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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圈|貝托魯奇:紫禁城曾為他一人封閉,背負盛名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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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顧以寧 編輯/方奕晗

2018年11月26日,77歲的意大利導演貝納多·貝托魯奇在羅馬的家中逝世。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評價,他的電影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由於其厚顏無恥的題材與近乎原始的視覺天賦,將觀眾置於震驚與刺激之中”。他去世後,許多媒體都回憶起他與中國有關的高光時刻——在紫禁城中拍攝《末代皇帝》,並且以這部電影橫掃1988年奧斯卡頒獎典禮。

這是一位長期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執拗老頭。在21世紀的採訪中,他還在抱怨,他們那一代——1968年那時年輕的革命者們——的理想主義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貝托魯奇去世前最受人關注的新聞,是他執導的電影《巴黎最後的探戈》裡那場“臭名昭著”的強暴戲。1972年,為了讓19歲的女演員瑪麗亞·施耐德“去感受,而不是去表演”遭遇強暴時的“那種憤怒和羞辱”,貝托魯奇與男主演馬龍·白蘭度約好,在女主角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黃油作為潤滑劑,記錄了她受辱後真實的眼淚。

40多年後,他說,施耐德至死都恨他,但為了拍攝效果,必須採用這種手段。

1976年,由於《巴黎最後的探戈》太過挑戰風序良俗,貝托魯奇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處4個月的緩刑。如今,電影中的色情場面不再是問題,但因為對待女演員的方式,貝托魯奇在這兩年重新收獲了許多憤怒的回應。只是這回,憤怒來自新一代想要挑戰權威、改善世界的左派青年。一如年輕時他挑戰的前輩。

“貝托魯奇先生的電影工作越來越偏狹,並不是因為他的世界觀越來越狹窄,那只是對他自己周圍所能看見的世界的一種反映。”《紐約時報》在他的訃文報導中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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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說,貝托魯奇最成功的電影就是《末代皇帝》。

這部由尊龍與陳衝主演的電影,是1949年後西方導演第一次與中國合作拍片,也是第一次有劇組進入故宮拍攝電影。那之前,貝托魯奇的上一部史詩電影是長達5個小時、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1900》,幾乎斷送了他與好萊塢的合作。

在《末代皇帝》中,貝托魯奇描繪了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動蕩的一生。電影展現了許多歷史場面:封建帝王的登基大典,群情激昂的五四運動,解放後的種種政治運動……但導演承認,他感興趣的只是溥儀的內心——拍攝時局的動亂,是為了對比紫禁城裡小朝廷的凝固與窒息;巨集大的群臣朝拜的場面,也是為了體現小皇帝的孤獨。

電影裡的一些場景與現實並不符合,譬如慈禧太后的臥室,設計師的靈感來源並非中國宮廷,而是兩座古廟裡的布置——導演希望太后去世的那一幕能帶點魔幻色彩。

飾演皇后婉容的演員陳衝在微博上回憶了第一次見到貝托魯奇的場景:“那時他正在跟中國文化熱戀,我們喝咖啡,他跟我提到魯迅,還跟我引用老子、莊子的語錄。我覺得好慚愧,他提到的作品我並未讀過。”

“他是一個博學的人,一個詩人。”她寫道,“他望著你的眼光讓你把你的最好、最美的一切給他。他在喊停的時候那一聲‘Bellissima!’總是給我莫大的幸福感,因為我知道他有高貴的審美觀。”

貝納多·貝托魯奇出生於意大利書香門第,父親是著名的詩人、影評人,熱愛電影。他有一個“金色的童年”,有大宅院、仆人、通情達理的父母和被電影填滿的周末。在充滿文藝氛圍的家庭中成長,貝托魯奇少年時就展現出驚人的天賦,這讓他的父親深感驕傲。

人生的最後十餘年,因為背部受傷,貝納多·貝托魯奇不得不在電動輪椅上度日。但他依然能“用毛氈帽、圍巾和整潔的西裝為自己打造出一個精乾的形象”。他對媒體談論過許多想要籌備的項目,並且在輪椅上指導了人生最後一部電影《我和你》。

回望過往,他把思考的結果告訴媒體:拍攝電影對他而言,是一種“弑父”的手段。那幾乎是一種“內疚的快樂”,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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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弗洛伊德心理學說的思考,差不多是從籌備電影《同流者》時開始的。

上映於1970年的《同流者》是貝托魯奇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提名的作品,也被視為一部深入描摹法西斯主義者心理活動的電影。對一些人來說,與貝托魯奇這些早年的電影相比,《末代皇帝》雖然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卻是相對沉悶的。

