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毛氏傳疏》版本源流考：三個版本系統不盡相同

《詩毛氏傳疏》是清代學者陳奐的名著，此書道光二十六年始有刻本，光緒七年後刻本驟然增加，流傳甚廣，影響較大。本文通過比勘各刻本間版式及文本內容等，梳理出《詩毛氏傳疏》三個版本系統。

陳奐(1786—1863)，字碩甫?倬雲，號師竹，又號南園老人。鹹豐元年(1851)，舉孝廉方正。師從江沅?段玉裁。平生所交如高郵王氏父子?棲霞郝懿行皆當時學界名流。一生治學不斷，生前所創頗豐，刊刻有《詩毛氏傳疏》三十卷?《毛詩說》一卷?《釋毛詩音》四卷?《鄭氏箋考徵》一卷?《毛詩傳義類》一卷?《公羊逸禮考徵》一卷?《毛詩九谷考》一卷?《師友淵源記》一卷?《三百堂文集》二卷?《說文部目分韻》一卷。尤以研究《詩經》見長，因著《詩毛氏傳疏》(以下簡稱《傳疏》)更為後世稱作清代《毛詩》學三大家之首。據陳奐《師友淵源記》載:“竊謂墨莊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為完書，故己所治詩，特編為《義類》。及其病革之日，遺言屬校《後箋》，《魯頌·泮水》下無稿本，並為補篇，乃知所治《毛詩》條例章句，不為完書。奐遂奮焉。以揉《義類》作疏，乙未有此志，至是乃得堅。丙?丁?戊?己四年而《疏》成，惜乎墨莊還道山，不能重與細論也。”陳奐看到胡承珙(號墨莊)《毛詩後箋》原稿後，發現胡所著“不為完書”，故於道光十四年(1834)始有作《疏》想法。

陳奐致何紹基的兩封函中，第一封雲:“承詢鄙作《毛詩傳疏》，大略以先秦初漢之微言發明《傳》意，與墨守東漢諸儒蹊徑稍異。卷中門戶，觕為安排，近欲揉成作《疏》，刪去蕪詞，力加潤色，須於明年方可告蕆。”第二封雲:“拙作《詩疏》，但於舟次略觀梗概，道塗遼遠，不得時領教益，深為可惜。剞劂之事，原可縱緩，奈精力衰而卷帙多，一朝懸崖撒手，竟無接氣者，不得已與同志相商，先於今三月請工寫樣耳。知承綺注，用以附聞。”第一封作於道光十七年(1837)，知《傳疏》尚未完稿。第二封作於道光二十年(1840)春，由函中“先於今三月請工寫樣”及《師友淵源記》載:“道光二十年庚子，《詩疏》稿已定，子仁?子范曾倡言趣刻……英夷事起，旋寢廢。”可知《傳疏》於道光二十年即已成稿，並計劃刻印，卻因鴉片戰爭爆發，刻書進程不得不中止。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陳奐之友劉芝山(仲來)為《傳疏》題記。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八月，《傳疏》刻竣，於篆寫書名《詩毛氏傳疏》下小字作“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碩甫自題”。下鈐“碩甫”印。

《詩毛氏傳疏》於道光十四年(1834)開始撰寫，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即已刻錄成書，該本後由海寧楊芸士珍藏，卷首襯頁有友人對《傳疏》的題記，最後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八月，由陳奐在書前親自題記，終成定文，歷十一年之久，近百萬言。《詩毛氏傳疏》三十卷，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稱“碩甫以極謹嚴的態度演繹他，而又常能廣采旁徵以證成其義，極潔淨而極通貫，真可稱疏家模範了”。王欣夫評其“發明西漢微言，尤精於訓詁名物”。關於《傳疏》版本源流，柳向春簡單羅列搜尋到的版本，林慧修從版本?印行書局及藏書處三處著眼，對《傳疏》版本有所整理。楊晉龍[8]比對台灣坊間流行的五種《傳疏》版本後，梳理出“漱芳齋”和“文瑞樓”兩個版本系統。惜林?柳二文隻羅列《傳疏》版本，而未予以分析，楊文雖梳理出兩個系統，但筆者在校對《傳疏》時，則歸納出“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和“鴻章書局石印本”三個版本系統，故深感楊文關於《傳疏》版本系統的成說有可商榷之處。茲將《傳疏》版本源流略述如下，不揣簡陋，求證於方家。

一?《詩毛氏傳疏》版本概要

《傳疏》自問世以來，便得到陳奐親友的重視。光緒七年(1868)皇帝“諭”對《傳疏》的流傳更起到推動作用，刊行版本驟然增多，如光緒九年(1870)覆刻翻雕本?光緒十年(1871)點石齋石印本?光緒十四年(1875)《皇清經解續編本》匯刻本。

