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王紅茹 | 北京報導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11期）
5月的最後一天，最高法發布的一項新規或許要讓秦城監獄中的貪官們心涼半截。
這項從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補充規定》（下稱《補充規定》）幾乎堵死了貪官們逃避刑罰的“後門”。
《補充規定》明確適用的對象為《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後，因貪汙賄賂罪被判處刑罰的原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罪犯。明確對拒不認罪悔罪的貪官不予假釋，一般不予減刑；被判處無期徒刑和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的，執行四年以上方可減刑。同時強調對貪汙賄賂罪犯適用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
通俗一點說，這是專門針對貪官減刑、假釋的從嚴規定。這也意味著，從6月1日起，貪官們想要通過“開後門”來減刑、假釋以逃避刑罰變得更難了。
孫政才們想減刑更難了
這一新的《補充規定》距離最高法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下稱《規定》）不過兩年半時間。此次頒布的《補充規定》，以《刑法修正案九》為節點，對犯貪汙賄賂罪的原國家工作人員減刑、假釋，作出了相比其他罪犯更加嚴格的規定，無論是減刑的時間間隔還是幅度皆從嚴。
有多嚴呢？
按《補充規定》，貪官如果被判處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符合減刑條件的，執行二年以上方可減刑；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符合減刑條件的，執行三年以上方可減刑；被判處無期徒刑，符合減刑條件的，執行四年以上方可減刑；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減為無期徒刑後，符合減刑條件的，執行四年以上方可減刑。
而如果是一般罪犯適用《規定》，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執行一年六個月以上可減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執行二年以上可減刑；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符合減刑條件的，執行二年以上可以減刑。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後，符合減刑條件的，執行三年以上可減刑。
也就是說，刑罰相同的情況下，貪官要比其他罪犯監內服刑更長時間才能獲得減刑資格。特別是，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貪官，原來是兩年後可以減為有期徒刑，新規之後則要延長至4年後方可減刑。
以孫政才案為例，孫政才是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後，2018年5月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按《補充規定》，他至少須在2022年5月之後才有可能獲得減刑資格。
同樣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後，2017年8月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遼寧省委原書記王珉，按《補充規定》，他至少須在2021年8月之後才有可能獲得減刑資格。
貪官每次減刑的幅度也更小。
按《補充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貪官如果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六個月有期徒刑；確有悔改表現並有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九個月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一年有期徒刑。
而如果是其他罪犯適用《規定》，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九個月有期徒刑；確有悔改表現並有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一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確有悔改表現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不超過二年有期徒刑。
顯然，同等條件下，貪官的最大減刑幅度要比一般罪犯小得多，甚至“打了對折”，並且，兩次減刑的間隔時間也更長。例如，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貪官，兩次減刑須間隔二年以上，而判處同樣刑罰的一般罪犯兩次減刑間隔為一年半個月。
總而言之，貪官們想要縮短在監獄裡的時間更加困難了。
被判無期的貪官在監獄終老是大概率事件
那麽，最高法為什麽要專門提高貪官減刑假釋的門檻呢？
長期以來，司法領域一直存在的一個亂象是，某些“有權”“有錢”的罪犯較之普通罪犯減刑間隔時間短、減刑幅度大，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比例高。
減刑和假釋甚至被異化為少數落馬官員提前出獄、逃避刑罰的手段。
早年曾有媒體報導稱，中國落馬官員獲減刑的比例高達70%。而在服刑期間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一般不對公眾公開，存在極易滋生腐敗的空間，並引發公眾對腐敗的猜疑和想象。
有媒體報導，2013年，因貪汙受賄於2006年被判入獄11年的山西省委原副書記侯伍傑提前出獄，當地官員和煤老闆及名流富商們，爭相迎接貪官“榮歸故裡”，其禮遇猶如英雄凱旋。此消息一出，隨即引起軒然大波，批評和質疑撲面而來，後經山西省官方出面辟謠才得以平息。
類似的風波在其他地方也曾發生，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2014年初，中央政法委頒布《關於嚴格規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重拳出擊，對被判重刑的職務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罪犯等“三類罪犯”，從嚴把握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標準。貪腐類犯罪即屬於職務犯罪範疇，貪腐官員逃避刑罰也成為此次重點打擊的領域。
