄

朱元璋以小沙彌的出身而至君臨天下，坐上了從前做夢都不敢想的皇帝寶座，經歷了社會地位的巨大轉變，在暴富和滔天權勢長久的浸潤之下，他的性格缺陷得以充分暴露。朱元璋的少年時期在動蕩的環境中度過，漂泊無依，四處流浪，他的內心對安定有著極度的渴望，並對一些不安定因素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登上帝位之後，在他夙興夜寐的治理下，政權逐漸走上正軌，原先的開國功臣幾乎都成了潛在的不安定的危險分子，威脅著社會的安定，也威脅著朱元璋對權力的把控。在權力的糾葛中，洪武十三年（1380 年）正月甲午，“禦史中丞塗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禦史大夫陳寧等謀反及前毒殺誠意伯劉基事，命廷臣審錄”。隨即，丞相胡惟庸以擅權枉法的罪狀伏誅，揭開了一場驚天大案的序幕。

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朱元璋以“元勳貴戚，知謀逆不發舉，猶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誅殺韓國公李善長。因胡惟庸一案，“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藍玉案爆發。朱元璋為此再頒《逆臣錄》，“凡列名《逆臣錄》者，一公、十三侯、二伯”。經過這一次清洗，“於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盡，罕有存者”。胡藍黨案波及範圍大、影響廣，經此一案，明朝開國勳臣幾被誅殺殆盡。

極度低下的出身也造成了朱元璋極度自卑的心理，無可憑恃的家世使他深感膽怯與心虛，這幾乎困擾了他一生。儘管他也一而再地宣稱“朕本淮右布衣”“農夫”雲雲，但這話只是作為標榜自己努力的語句，自己能說，旁人觸及就成了大忌。這種極度自卑，外在表現就成了極度自尊、極度敏感，怕被別人看不起。在這些心理的積蓄與共同指導下就產生了強烈的壓製和暴虐於人的念頭，擁有權勢的他可以任意地殺人，以任意殺戮來“捍衛”任何可能對他自尊的侵犯，最終造成了洪武時代的文字獄。他的禁忌十分廣泛而且敏感，和尚的經歷一直是作為皇帝的朱元璋內心最難言的隱晦地，因而有關和尚的一切文字，都是絕對禁止的。不僅“光”和“禿”是他的忌諱，“僧”“生”也都成了刺眼的字。

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編織莫須有的罪名，迫害作者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四字，因“生”與“僧”讀聲相近，被殺；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有“取法象魏”四字，因“取法”與“去發”二字讀音相似，被殺；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也被朱元璋理解為“生者僧也，罵我當過和尚。光是薙發，說我是禿子。則音近賊，罵我做過賊”。類似種種，不一而足。

自卑而多疑本身就是性格上的一大缺陷，更不幸的是多疑者卻恰好擁有滔天權勢，如此，洪武時代文字獄屢興不止。即便是像朱元璋這樣扭轉乾坤的人物，依然沒能夠跳脫性格缺陷的桎梏，晚年陷入孤家寡人之境。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閏五月，統治明帝國三十一年的鐵血帝王朱元璋在皇宮病逝，廟號太祖，諡號高皇帝。誰能想到當年那個來自社會底層、落拓不已的小沙彌最後會成長為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一代帝王，他是靠命運推手的助力，還是依靠個人的奮鬥？縱觀朱元璋的一生，可以發現，只有身陷苦難而不甘於苦難，在苦難中汲取能量，順勢而為，朱重八才能成長為朱元璋。在他身上，有著農民的樸實品質，有著領袖的果敢品格，也有著帝王的多疑天性，正是因為這一複雜的文化性格構成，朱元璋才能成為朱元璋！

注釋：

1. 《禦製皇陵碑》，此碑位於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境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感念其父母和兄嫂,為其修建明皇陵，《禦製皇陵碑》上的內容由朱元璋親自撰寫。

2. 《禦製大誥》又名《明大誥》，由朱元璋親自編纂，是一部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

本文原載於《中國國家歷史·拾》《中國國家歷史》，作者：周維婷，轉載請聯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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