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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錯看百年張伯倫,歐洲大局他難改

1938年9月30日,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從慕尼黑返回倫敦。面對充滿期待的大眾,他揮舞著一張紙,滿懷信心地宣稱,他帶回了“一個時代的和平”。

就在此五個月前,德國宣稱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地區的日耳曼人遭到種族迫害,為了解決這一人道主義危機,德軍已經做好軍事解決的一切準備。轉瞬間,大半個歐洲都陷入戰爭陰雲之下。

“和平時代”的協議

危急關頭,意大利領袖墨索裡尼出面斡旋,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與德國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進行了高峰會談。經過緊急磋商,英法決定“勸說”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顧全“大局”,通過放棄蘇台德地區的主權換取歐洲的和平。

作為交換,希特勒以條約的形式鄭重承諾,此後他不再提出新的歐洲領土要求。英德與法德之間還分別簽署了共同宣言,決心用協商辦法處理一切問題,“永遠不再投入彼此之間的戰爭”。

張伯倫在倫敦揮舞的那張紙,就是有希特勒簽名的承諾書。正是靠了這承諾,張伯倫才敢於宣稱,他帶回了一個時代的和平。

張伯倫在演講

可是,這“時代”也真是短暫。僅僅半年後,希特勒就肢解了殘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展開了新的領土擴張。又五個月之後,德國閃擊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在燈火管制政策之下,歐洲大都會的萬家燈火相繼熄滅,取而代之的是防空洞裡的竊竊私語,是集中營裡的格殺勿論,是“閃電戰”的橫掃千軍與全世界的合縱連橫。

暗夜中,兩種聲音越喊越響,至今不息。 一種聲音怒斥張伯倫的愚蠢,批判他對希特勒的輕信,更批判他對小國利益的犧牲,對侵略者的縱容。其結論是,正是張伯倫的愚蠢,加速了希特勒的崛起和二戰的爆發。

張伯倫

另一種聲音則怒斥希特勒的不講信義,批判他利用張伯倫的“君子可欺之以方”,放棄英德和解的大好良機,反而急於上演一場現代外交版的“農夫與蛇”的故事。

至於張伯倫的失敗,反而讓人產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的扼腕。其結論是希特勒過於陰險卑鄙,把大家一起拽進火坑。

這兩類觀點雖然立場不同,對張伯倫的評價尤其各執一端,冰火不容,卻都傾向於用綏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一詞來指代張伯倫的對德策略。

“appeasement”在英文中本有安撫、緩和、姑息、縱容等多重含義。前一派用這個詞,強調的是張伯倫對擴張勢力的姑息、縱容;後一派用這個詞,強調的則是希特勒狡黠無恥,張伯倫好心辦壞事,這才把善意的安撫變為不合時宜的姑息,將追求和平的緩和化作加速戰爭的縱容。

當時英德兩國元首合照

然而,大國外交從來不是紳士淑女的請客吃飯,更不是經生腐儒的道德課堂,至少大英帝國從來不搞這種外交。

大英帝國的外交講求的是“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英國的遠東鴉片貿易道德嗎?卻絲毫不妨礙它二十年內連續兩次打敗清王朝。英國在印度的紡織品政策道德嗎?卻同樣不妨礙這帝國因此掃清障礙,成為全球性的紡織品出口大國。

那些一味拔高張伯倫高尚品格的人,顯然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張伯倫作為這帝國的掌舵人,雖然在公開場合喜歡扮演一種忠厚有余的紳士形象,實則對現實主義外交熟稔於心。這可由他留下的大量日記、信函、會議紀要證明。

張伯倫

一、有得力的助手

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Hal-ifax)曾被丘吉爾親封諧音綽號“聖狐” (holy fox),同樣是權力外交的超級高手。

哈利法克斯嗜好鄉間狩獵,雖無左手且左臂先天萎縮,卻練就了百步穿楊的硬功。一戰時哈利法克斯身在行武,最終以少校軍銜退役。

戰後出任過教育大臣(1922年)、印度總督(1926—1931年),擔任過陸軍部大臣(1935年6—11月),可謂文武兼資。兩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表下,暗行力學外交的折衝樽俎。