按照中央政法委的這一意見，該“三類罪犯”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執行二年以上方可減刑，一次減刑不超過一年有期徒刑，兩次減刑之間應當間隔一年以上。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執行二年以上方可減刑，一次減刑不超過一年有期徒刑，兩次減刑之間應當間隔一年六個月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執行三年以上方可減刑。
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史上最嚴厲的減刑規定。這一次最高法的《補充規定》是在此基礎上再加碼，有過之而無不及。
2014年，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說，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被判死緩或無期的腐敗官員通過減刑或假釋，實際刑期也就13年或15年。如果保外那就更快了。”
如今按《補充規定》，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貪腐官員，執行4年以上方可減刑，無期徒刑罪犯經過幾次減刑以後實際執行的刑期最低不會少於19年；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後，執行4年以上方可減刑，經過幾次減刑以後實際執行的刑期最低也不會少於23年。但這個最低刑罰年限的假設前提是，每隔兩年就有一次重大立功表現，每次均獲最大幅度減刑，而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像孫政才、令計劃、王珉等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貪官，理論上，至少要在秦城監獄待19年以上，而更大的概率是坐上20多年牢甚至在監獄終老。
根據《刑法修正案九》的規定，因貪汙、受賄犯罪被判處終身監禁的貪官，不得減刑、假釋。被判處終身監禁的雲南省委原書記白恩培、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要把牢底坐穿了。
“監獄勞動改造積極分子”劉志軍們
不僅於此，對貪官的減刑、假釋等也有嚴格的程序規定。
按中央政法委的上述意見，對原廳局級以上職務犯罪罪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應當向中央政法相關部門逐案報請備案審查。減刑、假釋裁定書及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書，一律上網公開，以實現全社會的監督。
最高法根據此意見提出了“五個一律”的要求：即凡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一律上網向社會公示；凡是職務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類罪犯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一律公開開庭審理；凡是三類案件的公開開庭審理一律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有關方面代表旁聽；凡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的裁判文書一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凡是法院工作人員在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中有違紀違法行為甚至構成犯罪的，一律從重追究責任。
檢察系統的一位高級別官員此前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說，這使得獲刑官員減刑、假釋的考核變得非常嚴格。此舉一方面為了杜絕造假，另一方面也是警告獲刑官員，“你該老老實實地在監獄裡面待著了”。
據可查詢的減刑公示信息看，迄今為止，十八大後獲刑的省部高官中獲得減刑的僅有數人，包括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內蒙古自治區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等。
2013年7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死緩的劉志軍在服刑2年3個月後獲秦城監獄提請減為無期徒刑。提請減刑的理由為：除了沒有故意犯罪，能夠主動認罪服法，自覺接受教育改造，服刑改造表現較好，2014年度獲監獄勞動改造積極分子獎勵之外，劉志軍還深刻剖析犯罪根源，積極發揮自身社會價值，撰寫了警示價值文章《我對所犯罪行的反思與剖析》，被監獄評為二等獎。
大約一個月後，北京高院裁定劉志軍減為無期徒刑。
2014年7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王素毅同樣在服刑2年3個月後，即2016年10月，獲秦城監獄提請減為有期徒刑20年1個月。在秦城監獄提請的減刑理由中，王素毅除了能認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2015年度獲監獄改造積極分子獎勵之外，他還在2016年3月獲得重大立功單項獎勵。
當時，按中央政法委的上述意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執行3年以上方可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不受此限制。
王素毅提請減刑時服刑尚不滿3年，雖有重大立功表現，但北京高院還是間隔了9個月後直至王素毅服刑滿3年才裁定其減刑，且減刑時間也從服刑滿3年後起算。
減刑尺度把握之嚴由此可見。而且，並非所有來自秦城監獄的減刑建議都會被采納。在李達球的減刑庭審中，檢方便提出了不同意見。
秦城監獄認為，李達球在服刑改造期間，能認罪悔罪，服從管理，積極改造，於2015年、2016年連續兩年獲得監獄改造積極分子獎勵，建議對他減刑9個月。
但檢方提出異議認為：李達球是職務犯罪罪犯，且沒收個人財產、繼續追繳贓款判項尚未履行，建議對其減刑幅度從嚴掌握。
最終北京市一中院從嚴掌握減刑幅度，裁定對李達球減去有期徒刑7個月，比秦城監獄建議的9個月少了兩個月。
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的減刑似乎不太順利。2015年2月，倪發科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2018年3月，在倪發科服刑3年後，秦城監獄以他獲得一次監獄表揚獎勵、一次監獄嘉獎獎勵為由，建議將其刑期減去有期徒刑6個月。然而，截至目前，一年多時間過去了，仍未有倪發科減刑的裁定發布。
從幾位已經獲得減刑的貪腐高官看，他們獲得減刑的前提都必須認罪悔罪積極改造，且均獲得了“監獄勞動改造積極分子”的獎勵。被認定服刑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僅有王素毅，因檢舉重大犯罪活動而獲重大立功。
這也是貪官們最常見的立功形式之一。
責編：陳棟棟
編審：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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