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精品，要能夠充分定格時代精神、塑造典型形象、創新視覺圖式、體現精彩筆墨。”
“要拍出真實的、真誠的、更要有歷史文化穿透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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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首屆北京文化論壇“文藝精品創作與傳播”分論壇在京舉辦。來自不同領域的多位文藝工作者齊聚一堂，圍繞創作文藝精品需要把握哪些關鍵要素、影視作品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等話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探尋新時代如何創作生產更多優秀的文藝作品。
“文藝精品是一個時代藝術創作高峰的標誌”
承百代之流，會當今之變。優秀文藝作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準。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表示，文藝精品是一個時代藝術創作高峰的標誌。“從古往今來的美術創作來看，美術有自己的形式語言，有自己的感性世界，有自己表現生活、塑造形象的方式。”范迪安認為，美術精品，要能夠充分定格時代精神，塑造典型形象，創新視覺圖式，體現精彩筆墨。
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濮存昕提出，要站在縱向和橫向交叉點上，看清自己的位置，“縱向代表著先賢、前輩們的水準，對照著他們所創造的標準，找到你在哪裡。橫向就是與同行比較，看別的門派，看誰的表演讓人眼前一亮。”只有找準了自己的“坐標”，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實水準，才知道該怎麽發展自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孫鬱談到，文學的經典之作，不僅體現著母語的活力，更能發現生活的“盲區”。他以魯迅和汪曾祺兩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作家為例，“他們總是會發現在生活中被人遺忘的但卻非常重要的東西，給讀者帶來獨特的文藝體會。在反映生活、反映時代中，承載悲憫與愛。”
在中國東方演藝集團藝術總監、導演沈晨看來，文藝精品一定是具有不可複製性，欣賞界限也不會受到年代限制，“像《清明上河圖》和‘四大名著’等等，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對於後人來說，儘管已無法經歷這些作品面世時的社會環境，但仍能在欣賞這些作品時有所收獲。”
“打破重大題材與觀眾之間的‘屏障’”
近年來，《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大江大河》《山海情》《覺醒年代》等一批主旋律影視作品“爆款”頻現，屢屢出圈。在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導演黃建新看來，拍攝重大題材的影視作品，要從觀眾的角度出發。正如《我和我的祖國》中的七個故事，聚焦的都是普通人，讓觀眾在觀影時有親切感，“觀眾對於這些重大題材，不一定那麽容易能感同身受。我們作為創作者，就要想辦法把這個‘屏障’給打破，讓觀眾產生共鳴。”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於冬也認為，塑造英雄夢想，抒發英雄情懷，應該將鏡頭對準這個時代的平凡英雄，“從《湄公河行動》裡的緝毒警察，到《烈火英雄》裡的消防員，再到《長津湖》鋼七連的戰士們，展現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濃墨重彩，書寫了這個時代的英雄夢想。”
導演張永新注意到，《覺醒年代》最大的粉絲群其實是“00後”“90後”。“我在和許多年輕觀眾交流的時候，發現他們其實對紅色題材的影視作品並不抵觸，他們反感的是那些懸浮的、不接地氣的作品。”年輕觀眾的反饋讓張永新感觸良多，“作為一個影視工作者，我要時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拍出真實的、真誠的、有歷史文化穿透力的作品。”
《覺醒年代》中陳獨秀的扮演者於和偉表示，塑造歷史人物，要尊重創作規律，不能將其塑造成“完人”。“他的喜怒哀樂、他的人格、他的缺點，這些人間的煙火氣我覺得都要有。”在於和偉來看，演員是生活的相伴者，“演員在生活中要留心觀察，更要多加思考，生活有發掘不盡的寶藏。”
“創造屬於我們民族自己的輝煌藝術”
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衡量文學家、藝術家的人生價值也要看作品。“就美術創作而言，我想就是要使我們的廣大美術工作者真正共同提高思想認識，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方位和時代責任，同時要腳踏中國大地。”范迪安表示，許多國家首都的藝術博物館裡，都有著反映國家和民族歷史的作品，“今天，我們中國美術工作者要畫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同時既是歷史、也是時代的大畫作。”
於冬認為，要運用好現代的表達方式，使影視作品與年輕觀眾的觀影理念、觀影語境相契合。“今天的觀眾，已經有了一定的閱片量，審美水準也在不斷提高。”他表示，當下的電影工作者，要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們要與世界一流水準對標，更要敢於超越，才能用更好的影視作品回饋觀眾，滿足觀眾對於好電影的渴望。”
“《覺醒年代》中，李大釗先生教育學生時，用到了‘樸素’和‘平實’這兩個詞。我覺得這兩個詞不僅僅是致學的態度，更應該是我們工作的態度和方法。”張永新說，“作為一名影視工作者，我願意讓雙腳踩在泥土裡，行穩致遠。用我們的真心和對國家與民族的熱愛，拍出大愛大美的中國故事。”
孫鬱引用了魯迅《文化偏至論》的一句名言，“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以勉勵當今的文藝工作者，“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漢語書寫，我們要在歷史中汲取養分，並與時代接軌、與世界對話，創造屬於我們民族自己的輝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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