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後，農村為何掀起了“蓋房潮”？

糧食增產、就近務工、跟風蓋房……疫情所帶來的農村新變化，值得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資料圖。圖文無關 圖/新京報網

文 | 陳明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農業生產、糧食安全、農民工就業等問題引發了人們的持續關注，這種關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上“三農問題”的範疇，有了宏觀的社會經濟意義。

近期，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對東中西部鄉村進行了調研走訪和比較觀察。總體看，疫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比此前許多人估計的要小；隨著疫情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鄉村經濟以令人難以想象的速度得到了恢復。同時又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所帶來的部分微小變化，已經深刻嵌入到鄉村經濟社會結構當中，從而成為影響未來鄉村發展的特定變量。

糧食產量保持穩定，務工人數未大幅下滑

當前，糧食及其他重要農產品生產已經全面恢復。從調研的地區看，農業生產正常有序，二三月份時的農資和勞動力梗阻並未造成大的影響。入夏以來，江西、湖南等地的早稻受洪水影響出現局部受損，但一部分早稻播種面積本來就是今年新增加的，部分減產並不影響全局的糧食增產。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今年全國夏糧總產量1.43億噸，比去年增加120萬噸；其中小麥產量1.32億噸，比去年增加75.6萬噸，中國的糧食安全是有保證的。

疫情之下農民外出務工規模有所縮減，但波動不大。此前，一些學者估計疫情之下會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現在看來這類判斷缺乏事實基礎。人社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下旬，已有1億農民工回城務工，佔春節返鄉農民工的80%。

根據這一數據進行推算，當時尚未回城的農民工有2500萬，即便這部分人至今都沒有回城，那麽可以認為農民工滯留規模的上限也就是2500萬，僅佔2.9億農民工總量的8.6%。

我們的實地調查支持了這一數據。貴州省平塘縣者密鎮平和村有勞動力2000多人，過去約有1500人在外務工，今年疫情平穩後重新外出的有1300多人，比往年減少了150人左右，同比減少約10%。

東部地區的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此前已經在周邊城市實現穩定就業，從多個縣市的走訪情況看，疫情可能對部分人的收入帶來影響，但不會影響他們向城鎮轉移的步伐。

返鄉農民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而這部分返鄉人口通常在城鄉之際徘徊，大多在縣城或鄉鎮打點零工，真正返鄉務農的是極少數。同時，這些返鄉人口大多也並不打算久居鄉村，他們實際是在等待時機。

脫貧項目助力“穩就業”，“跟風建房”影響城鎮化進度

一個出人意料的發現是，返鄉人口在城鄉之際的就業，很大程度上享受了“扶貧紅利”。返鄉人口通常不會回到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中去，因為他們或是已將土地流轉，無地可種；或是家中有老人打理土地，年輕人再加入只會帶來勞動投入“過密化”，而難有新增收入。

調研發現，這部分人就業的一個很重要的渠道是在各類種養基地、加工企業務工，而這些基地和企業大多是脫貧攻堅中投產的扶貧項目。疫情之下，這些扶貧項目為返鄉農民渡過困難時期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這是我們在開展脫貧攻堅時沒有預料到的。

以此為切入點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脫貧攻堅工作不僅解決了貧困人口的基本生計問題，而且優化了鄉村社會結構，完善了農村基礎設施，並通過發展產業增強了鄉村自身造血功能。可以看到，未來這些扶貧紅利將繼續釋放，從而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實基礎。

一個引人擔憂的發現，是農村宅基地管理問題。各地的調查中都發現，今年疫情期間農民待在家裡，乾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蓋房子。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突然覺得，在家還是要弄一幢房子出來。”鄉鎮上的一位建材經銷商也說，已經很多年沒有這麽好的行情了。

這個現象有兩個重要背景：一是已經停止了十幾年的宅基地審批重新啟動，一些農民急於抓住這一時機；二是疫情的出現放大了農民外出就業的不確定性，許多農民急迫地要抓住一個依靠——這個依靠就是家鄉，抓住它的辦法就是建房。

過去多年裡，中國的高速城鎮化帶來了城鄉社會基礎結構的大轉型。正是得益於相對高水準的城鎮化，東部地區的鄉村也率先得以突圍；隨著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和城鎮體系的完善，也帶動了這些地區鄉村的進步。

中國鄉村現代化的一個理想圖景是：隨著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將帶來鄉村人口大幅減少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隨著城鄉收入均衡的來臨，鄉村振興將得以實現。

但疫情讓實現這一圖景面臨困難。扶貧紅利和農村建房熱成為影響未來鄉村發展的新變量。這兩個變量都延緩了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但其作用機制完全不同。

警惕盲目跟風建房帶來的投資浪費和安全隱患

扶貧紅利的影響是積極正面的。短期看，這會在一些地區形成新的人口和就業均衡；長期來看，扶貧紅利不會改變中國城鎮化的大方向，但會使落後地區特別是偏遠封閉地區的城鎮化過程更加平穩、潤滑。

未來，隨著人力資本更新、農業技術迭代、城市形態完善，這些地區的人口還會源源不斷進入城市。扶貧紅利帶給他們的是尊嚴與耐心。

農村建房熱則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鄉村居民點布局的零散混亂是中國城鎮化最大的痛點之一。目前，鄉村住宅空置率平均超過10%，部分地區甚至高達40%，開展城鄉空間布局調整的條件逐步趨於成熟。

根據我們調查，大部分農民工老家的房子每年利用不足40天，跟風建房只是疫情之下的一種盲動行為。如果是為了改善留村農民的居住條件，那麽依靠村莊內部現有住房的交易調劑完全可以滿足，這就需要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

這個階段再出現大規模的農村新建住房，往小裡說會形成巨大的投資浪費，往大了說則會成為中國城鎮化的一個阻滯因素。最近，襄汾飯店坍塌事故所反映出的鄉村自建房、加蓋房等存在的安全隱患，也同樣令人擔憂。

當然，即便沒有疫情，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進程也不會是理想化的一路坦途。在波動之下，洞悉發展的基本規律，反思新的變量和趨勢所帶來的可能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

□陳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編輯：孟然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