(一)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此本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小字同。細黑口，左右雙邊，雙魚尾，上魚尾下記卷數，下魚尾下記頁碼。《續修四庫全書》已據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卷首題“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碩甫自題”十三字，次“吳門南園掃葉山莊陳氏臧版”牌記，次西吳費丹旭繪“陳石甫先生六十二小像”及“弟子長洲汪獻玗敬書，吳縣潘遵祁作謹讚”文。十九卷末烏絲欄外有“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鐫”九字。據柳向春考證，鹹豐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太平軍攻入蘇州，陳奐所撰文集底稿?手批群籍?師友手簡均遺在潘氏館或南園，僅《詩毛氏傳疏》書版及新刻四種攜出[。同治元年(1862)陳奐《複馬芝蓀》雲:“曾相亦未見過，而拙著《詩疏》曾從令兄遠林下詢，去年將剩紙刷印十部，後刻四種亦既刷印。”

可知，《傳疏》曾重印，且有合訂“毛詩五種”之舉。據翁同龢記:“是日與伯寅聯銜奏進陳奐《毛詩傳疏》，奉旨發南書房閱看。次日遞奏片，有明發一道。”徐子靜仿寫覆刻翻雕的《傳疏》後即附此“諭”:“光緒七年正月初十日上諭，前據潘祖蔭?翁同龢呈進故孝廉方正?江蘇貢生陳奐所著《毛詩傳疏》一書，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陳奐於嘉慶?道光年間積三十年之功，乃成此書，篤守毛氏，專力研求，無過之者。該貢生研精詩學，於毛亨詁訓頗能闡發，洵屬有裨經義。所進之書，即著留覽。欽此。”此後《傳疏》更受人推崇，刻印漸多。重刻的《傳疏》多為五種合刻本。如光緒九年吳門校經山房覆刻本，為陳氏後人所刻。筆者所見上海校經山房重刊本現藏於山東大學圖書館，卷前有光緒九年十二月仁和方德驥序:“惜版存陳氏家塾，流播無多，坊間亦未有別本，吾友徐子靜慨然集二三同志，命工仿寫覆校翻雕，出而問世，予既歎君用志之篤，服古之勤，更幸是書沾溉四方，從此家絃戶習，洵足以推廣朝廷，崇獎經術，嘉惠藝林之意，即質諸陳先生自敘所言，極畢生念慮，薈萃於茲，將以達治亂之原，懷聖賢之教。竢諸天下後世者，亦不無少裨焉。刊既竣，為綴數語於簡端。光緒九年十二月，後學仁和方德驥謹序。”序中稱此刻本為“仿寫覆校翻雕”本。後有朱字“光緒七年正月初十日上諭”，四周紅龍紋。光緒十年槐廬家塾本有吳縣朱記榮《後序》:“青溪席丈冠甫，潛心古籍，博極群書，尤精於經學，為陳先生入室弟子……喆嗣孟則明經濡染家學，尤嗜陳先生《毛氏詩傳疏》，朝夕諷詠，朱墨交施。原刊尚有誤字未經校改者，一一為之校正，其用心頗摯。

榮見而愛之，勸徐君子靜?孟則明經同志重付剞劂氏，並獨任校勘之役，孟則欣然允諾。榮複偕孟則息息讎校，以成善本……光緒十年，太歲在甲申，孟夏之月吳縣後學朱記榮懋之甫識於白堤孫谿槐廬家塾。”可知，槐廬家塾刻本即以徐子靜覆刻翻雕《傳疏》本為底本。文中所提“青溪席丈”正是掃葉山房主人，朱記榮則為掃葉山房主事者。1930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叢書鉛印《詩毛氏傳疏》8冊本，書前“重刊《毛詩傳疏》序”內容即光緒十年槐廬家塾本吳縣朱記榮《後序》。同槐廬家家塾本相比，商務印書館所印《傳疏》僅前無“陳碩甫自題”?牌記?六十二歲小像及讚文，仍豎體排列，其余均同。商務印書館又於1933年再次鉛印《萬有文庫》版《傳疏》8冊本。1934年《國學基本叢書》2冊本於“重刊《毛詩傳疏》序”前印有“本書系用《萬有文庫》版本印行，原裝分訂八冊，每冊畫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二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之後的《國學基本叢書簡編》3冊本只是將2冊本序中“合訂二冊”改為“合訂三冊”。可見商務印書館所印《傳疏》底本即槐廬家塾本。

