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的尷尬

來源：書博者說

上個月格拉斯哥大學商學院的一位教授來訪，他跟我談起了商學院在英國的發展歷史。他說，商學院一直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才在英國高校開始建立，比哈佛商學院建立晚了半個世紀。一開始，牛津劍橋愛丁堡這樣的老牌高校是不願意建商學院的——教人賺錢的事兒難登大雅之堂，象牙塔裡探索宇宙人性奧秘的學者看待管理學就像“藍翔技校”的挖掘機技術。但是，隨著華威大學、曼徹斯特大學、倫敦大學這些後生小弟憑借著各自商學院強勁的吸金力蓬勃發展，牛津劍橋愛丁堡的老學究們閉上了抨擊的嘴巴，默認了校董開設管理學建設商學院的提議。

誰跟錢過不去呀？old money向new money低頭，繼美國後，商學院和管理學在大不列顛遍地開花。

在次之後，作為“暴發戶”商學院的管理學，盡心竭力提升自己的“學科地位”。

“學科地位”是什麽？

在學科地位等級中，你會發現，越抽象的、越沒有世俗價值的學科越高級，比如數學、哲學、物理學。物理學中最高級的是愛因斯坦和Sheldon Cooper博士的理論物理學，代表人類理性最明亮之光輝。

而作為指導實踐而建立的管理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帶著濃厚的世俗味兒。商學院剛在美國成立那會，就是“職業學院”，不是做科學探索、教授思辨和真理的，是培養畢業就能乾活的職業經理人的。

要提升“學科地位”，就是轉換研究範式，使用自然科學（物理、生物、化學等學科）研究自然界的研究範式，來研究公司和市場中人的行為；追求科學研究的嚴謹性、檢驗信度效度，採用科學模型、使用抽象的經濟分析、統計多元回歸和實驗室心理學。管理學研究由最早的泰勒和法約爾式的“扎根實踐”和“提煉經驗”，變為學院派的“抽象概念”和“科學理論”。

打開代表管理學研究的美國管理學會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從建刊期到現在，你會發現上面的研究，由最初的實際具體，變得越來越抽象和標準，完全感受不到了“職業學院”“培養職業經理人”的影子。

管理學模仿“硬學科”所追求的學術卓越標準，這被稱為“物理嫉妒”。由“軟”變“硬”，把自己變得看起來像物理學一樣“智慧聰明科學”、不帶感情和主觀判斷，管理學仿佛“上道”了，在學術世界中有地位了！

果真如此嗎？

我在讀博士時候參加跨學科的學術交流會議，當來自其他“硬”學科的博士生知道我的管理學背景後，我尷尬地發現，對方臉上浮現出年輕傑出的學者那種常有的一絲傲慢而鄙夷之微笑。

我認識一位管理學的大牛，John Child教授，其著作是組織管理和戰略領域的必讀經典，跟他交流中，我經常聽他說自己不是管理學學者，而是社會學學者，他最初的研究論文，也是發表在社會學領域期刊。

（我和John在CEIBS）

世界著名商學院在考核教授科研成果時，在“純”學科刊物（discipline-based journals）發表的論文，權重往往比管理學刊物發表的論文要大一些（畢竟管理學研究所用的理論多數來自於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外部學科）。

被封為管理大師的彼得德魯克，稱自己是“社會生態學家”而不是管理學家。諾貝爾獎也沒有管理學獎。

此外，我在與業界管理者的交流中，對方總是認為管理學者缺乏對管理實踐的“sense”，對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不是那麽感冒。

以上，隱隱感到管理學地位仍然不佳，幻想著“變硬”就能改變學術地位的管理學，它的現狀是尷尬的。

研究生階段從社會學轉到管理學後，做學生、做助研、做老師，侵染在商學院和管理學領域已經十多年了，我想自己有一些經驗，來談談管理學的尷尬。

管理學的尷尬，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體現在管理學研究。

雖然管理學研究者竭力模仿自然科學，想要硬起來，但是忘記了自己的“初心”——管理學誕生的目的和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作為管理學模仿對象的自然科學和基礎學科，其學科模式上是和管理學不一樣的。

