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宋徽宗的鐵粉，宋徽宗是他的鐵粉

若論近年來文博界的網紅帝王，宋徽宗的風頭似乎有逐漸蓋過乾隆皇帝的趨勢。

拋開治國理政的能力不論，相比動不動炫富炫技的乾隆皇帝，能書善畫且留下許多精品之作的宋徽宗，的確更符合大眾對一名文藝帝王的想象。

文人筆記在談到宋徽宗的藝術成就時，也不吝溢美之詞：

“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體無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無史莫能也。”

——鄧椿《畫繼》

“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意態天成，非可以形跡求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

但成就這麽大一個帝王藝術家，卻對另一位甚至不能被稱為“皇帝”的藝術型君主大為傾心，到了事事模仿的程度。這位讓趙佶深深迷戀的君主就是——

李 煜

南唐國主李煜，出生於南唐建國當年（公元937年）的七月初七。也許是生在這個特殊日子的緣故，長大後的李煜儀表堂堂，舉止風流瀟灑，性格溫柔敦厚，就像一個纖塵不染的神仙。

“廣顙隆準，風神灑落，居然有塵外意。”

——《釣磯立談》

彼時，南唐的國力尚屬強盛，李煜的前半生也就洋溢著快樂與美滿：

身份高貴的皇子，在安寧祥和的宮廷中讀書習字、作詩填詞。他的文學藝術修養在此時奠定，日後在詩詞、書法、繪畫等多方面得以展現，正是厚積薄發。

在個人生活方面，李煜娶南唐大臣周宗的長女為妻，也就是後來的大周後。大周後通曉歷史，喜愛音樂，尤其擅長琵琶。夫妻二人志趣相投，琴瑟和鳴。

然而，幸福的生活之下隱藏著危機。在李煜之父、南唐中主李璟的錯誤指揮下，南唐連年用兵失利，被迫向北方的後周割地納貢。等到李煜24歲即位那年，迎接他的已經是一個國力日益下降、財政捉襟見肘的南唐。相反，北方的北宋正蒸蒸日上，對南唐虎視眈眈。

讓一個二十多歲、從小洋溢著文藝氣息的青年去應付這樣複雜的局勢，除非是奇才天縱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否則，國破家亡的結局幾乎注定。

而李煜終究沒能擺脫亡國之君的悲慘命運。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南唐被北宋所滅。次年，李煜被押往汴京，開始他生命中的最後歲月，也是作為囚徒的歲月。

公元978年七月初八，剛過完41歲生日的李煜在汴京去世。傳說李煜在生日party上命樂伎奏樂，自己演唱“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那闋《虞美人》。宋太宗知道這件事後大怒，認為李煜賊心不死，便賜牽機藥將其毒死。

由於南唐亡國和歷代的戰亂，李煜的書畫作品和藝術品收藏幾乎已經流失殆盡，但我們仍然可以憑借離南唐較近的北宋人記載和一些實物證據，窺見李煜在藝術領域的高超成就。

而傳承李煜藝術思想、傳承南唐文化風尚的頭號粉絲，當屬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

宋 徽 宗

宋徽宗趙佶對李煜和南唐的態度，可以用五個字來概括：口嫌體正直。

他在紙面上，以《韓熙載夜宴圖》為由頭，大言不慚地批評南唐不是正統、君臣之間缺乏信任、乾的事情都不地道：

《宣和畫譜》評《韓熙載夜宴圖》：“李氏雖僭偽一方，亦複有君臣上下矣，至於寫臣下私褻以觀……已自失體，又何必令傳於世哉？”

但從行動上來看，又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南唐+李煜鐵粉，什麽東西都要追求愛豆同款。

李煜與趙佶兩人缺乏治國才能、導致國破家亡、慘死異鄉的同款命運就不說了，來看看藝術上：

李煜搞皇家收藏，趙佶也搞皇家收藏。

李煜自創“金錯刀書”，趙佶就自創“瘦金書”。

南唐內府裝裱書畫，有十分獨特的形式：畫卷上有“內殿圖書”“內合約印”“建業文房之寶”“集賢殿書院印”等印章；裝裱書畫的材料常常採用綾、錦；寫有畫作名字的題簽常用黃紙……

而更重要、對中國書畫影響更深遠的一點是：這一對兒愛豆與粉絲，開創並發展了詩、書、畫“三藝”結合在一件作品上的創作習慣，被北宋以及之後歷朝歷代的畫家效仿。

李煜喜歡在繪畫上題字，比如《江行初雪圖》上“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乾狀”的題字，傳說就是李煜親筆。據北宋的郭若虛記載，他還曾在衛賢的《春江釣叟圖》上題寫自己作的兩首《漁父》詞。

閬苑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

一壺酒，一竿鱗，快活如儂有幾人？

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

花滿渚，酒盈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雖然李煜這個把詩書畫結合在一起的習慣，有很多北宋文人都模仿過，也探討過李煜這一行為的意義，比如蘇軾和米芾。

但若論學習愛豆最為勤力，在自己的畫作和自己收藏的畫作上洋洋灑灑寫詩記事，對後代廣大人民群眾影響最大的，可能還要數宋徽宗趙佶。

為什麽要在一幅繪畫作品上寫字題詩呢？簡單地來說，是因為人們想讓它的表現力更為強大。一幅精工的花鳥畫，從造型上來看已經無可挑剔，那麽藝術家還可以做些什麽，讓作品的內涵更加豐富、能夠引發更多的情感共鳴呢？

當然是加入書法。

書法向觀眾傳遞美感的方式至少有兩種。第一種依靠字形，表達書法本身的美；第二種靠文字內容，表現的是思想之美。因此，在畫中加上一些書法，尤其是寫一些含義豐富、沒有固定解讀角度的詩文，能夠使觀眾產生更大的想象空間。

因此，詩、書、畫三藝，如果能夠完美結合，就可以使一幅作品在藝術表現和美學價值上臻於圓滿，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文人的追求之一。而把這樣的繪畫美學理想表現出來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李後主，最早的實物遺存正是宋徽宗的禦題花鳥畫。

這兩位生活在南唐、北宋，時代相隔一百多年的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腦子裡不會有這麽多艱深的理論，可能只是單純地看著舒服、寫得高興。

或許，李後主看著自己的題畫詩，會有一點陶醉，覺得自己做了一點微小但前無古人的工作。

或許，趙佶看著自己的題畫詩，除了陶醉，還有一丟丟粉絲向偶像致敬成功的感動。

但他們可能不會想到，直到一千多年後的今天，偶像仍然是偶像，粉絲也早已經變成了偶像。兩個人開創並發展的這一傳統，正在被他們身後的無數畫家遵循。

參考資料：

陳葆真《李後主和他的時代——南唐藝術與歷史》

陳葆真《宋徽宗繪畫的美學特質——兼論其淵源和影響》

劉小川《品中國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