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來“上海懷舊”的敘事邏輯

劉複生

電影《米尼》（2007年）字幕片頭是一個長鏡頭，鏡頭從夜色中波光粼粼的黃浦江水升起，掠過燈光璀璨的豪華遊輪，在對岸浦東的高樓上略一停留，再緩慢平移，巡禮式地掃過各個跨國公司的霓虹燈招牌，EPSON、NIKON、聯想、LG、NESTLE、HSBC……。而在影片《新十字街頭》（2001年）片頭中，關於上海的世界主義想象表達得更為顯豁：鏡頭同樣是由黃浦江水搖起，將輝煌的外灘盡收眼底，繼而鏡頭升至遼遠的夜空，片名閃出後，疊化為睛空白雲，當鏡頭再度搖下，已是紐約曼哈頓的鱗次櫛比的樓群——在雙城之間，三十年代《十字街頭》男女主人公“老趙”和“小楊”的下一代將展開一段跨國的新戀情。如果說這兩部影片還都是影響有限的本土產品，那麽，在真正跨國生產的在好萊塢大片《007大破天幕殺機》中，上海也同樣呈現出光彩照人的全球化核心城市的形象。詹姆士·邦德在全球觀眾的注視下，從陸家嘴金融中心險象環生地跑進環球金融中心，情境化的打鬥場面和沿途的國際都市景象共同構成了動人心魄的視覺奇觀。

無須再多做描述，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過的，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文學與流行文化中的“上海懷舊”，對接的只是三十年代十裡洋場的海上繁華夢。“老克勒”的衣香鬢影和中產階級的小資格調，呼應的無非是全球化時代上海甚或中國對自我的重新定位和想象性認知。於是，也就不難理解，對於九十年代普遍的“懷舊”書寫來說，上海並非實指，而是一幅超級幻像，一個象徵，一則寓言和神話，它是充分“非在地化”或“去地域化”的，既和上海的現實缺乏聯繫，也和歷史沒有瓜葛。一切有障觀瞻的，妨害了“超級真實”的上海想象的城市太空和社會場域及“閑雜人等”，都被遮擋在“開麥拉”的畫框之外。上海已被縮減為《小時代》裡思南路上的別墅區，或黑幫片、諜戰劇中大亨及摩登特工們大顯身手的百樂門（《新上海難》《賭俠2之上海灘賭聖》《歲月風雲之上海皇帝》《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和《偽裝者》《英雄聯盟》《脫身》等）。紅色的歷史自然被小心翼翼地抹去，棚戶區的底層命運也難覓蹤跡。即使如影片《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雖然引入了鄉下少年近乎極端的主觀視點，看見的也只是浮華和“墮落”的上流世界，同樣，為了增加真實感的層次性，影片《夜·上海》也安插了一個女計程車司機（趙薇飾），但以她的視點展示的仍然只是豪華酒店和酒吧，她像個本雅明式的漫遊者，整日開車遊蕩在最繁華的街區，等待著一次次美麗的邂逅。《歡樂頌》雖然將不同出身和社會層級的女孩們強行安置在同一所豪華公寓內做鄰居，卻沒有帶出各自“人設”所攜帶的社會內容，雖然夾雜著出身不同所導致的磨擦，卻也並不影響階級調和的姐妹情誼，就這樣，曲中奏雅的“歡樂頌”（本是劇中小區名稱）輕巧巧地向那些懷揣夢想向中產階級攀爬的下層青年允諾了美好未來。

“上海懷舊”的文學書寫遵循著同樣的敘事邏輯，隻不過有時沒有那麽爽快，也沒有那麽可愛罷了。雖然陳丹燕、程乃珊、潘向黎、唐穎、素素、衛慧、棉棉筆下的上海加入了些仿真性的裝飾，其實與“上海灘”的黑幫故事和賭場風雲沒有太大區別。

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分享了共同的本質和“上海夢”，“新舊上海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瞬間構成了一種奇妙的互文性關係，它們相互印證交相輝映，舊上海借助於新上海的身體而獲得重生，新上海借助於舊上海的靈魂而獲得歷史。”[i]不管是昔日的“魔都”還是當今的“國際都會”，都激發著合理主義的財富追求欲望和勤勉主義，守護小日子的頑強精神，滋養著金錢拜物教和消費主義，也或明或暗地指示著早晚混成人上人甚至一夜暴富的奇跡。上海，成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當代生活的典範，歷史的終結之處。

杜維明把上海史分為三個階段： 1949 年以前，1949 年至 1992 年， 1992 年以後，[ii]並隱約地將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後的“上海價值”做了對接。李歐梵延續自己的“現代性的追求”理論，將“上海摩登”視為現代性的典範，而“這種現代性的建構並未完成，沒有完成的原因在於革命與戰亂”。[iii]“現代的上海”在二、三十年代崛起，中斷於1949 年，在1992 年之後得以再生。