在物理和經濟等院系，頂尖教師除了專注於自己的學科之外，幾乎沒有什麽其他職責。它們不需要培訓從業人員或展示其工作的實際用途；他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們選擇的研究，並產生後續的、更專注的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在這種學科模式中，大學的存在主要是為了支持學者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大學接受了這種安排和它所基於的知識前提:即大學通過支持那些打破知識邊界的科學家來幫助社會進步。它們把現實意義留給了其他人。

這在法學院和醫學院是非常不同的，兩者不僅僅是象牙塔實驗室的真理探索，而是故意與外界接觸。法學院希望教師成為一流的學者，這樣的一流，體現在研究成果對實踐的影響和指導上，發表在法律評論上的文章經常在審判中被引用。但這些機構也重視教授的教學能力。同樣，醫學院進行先進的生物研究，但大多數教師也是執業醫生，進行臨床實踐。

教授管理、指導實踐的商學院，本應該學習法學院和醫學院的模式，但是為什麽商學院採用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科學模式，而不是醫生和律師的專業模式?

因為管理學教授們喜歡這樣的現狀。

就像前文所述，這種模式為管理學者做的研究提供了科學上的尊重，並消除了商學院教授曾經背負的職業冤罪殺機。簡而言之，這種模式滿足了教授的學術自尊心：看，我做的是“科學研究”。“科學”，賦予研究者自豪榮光。

而且，象牙塔的研究模式使研究變得更容易單純——儘管自然科學範式研究需要相當多的統計或實驗設計技能，但它們需要對複雜的社會和人為因素很少深入了解，而且在該領域發現管理者面臨的實際問題的時間也很少。

目前的模式標準下，管理學學者不必像泰勒、法約爾那樣扎根工廠管理實踐，也不必像醫學院教授那樣接觸病患、積累臨床診斷實踐。管理學研究者不用去公司觀察、更不用去參與管理創業實踐，在電腦前裡讀讀文獻、收收問卷、跑跑軟體，用學者洞見和科學想象力，構建篇篇研究發現。這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智慧優越感。

實踐導向的學科做成了高雅的閉門造車和語言數字遊戲。研究成果在理論層面非常優秀而精致，但由於其中很少有建立在實際商業實踐基礎上，與實踐者的關係也越來越小，對實踐的指導和影響力幾乎為零。比如，使用科學方法的商學院教授通常從數據開始，使用回歸分析等工具來檢驗理論假設。研究者沒有進入商業世界的真實情景，而是建立模擬實驗(例如，假想的研發項目組合)，以觀察人們在相當於實驗室實驗的情況下可能會如何表現。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方法是有用的、必要的和有啟發性的。但由於它們與實際操作保持一定的距離，研究往往無法反映實際生活中的業務運作方式。

自說自話的研究，不接觸管理實踐的管理學者，讓管理實踐者越來越不待見管理學研究，兩者溝通越來越像雞同鴨講，這真的很尷尬。

第二個尷尬，體現在管理學教育。

教學的知識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顯性的理論知識（explicit knowledge），隱性的實踐知識（tacit knowledge）。前者是易於表達和傳遞的，通過文字數字的符號可以學習到；後者是默會的、難以表達傳遞的，需要基於情境實踐習得，比如游泳、足球、溝通、指揮打仗、組織管理、創新創業等等。

在醫學院學習醫學，學生必須在臨床實踐中成長；在法學院學習，需要在律所實習才能夠獲得從業資格；在藍翔技校，學員必須要學會開挖掘機才可畢業。而在商學院學習管理學，畢業生不一定習得管理能力，也就是很難學習到實踐知識。

