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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背後細節全揭秘:匠心獨運致敬百年征程


1905電影網訊 正在熱映的電影《1921》,日前票房已超過3.7億,貓眼評分9.4,淘票票評分9.3,“為犧牲的革命先驅而落淚”、“仿佛回到了激情澎湃的年代”、“先輩越鮮活就越覺得偉大”、“切身體會到了建黨的意義和偉大”、“看完為身為中國人自豪”等真誠評價,充分印證了這部“慶祝建黨100周年”的重點影片,“叫好又叫座”的成績。影片由黃建新監製兼導演,鄭大聖聯合導演,歷時5年籌備,凝結了上百位電影人的拳拳赤子心,於世界各地檔案館挖掘史料,在高度尊重史實的前提下進行藝術創作,被黨史專家評價為“高度融合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


同時,黃建新領銜的創作團隊,精雕細琢每一個情節,力圖讓這部聚焦百年前建黨初心的歷史題材作品突破窠臼,將重心放在人物塑造上,與當下的觀眾建立共同的話語體系,達到順暢溝通和情感共鳴,正如黃建新所說:“你會突然覺得,原來我平視著的、覺得那麽親近、就像同學朋友一樣的人,也是在我頭上揚起一面旗、高高指引我的那個人。”在這樣的創作主題下,整部電影堪稱“每一秒背後都藏著一份心意,飽含一份致敬”。因此,《1921》重溯建黨歷程的時空之旅結束後,大家能清醒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麽“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麽“好”的歷史原因,從而更好地開啟新的百年征程。


那麽,《1921》何以達成“潤物細無聲”的黨史教育效果?以下這些蘊藏的細節解讀可窺之一二。


拍案叫絕!一語雙關又對照史實的台詞,印證建黨的必然性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片中李達對張國燾私自會面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而痛心疾首,隨即引用“魯迅剛發表的文章”中這段“醒世恆言”,告訴他:“咱們中國的路,必須得咱們自己走,若是走錯了,那將來的人都會錯的。”對2021年的我們來說,這句話來自從小熟讀的課文;但1921年5月1日,魯迅的這篇《故鄉》剛發表在《新青年》雜誌第九卷第一號上,距離“一大”召開不過2個月,而當時正在《新青年》擔任編輯、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李達,自然會了解到這句話背後的深意。這一台詞設計,仿佛歷史與當下的“夢幻聯動”,拉近了百年前後的你我之間的距離。


對比李達與馬林會面時不接受共產國際資助的情節,它還鮮明勾勒出李達和張國燾的人物性格,更暗示著真實的歷史發展——從革命年代到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尋求的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自主性和凝聚力才是第一要義。


在創作上,黃建新秉承“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觀念,也即在嚴格遵照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巧妙融合藝術真實。同樣符合史實並合理想象的台詞設計,還有李達和王會悟在天台上的一段“高光戲”。李達回憶自己焚燒日貨時用的竟是日本火柴,動情落淚, “偌大的一個中國,連自己的火種都沒有”,不僅是“新青年”李達在痛惜抵製日貨時竟然用的是“洋火”,也暗喻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工具要在中國“點燃”,就必須從自身國情入手,才會有後來中國共產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創舉。


作為“一大”的東道主代表,李達在會議之餘,自然也會為湖南老鄉毛澤東接風洗塵,於是片中設計了一段毛澤東和李達夫婦吃飯的情節。三個年輕人像所有“老上海人”一樣,在弄堂的廚房邊上支起小桌子,擺上幾盤地道的上海時令菜、一壺好酒,並貼心地將毛澤東最愛的紅燒肉擺在他面前,充滿煙火氣的日常和還原史實的細節,再次拉近了先輩和我們的距離。而他們舉杯的賀詞“為新公司開業大吉”,恰好呼應著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寫給李達書信中的原話:“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王會悟一起碰杯時,毛澤東和李達看似調侃實則嚴肅的一句“男女平等啊”,也體現了二人在百年前已然具備的平權意識。事實上,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便已流露“男女平等”觀念,而在建黨後的第二年,李達和王會悟就參與創辦平民女校,培養出了包括著名作家丁玲在內的一眾黨的早期女性幹部。


片中的“一大”代表們,無論是開會還是夜談時的台詞設計,也處處彰顯著建黨的必要性。陳潭秋悲歎“戰火不止,亡國就在眼前”,董必武便點明“我們必須找到一條新路拯救國家”;而董必武強調應聯合工人運動後,毛澤東一句“農民呢”,也體現他早就認識到團結農民階級的重要性;劉仁靜總是以“馬克思說過”開啟的論述,印證歷史上他“小馬克思”的稱號……這些台詞中可以看到,《1921》的影視語言“吃透了”歷史資料,為觀眾尤其是年輕人們理解百年前的黨史,降低了門檻,提高可看性。