(二)南菁書院匯刻本

光緒十年(1884)，王先謙提督江蘇學政時，仿照阮元《皇清經解》體例繼續收集清人經學著作，歷時三年，於光緒十四年(1888)江陰南菁書院刊刻《皇清經解續編》，比《清經解》新增111人209種著作，集清代經學著作之大成，其中就包括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南菁書院《傳疏》刻本列於《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八至卷七百八十三卷，共6冊。每冊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注文雙行小字同，左右雙邊。單魚尾，魚尾上刻“皇清經解續編”六字，魚尾下記“詩毛氏傳疏”及卷數，書口下部記頁碼。內容依次為作者自序?目次?正文。《傳疏》每卷首下刻“南菁書院”四字，卷末均列校勘者名。光緒十五年(1889)，蜚英館縮印南菁書院《清經解續編》本。蜚英館是光緒十三年(1887)由李盛鐸在上海開設的石印出版機構，該機構規模很大，內部分工較細，備有當時先進的石印蒸汽機，大量印行科舉相關用書，後因科舉制度廢除而停業。蜚英館《清經解續編》前有序雲:“《皇清經解續編》後先輝映嘉惠士林甚盛舉也，惟卷帙繁重，翻閱良難。本館不惜重貲購取王刻初印本詳家校核並廣搜各家專集，逐一參訂，然後縮影泐石印成善本，分訂三十二冊，使巨帙頓歸簡易，便於取攜循覽，得是編者，縱意博觀藉資考證以上副。”體例有文:“是書縮印若用直行則字形太小，故仍分上中下三層，眉目清朗，其截裱接筍處皆悉心校正，毫無遺憾。”可知蜚英館所選《傳疏》底本即南菁書院匯刻本。其《傳疏》半頁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三節版，狹行細字。四周單邊，單魚尾，魚尾上志“皇清經解續編”六字，下志《傳疏》所在該叢書中總卷數及“詩毛氏傳疏”。

(三)鴻章書局石印本

1920年上海鴻章書局石印文瑞樓所藏《詩毛氏傳疏》，半頁十四行，行三十字，注文雙行小字同。細黑口，單魚尾，魚尾下記卷數，書口下部記頁碼。內封後“文瑞樓藏版鴻章書局石印”牌記。內封篆寫“詩毛氏傳疏”五字，於下“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碩甫自題”及“碩甫”小印一枚，次西吳費丹旭繪“陳石甫先生六十二小像”，次“受業弟子長洲汪獻玗敬書，吳縣潘遵祁作讚”文，次目次，次敘，次“條例十凡”。(四)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所見《傳疏》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即1992年山東友誼出版社《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是搜尋版本中最早刻本。該書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經傳單行，注文雙行同。天頭地腳較開闊，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上魚尾下記卷數，下魚尾下記頁碼。目次“坿”下小字刻“以下未刻”。第二?五?十?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卷末烏絲線外鐫“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鐫”九字。內封背面有“蘇城南園掃葉山莊陳氏臧版”記。卷端題“詩毛氏傳疏”五字，四周雙邊。左鈐“碩甫知交垂三十年矣，向邃於西漢人之學，世罕匹儔。今觀其書鋟版以流譽於無窮也。因樂為之記。鑲白弟仲來芝山氏拜題，”右鈐“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春三月”十三字。題簽右下鈐“每部工價紋銀陸兩”八字。目次頁右下有“海寧楊芸士藏書印”及“北京圖書館藏”二枚印。筆者經眼的版本中，《傳疏》最早的版本是影印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但流傳不廣。現坊間所見《傳疏》多以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為底本。詩毛氏傳疏》刻本據上表“附”中內容變化可知，《傳疏》文本內容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大致可將《傳疏》版本歸納為四種，即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及鴻章書局石印本。

二?《詩毛氏傳疏》版本源流

自然，最能區別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及鴻章書局石印本四者間關係的還是文本間內容的詳細比勘。通過比較，四個版本間存在著大量文字的異同，如《陳風·澤陂》“荷，夫渠也”下《疏》，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作:“荷一名夫渠，此莖?蓮?花?實之總名也。”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及鴻章書局石印本作“此莖?本?花?實之總名也”。《檜風·素冠》“《素冠》，刺不能三年也”下《疏》文，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作“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鴻章書局石印本作“子生三年，然後母之懷免於父，夫三年之喪”。茲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列於下表:表所列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鴻章書局石印本文本內容出入情況有四種:一是其他各本內容相同，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不同，共16處，即表中序號一?二?四?五?八?十一?十三?十四;二是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相同，鴻章書局石印本不同，共12處，即表中序號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六?二八?二九;三是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相同，南菁書院匯刻本?鴻章書局石印本相同，僅1處，即表中序號三;四是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均不同的僅有1處，即表中序號二七。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各本所據底本不同，可將異文歸納為“訛”“脫”“衍”“倒”四類，如表中序號十二，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書院匯刻本“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下闕“夫三年之喪”。又如表中序號二七，三種版本間內容相差較大。核查原書，版框?欄線完整，並未找到任何挖空的痕跡。二是刻板時手民造成的訛誤，如表中序號六?七?九，“冰”作“泍”，“文”“又”“亦”三者相混淆。

綜上所述，《詩毛氏傳疏》諸本間存在著版本形式及文字內容上的差異，差異形成的原因，不僅與刊刻者有關，更多的因據不同底本造成。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將陳奐關於《詩經》研究的其他四種著作合刊，基本是以道光二十六年刻本為底本。南菁書院匯刻本所據為漱芳齋刻本，而漱芳齋刻本不論從版式還是文字均與道光二十七年本同。鴻章書局石印本與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刻本差異較多，故而合理推斷，《詩毛氏傳疏》存在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及鴻章書局石印本三個版本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