首先是因為上文所述——老師都不去接近實踐，終日“紙上談兵、閉門造車”，怎麽能教別人？古人語：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另外，顯性知識的灌輸，尤其是中國的科班教育，對管理學學習者習得實踐知識起的是副作用。做企業海歸做不過農民，哈佛博士做不過溫州小學畢業生，背後的邏輯是因為小學畢業生不會被教條所迷惑，不會被那些自帶光環的英文名字所迷惑；他就從小生活在一個蜘蛛網一樣的因果關係裡，15歲就跟舅舅開始賣襪子，知道什麽因果關係是最重要的因果關係，什麽自變量一調，70%，80%問題就能解決。大學畢業的，好大學畢業的，往往這方面能力還不如人家，實踐能力還沒來得及成長，就被知識的沉重負擔壓得像個套中人，何談創新創業管理？

也就是，管理理論知識和管理實踐知識之間，隔了一個太平洋。

肖知興老師常提到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差異，我很喜歡，就是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故事。諸葛亮北伐從這邊打過去，但是街亭要守住，不然敵軍會把後院端了。諸葛亮左右看，沒有合適的人，派了主動請纓的馬謖去守街亭。

到了街亭，來到一個五路當口，副將王平說，我們就在這裡安營扎寨，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丞相的任務。但是馬謖說，旁邊有一座山，山上樹木茂盛，我們為什麽不在這個山上安營扎寨呢？王平說，敵人如果把水源斷了，我們豈不就完蛋了嗎？

馬謖熟讀兵書，深諳理論知識，他說《孫子兵法》上寫了，“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敢斷我水源，我以一當十，奮勇殺敵。最後結果是：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

馬謖是個紙上談兵的教條書呆子我們都知道，但是他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難道沒有道理嗎？

著名的“破釜沉舟”，是在馬謖之前發生的事情。秦末，六國反抗暴秦，秦國20萬王離的軍隊包圍钜鹿，這邊還有20萬章邯的部隊策應。燕國的部隊不敢動，齊國的部隊不敢動，然後楚國派了5萬人馬到安陽，大將軍宋玉猶豫了46天也不敢動。

項羽先斬後奏，把宋玉給殺了，自命為大將軍，然後破釜沉舟，“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帶著這五萬兵馬九戰九勝，把秦軍打得稀裡嘩啦。打敗之後，諸國軍隊就來拜見項羽，跪在地上，膝行而前，一點點往前挪，成就了西楚霸王的威名。

同樣的戰術戰略選擇，為什麽對於馬謖是自入死地、自取滅亡，對於項羽卻又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呢？什麽原因？

兵書上的抽象理論知識，沒有告訴馬謖戰爭實踐中太多的動態變化和多維度。比如，戰鬥力不一樣，領導人的威信不一樣，戰爭的性質不一樣，敵人不一樣，目標不一樣，攻守形勢不一樣。真實中的複雜多變，怎麽能用一樣的戰術戰略呢？只有在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靠迅速、出人意料的進攻來製造混亂，然後亂中取勝，才有可能以少勝多，最終拚的就是一個字——快。

但是這個“疾”，項羽理解的是三天，那在別的情況下，到底是三天、三個小時，還是三十分鐘，三分鐘？這個分寸感，也就是實踐知識，全靠指將領自己長期的歷練、長期的經驗才能把握住，沒有任何人能替你做這個決策。

（圖來自肖知興老師文章）

任正非寫的文章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邊講“置之死地而後生”，一邊“自入絕地，自取滅亡”；這邊講“窮寇勿追，歸師勿遏”，這邊講“宜將剩勇追窮寇”；這邊講“坐山觀虎鬥，漁翁得利”，那邊講“觀其坐大，步人後塵”。都是相矛盾的，但是仔細思考，如果抓住了現實情境的使用條件、前提條件和邊界條件，矛盾就不矛盾了。

管理學學習者學習的所有的教科書和理論知識，不可能把所有的使用條件都列出來；即使列出幾個常用的使用條件，它們的重要性排序也沒有；再次，縱使抓住了最重要的使用條件，這個使用條件的成熟程度，只能靠學習者長期的實踐經驗來把握，沒有人能夠告訴你在新的情境下，這個條件到底是成熟還是不成熟。