草蛇灰線!時代橫截面中暗藏縱向伏筆,凸顯“偉人”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不以“編年體”敘事,而是聚焦“一大”前後幾個月“時代橫截面”的《1921》中,是以草蛇灰線的伏筆,來“預示“縱向的歷史發展的。比如黃建新在上海音像資料館查找資料時,被一段視頻資料所觸動:一百年前的上海,在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裡有一群外國人在歡慶享受。“如果不是幾個中國面孔的服務生短暫入畫,根本無從判斷那是在中國。”黃建新說,“隻此一個畫面,我們就知道,為什麽中國需要共產黨。”於是,片中便有了這樣一段戲:毛澤東隨著法國人的隊伍走進總董官邸,卻被趕到柵欄外,只能眼看著法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歡慶國慶,而身旁同樣被攔住的同胞,眼中只有對煙花的嚮往。28歲的毛澤東臉上,寫滿了委屈、不忿、痛心,他只能轉身,然後開始奔跑。


這段奔跑戲,被無數觀眾評為“點睛之筆”。黃建新以蒙太奇的手法,串聯起毛澤東的成長之路:幼時他在竹林中被父親追趕,反抗的是“封建大家長”;少年時他抵製日貨,反抗的是“帝國主義”;和楊開慧看煙花時,他想著“為理想奮鬥,為真理獻身”,是為救亡圖存理想堅守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什麽最後是毛澤東在黑暗中點亮燭光,照亮了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為何能在當時激烈的“觀念競爭”中脫穎而出?這段戲告訴了我們答案。更深一步來看,這段奔跑戲,其實也是當時中國尋找嶄新革命之路的進程映射。


以往同題材影片中,多為“符號工具”存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1921》中也豐滿了起來。一開場他便在奧地利被逮捕,輾轉來到上海後,尼克爾斯基前來接應,並給了他新的身份證明,馬林調侃自己:“這已經是我今年的第三個名字了。”影片的國際視角故事線由此展開,也暗示著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不易。歷史上,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新政府還沒站穩腳跟,就被英法美等國聯合武裝干涉,此後多年,西方國家一直把蘇俄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思想當成是一種“幽靈”,極盡圍堵之能事。而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來到上海“指導”中國共產黨建黨後的第一時間,就又被租界的法國巡捕盯上——《1921》劇組找到了史料證明,“一大”前夕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曾接到過警戒共產國際代表來到上海的信息。在片中不斷被跟蹤監視的馬林,歷史上最後於集中營被納粹殘忍殺害,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反法西斯鬥爭。馬林的結局也代表著革命這條路上,犧牲者無數,但信仰不竭。


另一依據新發現的史料設計的情節是日本間諜線。在日本警視廳的檔案館,《1921》劇組發現了對“一大”召開時間和地點的詳細記載,且日本共產黨人也計劃與共產國際代表見面。這一局面,顯然是當時已經要開始實行“滿蒙政策”的日本當局,所不願意看見的。所以,影片塑造了日本間諜大川和日共代表近藤兩個人物,同時,因為攔截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施存統和李達的信件,大川也盯上了“一大”。儘管最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大川被暗殺,沒有真正影響到建黨,但這一故事線也寓示著,早在1921年日本特高科就對中國的局勢一清二楚,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人物群像的多面刻畫,同樣深藏歷史的必然性。片中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同一輛車上偶遇,但蔣介石走向股票交易所,毛澤東走向“一大”會場的這一情節設計,被許多觀眾暗自叫絕。陳公博夫妻新婚,不借宿博文女校而是入住豪華的大東旅社,對比同樣是新婚卻擠在小閣樓的李達夫婦,“省下錢全部倒貼辦報”,代表著他們不同的人性格局。帶著女友逛街的周佛海,偶遇陳公博和李勵莊,在街頭握手的特寫,以及他因吃冰淇淋拉肚子而未參與會議,同樣也在暗示著人物搖擺不定的個性,更凸顯毛澤東、李達、何叔衡等人信念的堅定。


同時,“老戲骨”倪大紅精湛演繹的黃金榮和田雨扮演的程子卿,也是時代真實和人性真實的體現,歷史上,黃金榮在“一大”次年升任華人第一位督察長,所以電影裡設計了他阻撓工人運動和學生集會的劇情,但當這個“黑幫大亨”主動想握法國上司的手時,卻被其不屑一顧,足以見得沒有家國觀念和民族氣節的人,沒有人會看得起。而他的得力助手程子卿,也正是打斷了“一大”最後一次會議的“不速之客”。


在風雨如晦的歷史境遇中,不同的微小抉擇,折射出來的人物不同信念和價值觀,最終也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和高度,這也是歷史與當下應當有的一次深刻對話。


