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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度抑鬱症患者到鄉村支教老師:最大的喜悅來自被需要

原標題:從重度抑鬱症患者到鄉村支教老師:最大的喜悅來自被需要

林文萍和學生們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坦白講,我一直都挺『感謝』這段生病經歷的。」上個月,剛結束支教生活的林文萍,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回憶起曾經深受重度抑鬱症影響的那半年,沒有痛苦和埋怨,反而是樂觀和釋然。而這些改變,都來源於兩年的支教生活。

2015年,林文萍放棄了四川師範大學本校研究生保送資格,選擇考研至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就在距離考研僅剩30天的時候,壞消息接踵而至,「當時司考成績不盡如人意,我曾以為的靈魂伴侶因異地支教『劈腿』,家裡爺爺的病情又一日日加重。」

這些遭遇,讓林文萍開始不受控制地整夜哭泣,然後失眠,「每天誰也不想見,又忍不住地害怕,渴望被關心。」原本整天樂呵、熱愛生活的女生,變得木訥、冷漠,甚至一度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林文萍被醫院診斷為重度抑鬱症,需入院治療、終身服藥。「在這半年多裡,我比起別人來是很糟糕、很喪、很頹廢,但也幫助我整理了過去20來年,我自己是什麼樣子的,餘生我希望過成什麼樣子,那是一個轉折點。」

藥物治療、心理治療、物理治療……經過積極治療,林文萍成為了少見入院30多天就能夠出院的重度抑鬱症患者。

在出院第二天,她瞞著家人去網咖填寫了一份支教申請表。

「經歷了這些過程後,我覺得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林文萍告訴澎湃新聞,早在大學的時候,自己就經常參加志願者活動,也常常關注公益項目。「這次突發身體情況,讓我更想要在一個安靜、純粹的環境裡,沉下來、靜下來思考。」趕在春招結束前,林文萍投出了自己的申請表。

鼓起勇氣做出了這個嚮往已久的決定,讓林文萍心裡釋然了不少,病情也開始慢慢好轉。在用藥三個月後的複查中,醫生的那句「終身服藥」變成了「你可以停葯了」。「當時距離我支教只剩下一個星期,家裡人一直反對,覺得我要一直服藥,但醫生的這句話,支持了我。」

2016年8月26日,林文萍來到了位於廣西省南寧市馬山縣加方鄉的褔蘭小學,這個處於貧困重災區的小學,僅有195個學生,11位老師。「和我一起來的有三位支教老師,我們就住在一個30多年前修建的平房裡。」

林文萍說,支教遠沒有想像中輕鬆,「除了沉重的教學壓力,還有面對學生原生家庭問題的無力,更有節假日冷清的學校,要應對一個人與一群山的孤獨。」

經歷兩年的支教生活後,林文萍發現自己慢慢變了。教學上所獲得的成就感、與孩子們的融洽相處、家長和老師以及當地村民的肯定,幫助她重塑了自信心,建立起「自我同一性」,「我發現比兩年前的自己更好了。我想,比起孩子們對我的需要,我更需要他們。」

7月6日是褔蘭小學的畢業典禮,學期結束後,林文萍帶著14個孩子和2位家長來到深圳遊學。7月12日,林文萍踏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車,正式為兩年支教生活畫上了句號。

「我們經歷的終將變成我們身上堅不可摧的盔甲,我們曾堅實地走過的步子都將凝聚成為改變『潮水的方向』的力量。」返鄉的路途,林文萍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林文萍支教的小學。受訪者供圖

【對話林文萍】

「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價值」

澎湃新聞:如果當時沒有患病,是否依然會選擇支教?

林文萍:其實當時面臨畢業有很多的選擇,如果我沒有生這個病,或許我會更多的考慮家人或者世俗的眼光,找一份讓周圍的人更滿意的工作,而不會讓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需要並且有勇氣這樣做。但因為生病,讓我放下了很多東西,我明白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不需要在乎別人的眼光,要為自己而活,想做什麼事情就立馬去做。這也是我力所能及的回歸社會的方式。

其實在讀大學的期間,我就一直從事和農村留守兒童有關的公益活動。相比格子間裡中規中矩的工作,我更喜歡做農村的發動機,而非城市的螺絲釘。羅素說過一句話:「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製的同情心,這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這句話多年來一直吸引著我。

澎湃新聞:對於你去支教,你的父母是什麼態度?

林文萍:對我的想法,家人起初不理解,擔心剛從黑暗中走到陽光下的我,不適合去偏遠農村受苦受累。他們甚至懷疑我是不是還沒有好完全,又選擇一種方式來逃避,或者繼續傷害自己。我就給父母寫了一封長信,把對項目地的了解和我所做的準備,毫無保留地冷靜地告訴他們:「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夠做到的事情。」

父母懷著憂慮妥協了。出發前,我創辦了自己的公眾號「林姑娘的木時光」,打算把未來兩年裡的一點一滴都記錄下來,給自己留個念想。

澎湃新聞:兩年支教的經歷,你覺得真正「治癒」你的是什麼?

林文萍:其實每個人的療愈都是終身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支教給我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友好的環境,我在教學上獲得的成就感、與孩子們的融洽相處,以及家長、老師、當地村民對我的肯定,一直都在幫助我重塑自信心,建立自我同一性。

我的切身感受是,這兩年如果沒有孩子們,可能我是堅持不下來的,孩子們那種對知識、對外界的渴望,還有他們自己身上的那種樂觀向上,都在幫助我一點一滴地知道,原來我可以做這麼多,我可以幫助到他們,所以我自信心能重新建立起來。

這兩年結束之後,我發現比兩年前的自己變得更好了,這個更好或許就是孩子們帶給我的,讓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想做什麼,我能夠做到什麼。

澎湃新聞:經過兩年的支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林文萍:我覺得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在兩年支教過程中,我一直保持學習的狀態,這幫助我在做下一次選擇的時候非常明確,我要做教育,我需要跟怎樣的人學習,很灑脫、很勇敢,而不會再像之前一樣考慮待遇或者穩定,唯唯諾諾。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公益治癒」?你認為「公益治癒」是否適合抑鬱症患者?

林文萍:這其實也是一種辦法,因為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你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沒有時間再去考慮自己身上的悲傷,情緒也會因為你服務的閱聽人變得更穩定,這是有一定的科學道理的,但並不是適合所有人的。

我從大一到大三下,每個寒暑假包括周末,走了很多山區,一直都在做這個事情,我對於公益是熱衷的;再一個就是要有相應的教學能力,我們的公益項目對支教老師有很嚴格的培訓和考核。

除此之外,要對自己的身體和心理狀況有清晰的認知,並且具備面對困難的勇氣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對自己負責,對學生負責,你才能做這樣的事,而不是因為有抑鬱症誰都可以來,利用你的閱聽人讓自己康復。記者李思文實習生王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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