這樣一個二人組合所推行的政策,顯然不能等閑視之。而那些以為張伯倫無能的人,則忽視了另一個基本事實:當張伯倫接過這帝國的掌舵大權時,表面上看“日不落帝國”風采依舊,實則千瘡百孔,危機四伏,早已風光不在。

哈利法克斯

二、時代的變遷

英國依靠海權崛起,海權興則英國興,海權衰則英國衰。

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戲劇性地改變了海洋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地位,使之由人類交流的屏障變成交通的坦途。作為一個島國,英國既不會像內陸國家那樣缺乏優質海岸線,也無需像半島國家那樣,始終要在陸海兩個戰略正面間苦苦掙扎。

而其位置又恰好位於歐洲大陸與海外市場的交會點上。這不僅令英國海軍可以低成本捍衛國家安全,更可以輕易控制其他列強的海上生命線。

英國的傳統戰略就是借助這個優勢,以均勢戰略平衡歐陸國家,使其中的任何一國都無法獲取歐洲霸權,而英國自己則可進行海外擴張。

哈利法克斯

這帝國擁有領先全球的外交政策、產業革命、國內制度、金融體系,又擁有壓倒群雄的超級海軍,自然可以一步步控制遍布全球的貿易網,建立環繞世界的殖民地。所以能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執全球霸權之牛耳。

但是,鐵路的出現宣告了陸權的複興。隨著陸上資源的整合,美國的崛起,德意志的統一,以及蘇俄的複興,共同將英國主導下的世界體系衝得七零八落。新的製造業中心開始形成,全球物流渠道開始變化,而英國能動員的相對戰鬥力卻開始衰退。

這個上一輪地緣革命的受益者,在新一輪革命面前實在顯得相形見絀,其本土空間過於狹小的弊端日趨明顯,嚴重限制了其在大國牌局中的影響力。

當時歐洲形勢

三、資源的產量

在19世紀中期,英國的煤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二。1840年,英國的生鐵產量同樣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產量總和,是德國的八倍,到1850年,已達到十倍。可是,到一戰爆發的1914年,德國的煤產量達到了二億七千七百萬噸,已經非常接近英國的二億九千二百萬噸。該年德國的鋼產量則達到了一千七百六十萬噸,超過了英、法、俄三國的產量總和。

新時期的戰爭也日趨由大規模的地面戰來決定,這是英國很難應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新式戰爭的大規模展示。這場戰爭,可以說是英國歷史上代價最大、收益最小的一場國際大混戰。一戰前,英國還是不折不扣的世界銀行,可是到戰後這一殊榮已屬美國。

其原因,一是在於缺乏必要的金融管理,二是在於巨大的戰爭消耗。在戰爭爆發前的1913年,英國的防務開支是九千一百萬英鎊,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2.3%。而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後的半個世紀中,英國的防務開支從來沒有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3%。

坦克

但是,與一戰結束時的數字相比,1913年的數字根本不值一提,在1918年,英國的防務開支達到了驚人的十九億五千六百萬英鎊,佔同年政府開支的80%,國民生產總值的52%!

英國的國債也由戰前的六億五千萬英鎊驟漲到戰後的七十四億三千五百萬英鎊(威廉森·默裡《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

四、殖民地的覺醒

誠然,大英帝國雖然本土狹小,但海外領地廣大,如能將這些海外空間充分開發,仍不失為一個世界超強國家。可惜,在民族解放浪潮的衝擊下,其海外領地的離心力越來越強,帝國越來越脆弱。

至二戰爆發的1939年,加拿大、南非、紐西蘭、澳大利亞、愛爾蘭已成為完全的自治領,印度和緬甸則被允許成為自治領。而澳大利亞已汲汲於成為南太平洋上的戰略棋手,南非、愛爾蘭內部反英情緒日漸高漲。

作為亞洲國家的印度和緬甸更不甘於成為自治領,而是要謀求徹底獨立。 當這種獨立浪潮與陸權複興帶來的巨型地面戰結合後,英國的困境更深。

二戰期間的意大利

歷史上,英國之所以能用極少數文官統治大片殖民地,在於英國能做到以極有限的軍事力量和極高明的均勢外交,實現“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在這種和平中,英國提供公共安全和集體福利,各殖民地、自治領則安享太平。後者只需提供經濟和資源助力,一旦戰爭勝利,還可分得戰爭紅利。