意味雋永!蘊含深意的象徵意象,彰顯藝術創作的魅力


《1921》的開場,是一段“五四運動”與巴黎和會現場的平行剪輯。李大釗和學生們在街頭義憤填膺地呼喊,遠景鏡頭和做舊處理,烘托出悲愴和壯烈的氣氛;而另一邊不平等條約簽訂內場,昏暗逼仄,顯得怪異的構圖,暗含著扭曲的是非顛倒,快速讓觀眾進入這段屈辱的歷史,感受到先輩們悲憤覺醒的動力。這是影片以藝術手法,一針見血反映歷史亂象的典型例子。


不僅是上文所述的毛澤東奔跑戲,還有王會悟為借用博文女校在上海街頭的奔跑,以及最後“一大”會議被打斷後,代表們在曲折狹窄的小巷裡的小跑,也在暗示著先輩們追求理想、歷經波折的不懈努力,而會議進行時窗外透進來的陽光、清晨李達在屋頂笑著向朝陽張開雙臂、紅船上隨著會議結束由雨轉晴的氣象,也以溫暖而開闊的光影運用,無不彰顯著共產黨人終將帶領中華民族,走上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的光明之路。


頗具溫情的生活氣息,也體現在王會悟搬家時一定要帶上的那瓶梔子花,在當時的上海,年輕女孩們確實以家裡擺上一束梔子花為潮流,一個小舉動就體現了革命女性身上的人情味和煙火氣。毛澤東和湖南老鄉李達吃飯,看著桌上沒有一個辣菜,也會調侃“湖南完了”,並引出李達日夜顛倒編輯雜誌,所以腸胃有恙的戳心細節,既體現了毛澤東的幽默感,也代表著李達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顧不上身體的無私精神。


影片最後,楊開慧英勇就義的最後一刹,回憶起和“潤之哥”的告別情景,毛澤東向前揮的手勢和滿眼的不捨,對比最後楊開慧眼角的那滴淚,讓很多觀眾心疼不已。事實上,在拍攝時,王仁君周也並不知道這場告別戲,會出現在楊開慧的最後回憶中,看完後王仁君“非常感動,沒想到導演會這麽處理”。而那個揮手的手勢,也來自王仁君深挖史料時的收獲:看到“十大”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就是用同樣的手勢送別各位“同志”,千言萬語都凝聚在這一舉動之中,觸動了王仁君,也啟發他將其融入到表演,細膩傳達革命夫婦告別時的留念不捨。


身臨其境!不只是1:1重建原址,還有“強迫症”一般的事無巨細


為了還原歷史,《1921》中的“一大”會址,是請一大紀念館的建築團隊華東建築設計院,1:1重建的,同樣複刻的還有《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等石庫門建築群落,每間房間都達到了可以實拍的效果,爐灶能生火,煙囪能冒煙,甚至因為1921年的磚頭更小,牆壁也是手工一塊一塊磚頭搭建的,只為還原自然錯落的起伏。另一場李達請印刷工人將“百姓”改成“人民”的戲,用的是在廢品站“淘”到的1916年的印刷機,本來在中國電影博物館中存放,拍《1921》時黃建新特地請人用好幾輛車,從北京拉到上海,沒想到放下後機器卻不轉了,但導演並不想用其他機器代替,為此特意尋遍了在上海的老師傅,終於修好這個“古董”,完成了這場點明“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的重頭戲。


如果說因為這些是影片的重要場景,那麽這些細節足以證明《1921》在史實還原上的用心:無論是王會悟給李達端上的上海老字號“喬家柵”湯圓,還是開會時桌上擺著的花瓶,或是上海街頭的“鐺鐺車”、路人背著的褡褳袋、各色人物身上的服飾布料,均極為考究,嚴格按照百年前的真實樣貌製造。幾場追逐和奔跑戲,不僅刻畫了人物心靈的變化,還以鏡頭作為“眼睛”,看到了當時上海“國中之國”的怪誕錯亂:有中式傳統的石庫門,也有洋味兒的歐式建築;不同的租界有不同的交通規則,甚至連黃包車也有牌照限制,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無法通行;法國人在中國街頭歡度國慶,中國人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搬家的小夫妻,隨時會受到外國巡捕的搜查,印刷廠也一度被關停……光怪陸離的城市和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一覽無余。


無論是一語雙關的台詞,還是草蛇灰線的人物伏筆,亦或是蘊含深意的意向象徵,還有精益求精的匠心還原,都是《1921》建立在歷史真實基礎上的真誠致敬,這份滾燙的赤子心,最終匯入建黨一百周年之際的愛國情緒大河中,以文藝作品這一生動具象的傳播方式,致力於讓百年後的年輕人們,認識到中國奇跡的起點,認識到“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137分鐘的每一秒背後都蘊藏致意,描摹出百年來,一代代共產黨人的信仰之源,也給予我們繼往開來,開啟新的百年征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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