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在矽谷已經成為不容小覷的力量，而且是從做技術到做管理的全面鋪開。此外，在中國的軟體行業，尤其針對歐美的軟體外包業，印度裔高管的比例越來越高，且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從給美國做外包，轉為給印度做轉手二包。
很多人認為印度裔在英語方面的先天優勢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同樣英語化程度很高的菲律賓，輸出最多的卻多是菲傭。
那麽印度人在全球IT業高歌猛進的背後，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呢？或許今天這篇文章，能啟發我們的思考。
本文來源：公眾號“埃爾特訂閱號”（ID:Arete_edu）。
中國留學生集體被碾壓
經常聽到有人感歎矽谷的高科技公司都被印度人“佔領”了，具體到什麽程度了呢？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在矽谷的 1/3 工程師是印度裔，矽谷高科技公司裡 7% 的 CEO 是印度人；印度人創建的工程和科技公司比英國人、華人和日本人所創建的總和還多。
噢，對不起，這還只是一份十一年前（2008年）的報告。
今天，三大矽谷 IT 公司：蘋果、谷歌、微軟，後兩個的 CEO 都是印度裔。
除此以外，摩托羅拉、諾基亞、軟銀、Adobe、SanDisk、百事可樂、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這些知名國際巨頭的 CEO 都已經被印度人拿下。
即使在整體商業領域：
全美 500 強企業中，外籍 CEO 有 75 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印度裔（籍）10 位。英國裔（籍）9 位。另有來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其他國家的人士。中國香港華裔（籍）和中國台灣華裔（籍）分別有 1 位。
從 1999-2012年，雖然印度雇員隻佔矽谷整體雇員人數的 6%，但印度人在矽谷創建的公司佔全矽谷的比例從 7% 飆升到了 15.5%！
而且不同於華人矽谷高管往往本科甚至更早前就來到美國的情況（陳士俊8歲、李開複11歲開始接受美國教育），印度裔的矽谷高管幾乎全部是本科甚至念完研究生才來的美國。
其中不少人都畢業於印度最厲害的高校——印度理工學院（IIT），據說是世界上第一難考大學（45萬人報考，隻錄取3%）。
但是如果我們查看清華北大的高考錄取率就會發現IIT 和清、北相比並沒有明顯更難考。
另一方面，在教育撥款上：即使用最誇張的算法，IIT 是每個學生每年30萬盧比，折合人民幣2.9萬。而清華 2017 年的教育經費撥款30億元，平均到每個學生便是高達8.3萬元。可以說從任何角度都碾壓印度理工。
換句話說，清華的錄取往最寬裡面算也不比IIT容易，清華每個學生的教育資源用最嚴格的方法算也比IIT最寬的算法高得多。結果是，“留美預備學堂”在美國被人家全線碾壓。
這不得不讓人深思啊。
“印度理工”式教育
說到印度理工，其實最早我並不是從關於矽谷的新聞上了解到的，而是一部經典的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
不論是開頭的電擊門口小便者，還是最危機關頭的緊急助產裡的臨時網絡教助產、自製發電機、自製吸塵器吸胎兒……完全體現了影片對智慧的概括：敢於窮折騰、動手能力、理論轉化為實踐的能力。
考慮到 IIT 相比中國大學要少得多的資源來說，喜歡窮折騰真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一直在搜集關於青少年科技製作、實驗類的資料。
一次我看到一本《愛上製作》，是從美國引進的製作類的書，裡面講到一個印度的老師，教授孩子用各種廉價的材料甚至是回收的垃圾製作科學玩具，其中有一張這樣的圖片：
一支鉛筆不依靠任何豎直方向的接觸而懸浮在半空中。如此神奇，同時又如此簡單和質樸。
文章說，2006 年一個印度小女生籍由這個小製作所撰寫的科學報告參加了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因特爾國際科學和工程展（ISEF），並獲得了第二名。又因為這次的獲獎，被英國的大學錄取，甚至在2010年麻省理工林肯實驗室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顆小行星。
真是一個很美好的故事，然後我記下了這老師的網站。一過就是幾天。
一天我又需要尋找實驗資料，所以想起了那個記下還沒有查的網站，於是我打開了這個網站：
http://arvindguptatoys.com/
真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網站，簡直讓人懷疑是 90 年代的產物，但是打開裡面的“來自垃圾的玩具”鏈接，我有一種被震撼的感覺：
