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慢半拍”的疫情防控

本刊記者/李靜 徐方清

從1月7日開始，吉永惠實擔任所長的惠實診所幾乎就進入了“防疫時間”。之後的兩個多月裡，雖然診所內從未出現一例確診病例，但他們一直不曾松懈。現在，吉永惠實還在定期撥打一位疑似患者的電話。

2月4日，這名患者因為咳嗽來到診所就診。經吉永惠實仔細詢問，患者道出實情：同一研究室的武漢同學在1月21日回國後已被確診新冠肺炎，自己屬於密切接觸者。

吉永惠實檢查後，發現患者有明顯的上呼吸道症狀，馬上上報了文京區保健所，並開具轉診證明，要求患者到國立傳染病研究所進行病毒檢測。但在次日追訪時，患者說並沒有去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再之後，這位患者的電話就無法接通。

惠實診所所在的文京區，位於日本東京都二十三區之中央，被稱為“文化教育區”。包括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本部校區在內，不少高等學府都匯集於此。

在人口約22萬人的文京區，像惠實診所這樣的私人診所共有140多個。這些分布廣泛但規模普遍較小的診所，構成了日本防治疫情的第一道關卡。

根據東京都傳染病信息中心官網的數據，截至3月7日，東京都共確診新冠患者64例。網站公布了所有患者的年齡層、性別、職業、症狀、發病日等，但未公布患者的姓名和住址信息。

另據日本政府發布的消息，截至東京時間3月10日上午10時30分，日本國內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510例，此外有包機歸國的確診病例14例，確診病例中包括9例死亡病例。

按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每日疫情報告”，“鑽石公主”號郵輪疫情屬於“國際運輸工具”病例，其數字與日本國內分開記載。目前，“鑽石公主”號郵輪確診病例為696例。

日本厚生勞動省3月10日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書面回復中指出，根據專家們的判斷，日本的感染情況目前尚處於“可以控制感染速度”的階段，同時，“接下來的一兩周，將會是決定感染急速擴大抑或得以平息的關鍵時期。”有鑒於此，日本政府正在盡一切手段全力遏製國內感染進一步擴大。

從私人診所開始的“防控體系”

位於東京地鐵“東大前”站附近的惠實診所，診療項目包括內科、皮膚科、中醫、高血壓、糖尿病等及部分美容項目，共有7名醫護人員，4至5名事務性工作人員。在日本，惠實診所屬於中上規模的綜合型私人診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下設機構2018年發布的《日本衛生系統評估報告》，截至2016年，日本共有8442家醫院、101529家診所。另據日本全國醫院醫療設施數據庫中的數據，東京都共有646家綜合醫院，12740家診所。日本醫院主要分成國立或私立大型綜合醫院和深入社區的私人診所。綜合醫院中，相當一部分不接受直接到院初診。

在東京一家風投公司工作的孫克爭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平時看病都是就近去診所，因為日本私人診所的專業水準是有保障的，並不覺得跟大型公立醫院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吉永惠實介紹說，如果碰到要手術住院這類的情況，診所醫生會出具轉診單，將病人轉診到綜合醫院。綜合醫院的治療完成後，會將詳細的治療總結以及需要進行護理的病人再轉回診所。附近的東京大學附屬醫院、日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順天堂醫院等，都是惠實診所長期合作的綜合醫院。

“日本的就診習慣和中國不一樣，就診先得從診所開始。”吉永惠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便是遇到了疫情，日本民眾尋求治療也能做到秩序井然，這和日本的國情有關係，“良好衛生習慣是基礎”。

“日本人平時打了噴嚏或咳嗽都會對周圍人說聲對不起。這個季節是流感季節、1月底2月初花粉症又開始，所以很多人就算沒有疫情也戴著口罩。至於勤洗手，幼兒園小朋友都訓練有素。舉個例子，公立小學午飯時，學生會輪流值班分餐，輪到誰都必須戴好圍兜，把頭髮用大手帕包起來，洗手更不用說了。”

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蘭在1月底，曾赴日出差。據她當時觀察，日本民眾普遍心態偏向樂觀，覺得也就是比流感更嚴重一些。高蘭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日本的多災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處亂不驚的心態。由於地理原因，日本是個災害多發的島國，各大中小學校都有豐富的防災教育。另一方面也有現實原因，日本民眾對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和拿出方案的可信度，整體還是保持信任。

面對新冠肺炎這樣的傳染病，診所醫生要先把第一道關。惠實診所周圍有不少診所，除了個別老先生開的小診所貼了“臨時休整”的告示，其他診所都是有能力接診發熱的疑似病例。不過，私人診所是否願意接待發熱病人“完全是自願的”。

吉永惠實舉例說，如果現在有一個患者發燒，打電話到東大附屬醫院這樣的大醫院去，他們是不接診的，而是會讓患者就近找診所就診，做第一道檢測。“如果真是有臨床疑似症狀，如發燒37.5℃以上、有上呼吸道症狀4天以上、65歲以上的人有症狀2天以上，拍下來的X光也是很可疑的，那麽我就會開具轉診信，到指定機構檢測，並向保健所匯報。”