但是,在新的世界大戰中,英國無法只靠英倫三島的軍事力量來抵禦強敵,這就陷入了一種政治上的進退兩難局面:要想打敗強敵,必須全面動員。

可此種動員一旦啟動,必將激發殖民地、自治領的覺醒。像一戰和二戰這種全軍破敵,爭的是生死存亡,打的是全軍破敵。在這種情況下,既無紅利可分,各殖民地、自治領又要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去捍衛英倫三島的“社稷宗廟”,這就不免引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了。

五、國民分歧的出現

即便是在這帝國的核心——英倫三島上,形勢也不容樂觀。一戰的慘重代價,讓大多數國民將戰爭視為危途。在一場血肉與機器、人海與火海的殘酷較量中,幾乎一代年輕精英,都毫無意義地犧牲在佛蘭德的泥沼中。

歐洲地圖

大英帝國失去的不僅僅是一百零三萬一千條生命,還有整整一代人的朝氣和信心,以及帝國的光榮與霸權。

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很大部分精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有政界和統治階層)已轉而確信大戰沒有勝利者,所有參戰國都失敗了。這一觀點的必然推論,是在一場未來戰爭中也不會有勝利者——事實上任何原因、任何衝突都不能使得犧牲一國青年成為理由。

1934年的“牛津決議”(當時牛津大學學生認可自己拒絕在任何情況下為“英王和國家”而戰)突出了英國的“出類拔萃之輩”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於這種世界觀(威廉森·默裡《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

這就極大削弱了英國一致對外的戰鬥力,甚至讓領導者不得不再三自問,對外戰爭是否會加速大英帝國的解體?

內力不足,只能借助外力。可是,國際政治有其殘酷的一面,大國在其強盛之時,往往賓客盈庭、供奉不絕。一旦衰落,則每每引發新興國家的背離。英國也難以跳出這個人性迷局。

慕尼黑四巨頭

六、強敵四起

一戰時,英國在遠東有日本為盟友,在歐洲則有法、俄、意為盟友,並最終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國相助,這才得以擊敗德奧聯盟。但是,就在一戰期間,陸權複興的影響已展示出來,英國對歐洲大陸均勢的維持、塑造能力業已遭到質疑。

日本趁機在遠東全面擴張,日漸扮演起英國遠東殖民體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則變身蘇聯,擺出與整個西方世界對抗的姿態。德國雖淪為戰敗國,但國力和民眾素質不變,復仇情緒日強,其再度挑戰英國霸權,顯然只是時間問題。

大洋彼岸的美國,雖然和英國同用一種語言,卻一直標舉反英、反殖民的旗幟。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陸海軍仍在以英國為假想敵制定戰爭預案。世人受日後的美英特殊關係影響,往往認兩國之結盟為必然,實則其間隱藏著複雜的明爭暗鬥和不同尋常的外交努力。

張伯倫

面對德、日、俄、美四強的紛起挑戰。英國卻只有“一個半”的盟友,一個是可靠但力量持續衰弱的法國,半個是力量更弱卻更不可靠的意大利。法國可靠,是因為法國更需要依靠英國去對抗宿敵德國。意大利算半個,是因為它既準備與英國為友,又準備與英國為敵。為友為敵,全看收益。

在這個環境中,“日不落帝國”資產遍全球的優勢一轉而成為最大劣勢:德國的再崛起直接威脅到帝國本土;日本的背棄開始壓迫帝國的心髒(印度洋);蘇、美則徘徊在帝國的邊緣之海太平洋周圍,蓄勢待發。此時的大英帝國真可謂危機暗伏、強敵環伺,萬裡烽煙、一片告警,應對稍有不慎,內則樹倒猢猻散,外則牆危眾人推。

張伯倫

這就是張伯倫面對希特勒崛起時的基本背景。作為這樣一個沒落帝國的掌舵人,張伯倫也唯有探囊底之智、奮日暮之行,勉為其難,力求破局。這就決定了他的對德政策遠非第一派人想象的那樣無能,也遠非第二派人塗抹的那樣高尚。其失敗所隱藏的殷鑒,也遠非我們以往想象的那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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