《同流者》講述了一位30歲的上流社會知識分子馬塞洛,在墨索裡尼執政的時代,被派去海外刺殺持反法西斯觀點的哲學老師的故事。

這部電影的主人公性格軟弱又隨波逐流,為了能融入人群,他為政府執行刺殺任務、娶小資產階級妻子。“之所以如此絕望,是因為他接受不了一個事實:他與其他人是不同的。在最後的場景裡,他明白了自己為什麽會成為法西斯——他想要隱藏甚至忘記潛意識深處的差異。”

這部電影之後,貝托魯奇常常會談到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在1977年《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他形容自己“是一個壓抑的人”,是那種“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抒發自己的能量,欲望,傾略性的人”。

很多年以後,貝托魯奇說起一個故事。1970年的一個雨夜,他在巴黎的一間藥店門口等待他的精神導師、法國新浪潮電影奠基人之一讓·呂克·戈達爾,請他給《同流者》一個評價。對方匆匆而來,不發一言,隻塞給他一張紙條,便跳上汽車,揚長而去。

貝托魯奇打開紙條,映入眼簾的是一幅手繪毛主席像和讓·呂克·戈達爾的一句話:“你必須與個人主義及資本主義鬥爭到底。”

“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65年,貝托魯奇曾這樣告訴媒體,“作為一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我擁有人們能想象的這樣的人會擁有的所有的愛,所有的熱情,與所有的絕望。”

為什麽精神導師不喜歡這部電影呢?也許因為影片中,當那位“同流者”打聽哲學老師的電話和地址時,給出的電話和地址都是讓·呂克·戈達爾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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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托魯奇被認為是終身的左翼分子。在因為《巴黎最後的探戈》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剝奪政治權利5年、一度不能投票時,他曾非常難過。但到了2008年,他開始承認“我失去了對政治的愛”,並宣告不會給任何一位意大利大選的候選人投票。

更難過的是,貝托魯奇成了新一代年輕人譴責的對象。

2007年,瑪麗亞·施耐德在一次採訪中提到當年拍攝那場戲時“感到羞辱”,“有一點像是被馬龍·白蘭度和貝托魯奇強暴了”。6年後,瑪麗亞過世,貝托魯奇又在訪談中談到這件事:“也許在有些時候,我不告訴她,她能表演得更好。因此當馬龍·白蘭度提出那個黃油的主意時,我決定不告訴她。”

“我感到內疚,但我並不後悔。”他認為《巴黎最後的探戈》之所以成功,有部分原因是那些醜聞、那些挑戰世俗的戲份、那塊黃油,“但事實上,這是一部非常絕望的電影。很少有這麽絕望的電影,還能吸引到如此廣泛的觀眾。”

這些話早已陸續發表,從未引起過熱烈的反響,直到2016年年底。憤怒在社交媒體上蔓延,人們問,為什麽女性的感受可以被這樣忽視?為什麽這樣的事情要等那麽久,才能等來遲來的憤怒?這件事,成了如今各大媒體在為貝托魯奇“蓋棺論定”時,不能回避的一筆。

2012年籌備《我和你》時,貝托魯奇曾想嘗試一下3D電影技術,因為“探索新技術是一件必須去做的事情,否則我就覺得落後了,被拋棄了。”但最後,他放棄了這個想法:這位電影大師喜歡即興的、快速地拍攝,而最新的3D技術遷就不了他的這種習慣。

也許,貝托魯奇隻屬於過去那個時代,那個沒有3D電影的時代。在2008年接受英國《衛報》的採訪時,他承認,無論做什麽,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弑父”——也就是消除父親對自己工作的影響。

父親的世界,教給他幾乎所有的東西。“他喜歡我所有的電影,就好像那些電影是他親自完成的。他喜歡他的傀儡,也就是我。我很擅長做他的那種電影。”

晚年,貝托魯奇的電影題材又從東方回到了他熟悉的環境:托斯卡納、羅馬,1960年代火熱革命的歐洲;在他坐著輪椅執導的最後一部電影中,場景始終就是地下室。

“也許我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依然認為,電影院就像一個大教堂,在那兒,人們可以聚到一起,做著同樣的夢。”在憑借《末代皇帝》站上奧斯卡頒獎的舞台上時,貝托魯奇如是說。

(引用報導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綜藝》雜誌、路透社、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等媒體。)

運營編輯/QinQin 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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