吉永惠實的說法，和日本厚生勞動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書面回復中關於核酸檢測條件的要求完全一致。按照2015年出版的《日本衛生應急處置法律反應報告》，醫生須通過地方保健所向地方行政長官報告傳染性疾病發生情況。

《報告》指出，發生公共衛生危機時，日本各級地方政府的保健所在地方衛生管理中處於中心地位。遇上傳染病流行時，保健所能夠協調醫療服務提供者、醫學研究者、藥劑師協會等社會資源。到2014年4月時，日本全國各地已建立了大約500個保健所。東京的23區，每個區都有一家保健所。

2月17日，由於新冠疫情進一步蔓延，日本厚生勞動省要求出現疑似症狀的人員，需在就診前向設在全國各地保健所內的“回國者· 接觸者谘詢中心”進行谘詢。老年人、有糖尿病等基礎疾病者，如果症狀持續2天左右就應進行谘詢。

據共同社報導，要求出現症狀者在就診前先行向保健所谘詢，是旨在防止輕症患者湧入醫療機構導致診療功能受損，同時也是為了盡早發現和收治重症患者。但在電話谘詢後，患者會被要求就近找診所就診。

吉永惠實介紹，一旦有疑似患者的核酸檢驗結果為陽性，將由初診機構開具轉診單，送入有能力接收新冠患者的指定醫院。在文京區，接治新冠患者的指定醫院為東京都立駒込病院。該醫院擅長治療癌症和傳染病，有悠久的歷史，在1879年設立之初，就曾作為霍亂病的隔離醫院。

慢半拍是“正確的合適的”

隨著疫情蔓延，2月25日，日本公布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針，作為日本今後一段時間防控工作的指導文件。這套方針以“盡可能控制感染擴散速度、盡可能減少重症和死亡病例”為目標，原則上要求輕症患者居家靜養，減少對密切接觸者健康觀察，整理並完善以重症者為中心的醫療資源和體系。

對於日本這項應對疫情的新政策，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副主任、傳染病和流行病預防知名專家安妮塔·西塞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認為，日本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確的”“合適的”。

不過，日本出現疫情後，安倍政府也在國內面臨巨大壓力，被認為“在危機管理和經濟方面面臨重大問題”。特別是停泊在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發生了大規模感染，讓安倍遭遇反對黨的激烈批評，安倍的民調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劉軍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日本政府針對疫情所有的措施看上去好像慢半拍，但全部是在《傳染病法》《檢疫法》等現有法律的框架下制定的。

1 月 27 日，應對疫情方案的“問答專頁”在日本厚生勞動省官網公開。1月28日，依據《傳染病法》，日本政府將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病認定為“指定傳染病”。

這部從1999年開始實施的《傳染病法》（全稱為《傳染病預防與對傳染病患者醫療法》），為日本應對由傳染病引起的潛在健康危機提供了法律依據。吉永惠實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多次提到《傳染病法》，稱這是日本每一個醫務工作者都熟知的法律。吉永惠實還記得，在醫學院參加資格考試時，《傳染病法》是必考內容，且不僅是醫學生，對於針灸師、按摩師、護士、檢驗學等學科的學生，也都一樣。

過去幾年，日本遭遇過大流行的傳染病主要是冬季流感。在《傳染病法》中，冬季流感屬於級別最低的第五類傳染病。17年前發生過的SARS以及2012年開始在中東和韓國流行的MERS都屬於第二類傳染病，但日本並無病例。

《傳染病法》還明確規定，當醫生作出診斷或懷疑出現第一類至四類傳染病或“新傳染病”症狀時，必須立即向所在地區的保健所上報。

不過，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針中，無論是居家隔離還是有症狀者戴口罩，用詞都只是“呼籲”“要求”。在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新政策後，日本首相安倍也提出，要求人們在家辦公、錯峰上班、中小學放假等。

高蘭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稱，安倍、厚生勞動省在提出上述要求時用的詞是“拜託”“希望”，一方面因為日本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功能相對小，各個地方政治體相對獨立，地方政府有權決定地方上的不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所有重大事項；另一方面也跟日本的行政體制有關，例如各個地方對學校的管理方式都不同，有些學校歸省政府管理，有些歸區政府管理，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管理又要分開，非常複雜。

3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第17次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對策本部會議。隨後公布了最新措施：日本政府將在3月9日0點起至3月底暫停日本駐中韓兩國使館已發放的一次及多次簽證的效力，要求從中韓入境日本的人員隔離兩周，且避免在日本國內使用公共交通設施。3月7日0時起，近期曾在韓國、伊朗部分地區有過旅行史的外國人被日本政府列入“拒絕入境”的名單，期限另行決定。

第二天，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解釋稱，要求來自中韓兩國的入境者隔離的舉措，不是依據《檢疫法》或《傳染病法》的措施，“說到底是要求”，不具有強製力。

3月10日，厚生勞動省還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書面回復中指出，為最大程度減少疫情對國民生活的影響，並考慮到事態會發展到需要發布緊急事態宣言那樣的情況，日本政府正在加速制定立法措施，以便實施包括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在內的類似於《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的相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