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以“雙循環”應對“大變局”

　　意見領袖丨沈建光（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從“國際大循環”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體現了我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積極戰略選擇與調整。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筆者看來，雙循環的提出，既是對短期疫情衝擊下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新情況、新問題的應對，更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長遠出發，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展望未來，立足大循環，促進雙循環，直面國內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釋放內需潛力，對於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實現創新驅動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應對世界大變局的必然舉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與博弈加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遭遇明顯衝擊。而早在2018年，習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給多年來形成的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帶來了嚴峻挑戰，深刻影響著大國關係。此時形成國內大循環、構建雙循環，是適應外部環境新變化、新局勢的重要戰略部署和要求。　

　　從產業鏈層面來看，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國際分工與合作不斷得到加強。在此過程中，我國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鏈條，並深度融入了全球價值鏈：佔全球製造業附加值的近30%，佔全球進出口份額的23%。然而，隨著疫情催生產業鏈回流、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以及全球成本競爭優勢發生轉移，使得國際大循環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動。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國反思缺乏基礎醫療設施自主生產能力、過度依賴我國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製造業回流的力度，這可能導致涉及民眾醫療衛生、國家安全等基礎產業的全球產業鏈重構。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削弱了我國商品在美國的競爭力。目前，我國過去四年出口到美國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類佔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在減少，其中不僅包括勞動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來自美國近鄰墨西哥的競爭。三是東盟憑借勞動力、資源等低成本優勢，在全球貿易活動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一定程度上壓縮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的佔有率。

　　更加深刻的變革來自於中美關係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鋒正在貿易、金融、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展開，且博弈不斷升級。

　　在政治方面，2020 年 7 月 14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國通過《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為由，授權行政當局針對我國相關人士及金融機構，實施包括禁止財產交易在內的製裁措施，首批製裁清單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 11 位香港及內地駐港高級別官員。從目前的博弈態勢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前，川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擁有的法律授權，擴大製裁範圍的可能。

　　在技術領域，最近一段時間，TikTok被美國政府要求強製出售，白宮展開以去中國化為目標的“淨網行動”，接著又頒布行政命令封殺TikTok和Wechat。美國針對我國科技公司的“組合拳”接二連三，不僅針對“硬科技”，還加大對“軟科技”企業出手的力度，加速與我國在科技領域脫鉤。如果科技脫鉤的趨勢無法改變，一場影響更加深遠的新型數字鐵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領域，美國就中資企業海外融資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會計準則和審計合作之爭加劇，美國財長姆努欽表示，中國和其他國家不符合會計準則的公司到 2021 年年底，需從美國退市；而之前參議院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待眾議院通過和總統簽署）亦對我國赴美上市企業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國還可能會加大對部分中資金融企業的製裁。

　　變局同時蘊含機遇與挑戰。筆者總體認為，從“國際大循環”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體現了我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積極戰略選擇與調整。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疫情衝擊下，我國經濟表現出了較強的韌性。二季度，我國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範圍內首先走出了疫情陰霾。然而，儘管迎來疫情後的經濟快速反彈，但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四大結構性失衡，給經濟反彈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

　　一是生產端的恢復快於需求端。當前工業生產恢復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復要相對緩慢，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1%，仍舊處於負增長區間。

　　二是工業恢復快於服務業。第二產業GDP增速大幅反彈14.3個百分點至4.7%；而服務業僅回升7.1個百分點至1.9%。部分服務業（如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服務業）還處在深度負區間。

　　三是大型企業恢復快於中小企業。7月，限額以下企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3.7%，連續五個月低於限額以上企業，且差距進一步拉大；製造業PMI也顯示，小型企業景氣度趨於回落，與大型企業表現顯著分化。

　　四是實體與金融的不平衡，即實體經濟下滑、金融體系擴張。疫情之下，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加大，資金流入股市現象顯著；但在實體回報率仍然低迷的情況下，流動性存在“脫實向虛”的傾向。

　　此外，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中，供需失衡、區域失衡、行業失衡、企業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劇，成為困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難點。例如，實體經濟結構方面，我國長期面臨產能過剩局面，但供給難以滿足需求，不少高品質商品還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獲得滿足；區域層面，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後；行業層面，金融業和房地產擴張與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形成反差；企業層面，民營經濟發展常常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障礙，生存空間弱於國有企業。

　　因此，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緩解結構性失衡，立足內循環，促進雙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環，實現雙循環的政策著力點

　　內外部經濟形勢的深刻變革以及我國經濟面對的長短期的挑戰與壓力，使得我國決策層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這也可能成為貫穿我國未來5—10年發展的戰略綱領，成為“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方針。為了促進雙循環，如下五大政策發力點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雙循環”並非閉關鎖國，應保持積極開放態勢。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完整的工業體系、完備的基礎設施，在全球範圍內獨具吸引力。在產業鏈轉移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仍應通過加大開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貿港建設等，吸引外資流入。與此同時，也要做好外部經濟衰退背景下的政策應對，包括：鼓勵出口轉內銷，在電子、醫療、高端製造等關鍵行業提供政策優惠，大力推動進口替代；以多邊主義穩定貿易投資，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歐投資協定等經貿框架的談判；在保證產業鏈不過快流出的情況下，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等經濟體的經貿關係；助力外貿企業尋找替代出口市場。

　　第二，培育高質量的國產服務供給，擴大國內最終消費。短期內，應通過頒布扶持政策措施，穩住目前的消費回暖勢頭，加大對消費薄弱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發放消費券、現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準，延續國內消費難能可貴的回升態勢，進而推動服務消費盡快回到正軌。從長期看，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其零售市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未來，應將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主要抓手，以推進新型城鎮化為主要方向，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應鏈的韌性。短期而言，應對美國對中方的技術封鎖，應當篩查海外供應鏈，特別是具有戰略安全意義的海外供應鏈，查明上遊設備、零組件、軟體等受美國管控的部分，對其中不能自產的，要提前準備非美國的替代品。長期而言，根本的解決途徑仍然是加強基礎研究，提高政策層面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創新科技領域，我國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貿易和服務規則的制定，把數據安全、技術安全、金融安全問題留在經貿框架內，主動打造國際貿易的前沿陣地。

　　第四，建立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體系。鼓勵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長江經濟帶開發、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地區協調平衡戰略，縮小區域經濟之間的差距；同時，降低沿海外貿企業的成本與轉移壓力，盡可能鼓勵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留在國內，與中西部地區形成梯隊承接，避免大量對外投資對國內製造業形成抑製，促進區域的均衡發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實體經濟活力。要推進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推動創新生產要素供給；釋放民營經濟活力，推動教育和科技體制的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改革，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紅利。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