根據一般的歷史研究，上海在三十代的繁盛，得益於畸形的殖民地經濟。我們知道，上海的崛起一開始就伴隨著江南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全面衰落。從一定意義上說，上海壓根就不能算作是中國的城市。建國以後，這種失血式的“口岸經濟”模式被終結，上海獲得了新的國家定位，它的外貿轉運、金融服務和服務性行業走向淪落。另外，在全國一盤棋的發展格局中，它雖然保持了製造業中心的標兵地位，卻承負著超載的國家使命。一方面是國家優先照顧內地的項目投入，對上海支持不多；另一方面是上海超額的財政上繳，留在本地的積累有限。這就徹底扭轉和顛倒了半殖民地時代汲取全國膏腴以供上海的局面。[iv]於是，“鞭打快牛”“竭澤而漁”式的政策，拖累出了所謂“大上海的沉沒”。[v]伴隨著全國均衡而整體的突飛猛進，上海的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總值等各項經濟指標在全國的佔比卻不斷下滑，由此也導致了上海基礎設施和整體面貌的破敗和局促。上海的歷史貢獻和犧牲是巨大的。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向，這種局面逐漸改變，開始造成沿海與內陸的發展級差和馬太效應，再次形成中心與邊緣的發展格局。眾所周知，1992年是中國經濟史和社會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標誌性年份。上海，作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擺脫了共和國長子的工業基地和全國經濟發動機的重負，“重振雄風”，輕裝進行，再度成為轉口貿易的樞杻以及國際經濟、金融、航運、科技創新和服務業的中心，完成了“起飛”。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的三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確存在著多重的結構性相似，歷史輪回，人間滄桑，真是讓人感歎！1992年的“深化改革”成為和1843年開埠、1853年的小刀會起義可堪並列的發展機遇。浦東開發、世博會的舉辦、自貿區建設……，進入新世紀後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象徵和不折不扣的國際化明星都市。

“上海懷舊”正是伴隨著這一崛起過程在九十年代興起並蔚為大觀的。而我們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是，“上海懷舊”的熱風最初是由港台刮起來的，這裡還不包括它在八十年代的先聲（《上海灘》和白先勇小說，初期的張愛玲熱等）。[vi]九十年代以後，典型的關於上海的懷舊想象還是來自香港影視劇，包括大量合拍片。它藝術片和商業片通吃，既包括《滾滾紅塵》《阮玲玉》《紅玫瑰與白玫瑰》《海上花》《花樣年華》《色戒》，又包括《賭俠之上海灘賭聖》《歲月風雲之上海皇帝》《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等。邐逶而下，成為一個系列。這不難理解，香港的發家史和二十年代上海高度相似，兩個城市幾乎同時開埠，同樣得益於殖民地口岸經濟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轉運站站的地位。二者一南一北，佔盡地利，從來就是一對歡喜冤家，不斷上演雙城記。早在1876年，時人葛元煦就指出了二者的此消彼長的競爭關係，在《滬遊雜記》中，他說道：“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日軍入侵造成了大量上海人南遷香港，在《傾城之戀》裡，張愛玲借上海租界孤島的徐太太說：“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之後的解放戰爭，再次導致在港的上海人激增，人口數量和政治經濟實力都遠超其他外省人，很大程度上，是上海資本帶動了香港的興盛。之後，香港依靠承接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產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借助移民潮帶來的廉價勞動力，慢慢發展起來。而在同時，隨著社會主義中國被資本主義世界所封鎖，以及上海城市功能的轉變，上海的光彩暗淡下來。

簡單重複一個眾所周知的基本史實，六十年代末以前，香港的經濟地位從來沒有超越過上海。真正的轉機來自於中蘇關係破裂之後，大陸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經互會”聯繫受阻，難以獲得來自國際的經濟技術支持，遂嘗試與探索面向西方世界的改革開放，雖然一開始規模較小。香港於是迎來了真正的發展機遇，充當了中西世界與兩岸三地之間的轉運站站，從而走上了騰飛之路，才與上海拉開了距離。香港相對上海的自我優越意識才開始建立。

19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後，香港的這種天時地利不複存在。隨著“回歸”臨近，不確定性增加，面對上海咄咄逼人的追趕，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嚴峻挑戰，風光難再。這種疑懼與焦慮就這樣悄然投射到了舊上海的繁華之上，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身上，香港看到了自己昔日的芳華，也體味到了繁華難再的悵惘。這份愛與怨在《花樣年華》《半生緣》中被凝結為一段揮之不去的淡淡悲情，一聲“永遠錯過”的歎息。它與大陸原生的上海懷舊那種骨子裡的自信張揚判然有別。大陸式的上海故事如果有悲情，只會來自“文革”，這種傷痕敘事有一個隱秘的源頭——鄭念的《上海生死劫》（大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譯本，作者名字譯作程念）。正如《羅曼蒂克消亡史》中，1949年，陸先生身形落寞，遠赴香港，羅曼蒂克消亡了。在大陸八十年代以來很多人的想象中，香港，這個張愛玲赴美的轉運站地，顯然寄托著另外一種情懷。正如上海一直是香港影視的夢境，香港，作為上海的他者鏡像，也一直隱約在場，直到《繁花》，不過，意味已經變得複雜曖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