所以明茨伯格說，管理是科學、藝術、和手藝。學習管理，顯性的科學理論知識是當前管理學教育的主流，但是真正學好管理，商學院那種硬而冷的教學內容和方式，是教不會做人做事做管理的“藝術”的，藝術上的微妙感覺，非科學所能捕捉。商學院的學院式授課，更無法傳授手藝所包含的手感、質感、分寸感、節奏、時機、火候、度的把握能力。

管理學教育，如果沒有情景式的、實踐內容的學習，只是學那些書本上的理論概念和靜態的分析框架，就如同緣木求魚、刻舟求劍，把握不到管理的精髓。國內商學院的現實情況是，雖然有一些教學創新（比如案例教學和MBA中谘詢實踐項目），但是主流依然是講授顯性知識。更有情景是，把管理做得一塌糊塗的人教別人管理學，毫無開拓精神的人研究創新創業，眼光局促的人談戰略，這就很尷尬了。

向前看：

目前，管理學學者的研究偏重於研究自然界一樣的範式來探索社會中人的行為，輕視實踐性研究和職業培養的目的。

但是，商業活動公司管理——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雜亂、不完整和不連貫的數據做出判斷——統計和方法論的魔力可能是盲目的，而不是清晰的。

想想經理人面臨的一些最困難的問題：名人文化如何影響領導力？CEO應該如何獲得報酬？如何設計全球業務、使其既有效又公平？除了創造股東價值，公司的目的是什麽？

這樣廣泛、多方面的問題不容易進行科學實驗或驗證。真實的管理在情境中，充滿了主觀判斷和人的自主意志。

管理學本是一門應用學科——應用不同其它學科的洞見知識，來指導推動實踐。跨學科的研究探索應該是一種常態，而不是構建起管理學領域深戰壕和高圍牆，懷著一種“物理嫉妒”、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夜郎自大。

和醫學、法學一樣，應用學科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為什麽不自信，一定要學自然科學、把自己抽離得和實踐領域格格不入？

管理學的誕生，來自管理實踐，目的是去指導推動實踐。管理學的改變，需要“牢記初心，不忘使命”。

研究者看重抽象又抽象的理論研究和學科地位，學習者總是希望學到實踐有益指導具體行為判斷的“乾貨”教育。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讓管理學變得撕裂而尷尬。很難想象，醫學院的教授是沒有臨床經驗的醫生，而沒有管理經驗和商業實踐的教授，可以心安理得地教人管理。

當然，這篇文章不是在抨擊研究範式的實證研究。管理學非常需要學院派那種科學探索方法，應用實證研究的工具發現現象背後普遍的規律；但是，並不是說它應該變成唯一主流、摒棄實踐的理由。目前，管理學在西方商學院較為成熟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已經劃分為三個不同界面：學院派的實證研究理論驗證（實證研究者）；實踐派的基於案例實踐進行理論構建（案例研究者）；行動派的參與管理（管理谘詢）。

案例研究關注情景、提煉經驗、構建新的理論視角；實證研究用嚴謹科學方法驗證理論，推動學科的學術話語權；管理谘詢者傳播理論洞見，提高管理學影響力和可見性，搭建溝通橋梁。三者彼此需要。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不同界面的管理學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而不是用自己熟悉的認知標準構建學閥霸權，整個管理學的發展，或許會多一些希望，少一些尷尬。

最後，引用幾位大師的話，與管理學學人共勉。

“管理是一門學科，這首先意味著，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不是計量方法，不是行為科學。無論是經濟學、計量方法還是行為科學都只是管理人員的工具。但是，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並不是經濟學，正好像一個醫生付諸實踐的並不是驗血一樣。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並不是行為科學，正好像一位生物學家付諸實踐的不是顯微鏡那樣。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並不是計量方法，正好像一位律師付諸實踐的並不是判例那樣。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

——管理大師 彼得德魯克

“管理是對科學的應用，管理者們要利用他們各門學科得到的知識。但管理更是藝術，其基礎是洞見、遠見、直覺。更重要的是，管理是手藝，意味著實踐經驗——即從乾中學的重要性。”

——管理學大師 亨利明茨伯格

“管理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教授真理，而是讓人成長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哈佛商學院創始人 約翰道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