廢自行車內胎做的打氣筒、吸管做的水泵、只剩一半的籃球做的數學模型、廢光碟做的發電機、自行車氣芯橡皮和火柴棍做的原子模型、飲料瓶做的肺部呼吸模型……
應有盡有，我當時興奮地給友人在 qq 上推薦：“無盡的資源啊！”
然後我就搜索了這個老師的名字——Guputa，發現他竟然是印度理工學院畢業的，就更加敬佩了。我又給朋友留言：“IIT引領科學青年！”
我還搜到了他在TED上的演講，這是TED上最好的5段教育演講之一，我一邊看一邊和友人說：“看這家夥用沙啞的聲音展示這些玩具，簡直讓人想哭。”
一位世界上頂尖理工院校的畢業生用科技帶給人快樂和智慧，教給孩子竭盡所能地創造而不僅僅是使用現成的科技產品。
雖然Guputa老師不是三傻的原型，但在我心中他就是那個蘭徹：信手拈來變廢為寶，用自己的雙手實踐自己的價值觀。
他的事業本身也已經足夠震撼人心，而且他還放棄了所有專利，從這點來說，他比電影還傳奇。他曾說：
“科學教育的器材應該是任何階層的孩子能負擔得起並且能參與製作的。如果你去看許多大型的科技館（科學博物館），你會發現大多數的項目都是僅供展示的。
如果一個孩子在這樣的博物館花了3個小時，看那些雷射裝置、那些玻璃儀器、和各種發光，然後三小時以後這個（普通階層的）孩子會感到完完全全的無助、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當他或她回家以後，什麽也做不了、什麽也無法延伸。這些巨型的機構，更像是權力和財富的炫耀品，而不是親近這些孩子的教育載體。
其實，一份報紙或雜誌，我們就能切割成小方塊，孩子們可以做許許多多幾何形狀。這張紙就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幾何實驗室。通過一些折疊，他們可以製作出扇翅膀的小鳥、會彈跳的青蛙、孔雀或者扇尾魚。這些就是幾何學的實踐，而無需過多的言辭。”
——Arvind Guputa
深入核心的“窮折騰”精神
你或許認為這樣的教育太寒磣了，玩玩還可以，能有什麽實際的技術推動、商業價值呢？
那我接下來便介紹另一個 TED 大熱的視頻：
《對抗全球瘧疾的新利器——50美分的顯微鏡》：
簡單地概括視頻，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發現非洲瘧疾檢測的重大問題是：顯微鏡過於昂貴，以至於當地人根本不敢輕易使用，因為一旦損壞的結果是數月甚至數年的工資。
於是，史丹佛大學的生物工程教授Manu Prakash，開發出了一種基於折紙技術的顯微鏡 Foldscope，這種極其低成本、方便運輸和維護的顯微鏡正越來越在貧困地區的瘧疾防治中發揮出無與倫比的作用。
手裡拿的那張紙就是一個折紙顯微鏡Foldscope的全部材料
它甚至被開發出設計者原本沒有設想過的用途，比如在盧旺達，當地植物病理學家用它來檢測香蕉作物上的真菌，而坦尚尼亞的孩子們用它來檢測牛糞中的寄生蟲。
更因為它的低廉價格，它越來越多地成為世界各國生物、科學課上每個學生可以擁有的學習設備。大大促進了科學教育的熱情和普及。
Manu Prakash是哪裡人呢？——你猜對了，印度人；他是哪個大學讀的本科呢？——你又猜對了，印度理工（坎普爾分校）。
從Guputa的垃圾玩具到Manu Prakash的折紙顯微鏡，似乎真的能讓人看到印度教育中的那種深入核心的“窮折騰”精神。
在我看來這就是正在印度發生的科技教育實踐。我相信這樣的實踐正在為印度更強大的科技人才培育發揮著重要作用。
科學教育應該是好玩的、可以親手實踐的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的孩子也能夠接受這樣的教育，去動手、去創造、去窮折騰，而不是一想到科技教育，就是做題，就是專門的實驗室、昂貴的器材和按部就班的實驗報告。
科學教育應該是好玩的，應該是可以親手實踐的，應該是讓我們的青少年擁有創造的眼光和動手能力的。
或許我們今天的學校還無法如我所願般的快速轉變，但我們每一個物理、化學、自然、科學……老師、甚至是每一個家長都可以行動起來，去讓孩子擁有這樣快樂有益的科學教育。
我在麥肯錫做合夥人的時候，最後兩年是在我們矽谷的辦公室。那時候驚奇地發現，麥肯錫北美600位合夥人，大陸接受本科教育的竟然只有兩個人。而我只能算半個，因為我是在北京選上，轉到矽谷的。
而同時期的印度裔的合夥人，竟然有 100 個！
其中不乏各個細分行業的大領導，而且他們大部分是本科在印度讀的。
那時候感歎在國際精英職場，中國人的鳳毛麟角，這些經常可以回國忽悠的“海外人才”被印度留學生甩了 N 條街。
每年北大清華這麽多出國的“高端人才”，往往無非是低級碼農的存在而已。我們講全球領導力，在人才方面，差的不是一點半點。
沒有人才，何談領導力？
人才追到根，是教育。印度的整體教育水準其實有很多問題，但是他們的 IIT 這樣的精英教育（注意：精英教育不是有錢人的教育）卻是大規模地產出了能夠在全球舞台上發光的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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