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西安，唐朝的都城長安。曾經由皇城、宮城和外郭城組成，建有110坊2市1座武廟和1座孔廟。在如今西安的文昌門裡，有一條古老的街道——三學街，由府學街、鹹寧學街、長安學街三條街道組成的。在府學街與鹹寧學街之間建有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遷建此地的孔廟，前身可追溯到唐代務本坊國子監太學。院中立有儒家經典唐《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
唐王朝建立之初，就確立了以儒家思想作為立國之本，儒家文化在國家政權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助人倫，成教化”的道德觀念通過立廟祭孔來實現。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令國子學立周公廟、孔子廟，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依宋呂大防《長安城圖》中所示國子監在長安城務本坊。貞觀二年（628年）“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為國學，以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從而確立了孔廟的主導地位。現藏西安碑林的虞世南撰並書的《孔子廟堂之碑》記述了國子監設立孔子廟堂的史實，據此碑推斷出國子監孔廟建於貞觀三年（629年）至貞觀七年（633年）。貞觀四年（630年）“詔州、縣學皆做孔子廟”，明確了“廟學合一”的制度。
圖1唐長安城殘圖
圖2 唐 虞世南 孔子廟堂碑（宋刻）
《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
儒家經典唐《開成石經》刻製於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共114石，228面，共計160卷，65萬餘字。內容包括《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轂梁傳》以及《孝經》《論語》《爾雅》等十二種經書，加上所附《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據《舊唐書·鄭覃傳》載，太和四年（830年）四月，時任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講學士的鄭覃，向文宗進言：“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此記載說明石經刻成就立於太學。另據《唐會要》載：太和七年（833年）“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石經》刻成之後立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這裡的“講論堂”就位於國子監中文廟之西。
圖3 唐《開成石經》
唐天寶四年（744），在國子祭酒李齊古主持下，將玄宗所注《孝經》及序文，由玄宗本人以隸書書寫，刊勒上石，立於太學。內容為孔子與曾子論“孝治天下”的對話。因刻於四塊青石合成的方柱形碑身，碑頭為方形卷雲浮雕，並置於三層方形石台之上，故稱《石台孝經》碑。其與後來刻成的《開成石經》同立於國子監內，並一同進行了三次遷移。所以下文中將《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碑統稱“唐石經”。
圖4 唐天寶四年（744）《石台孝經》碑
唐石經在三次搬遷中的位置關係
唐石經刊刻完成，已是晚唐。黨朋之爭，藩鎮割據，使中央集權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社稷飄搖。天祐元年（904年）朱溫脅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居民隨遷，宮殿和民居俱毀。京兆尹韓建縮建長安新城，棄外郭城和宮城，以原皇城城垣作為城界，縮建長安新城。原務本坊國子監孔廟所在地擴到城外，韓建及其後永平軍節度使劉鄩先後將孔廟與唐石經遷置於“尚書省之西隅”。
據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碑所記：“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人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乃紿之日：一日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尚書省之西隅也。”這說明舊在務本坊國子監內的唐石經，是朱梁時劉鄩在尹玉羽勸誘下遷入城內唐“尚書省之西隅”的。
圖5 北宋元祐五年《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碑（拓本）
刻立於北宋建隆三年（962年）的《重修文宣王廟記》碑稱：“昔唐之季也，大盜尋戈，權臣竊命。地維紐絕，八鑾遷脅於東周，天邑成墟，三輔悉奔於南雍。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口公時為居守，才務葺修，遂移太學並石經於此。”從記中所知天祐元年（904年），韓建將唐石經與太學一起遷移至文宣王廟內。這裡的文宣王廟與唐“尚書省之西隅”為同一地。
圖6 宋建隆三年（962）《重修文宣王廟記》碑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大宋永興軍新修玄聖文宣王廟大門記》碑，則說明了唐石經在文廟內的位置關係。“石壁外周，既異乎藏書之所，苔碑中立，又殊乎麗牲之具。”這裡“石壁外周”是指《開成石經》，而“苔碑中立”則是指《石台孝經》。說明《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搬遷至文廟後的擺放位置，是《石台孝經》居中，《開成石經》圍繞其周圍放置。
圖7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永興軍文宣王廟大門記》（拓本）
對唐石經的第二次遷置，開始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與王安石推動的“熙寧元豐興學”運動有關。據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學記》碑碑文可知，元豐三年（1080年）呂大防將文廟由“尚書省之西隅”遷至“府城之坤維”，此次搬遷隻涉及文廟，而未言及唐石經。
圖8 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學記》碑
另根據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碑中所記“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中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 可知，元祐二年（1087年）時任陝西轉運副使的呂大忠，因石經所在唐“尚書省之西隅”地勢低窪、水漫碑撲等原因，將唐石經“徙置於府學之北墉”。這裡“府城之坤維”與“府學之北墉”所指為同一地，因“廟學合一”制度的影響，歷來府學與文廟都是相隨搬遷，故此次唐石經的遷移地仍為文廟。此碑還記錄了唐石經遷至新址後，《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的位置關係。《開成石經》“分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即《開成石經》是分東西兩邊依次陳列，“明皇注孝經”即《石台孝經》和“建學碑”立於兩列《開成石經》的中間。
另外，此碑還對此地所藏唐石經的排置情況記有“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碑文進一步說明了《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的位置關係。即《石台孝經》與《建學碑》均由碑亭護圍，一前一後立於整個孔廟建築群的中軸線上；同時，《開成石經》被置於回環的廊廡中，從三面環繞雙亭。可以說，從元豐三年（1080年）至元祐二年（1087年）間對文廟、《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的搬遷，進一步明確了三者之間的依存關係，確立了《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的位置關係，奠定了後來再次遷移的格局樣式。
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正值“崇寧興學”之時，唐石經又進行了第三次遷移。據現藏碑林的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學記》碑所記：“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地非亢爽。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學，以賓興賢能，府帥樞密直學士虞公策承命詣學，謂諸生日：魯修泮宮，有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才也。今府城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怡然日：諾。乃范湖州規製，經營建立，廟學之成，總五百楹，巨集模廓度，偉冠一時。”這段記錄將第三次搬遷的過程清晰說明了。崇寧二年（1103年），京兆府樞密直學士虞策奉“興學”之命而建廟學；又因“京兆舊學”所在地“府城之坤維”，地勢條件不好，而將府學、文廟及石經一一遷建於“府城之東南隅”，即西安孔廟現址。此次搬遷完全按照元祐二年（1087年）呂大忠對文廟、《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所設計的太空關係來遷建的，即《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位於文廟的中軸線上，《石台孝經》居中，《開成石經》呈三面環繞之勢，互為依存。
至此，歷經三次搬遷，至崇寧二年（1103）虞策將府學、文廟、《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遷建於西安孔廟現址之後，歷經金、元、明、清諸代，府學、文廟、《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便一直在現址未動，至今已915年。
《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孔廟的依存關係
綜上所述，《開成石經》自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刻製完成，立於唐長安城務本坊國子監文廟西側“講論堂”兩側廊廡始，在後來的三次搬遷中，《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孔廟的依存關係始終沒有改變。雖然在韓建、劉鄩與呂大防、呂大忠的搬遷過程，因為戰亂或國力衰敗等原因所致，是通過先後兩次搬遷完成的，但是兩次搬遷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將《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孔廟集合於一地，而非分離。
此外，《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始終放置於孔廟之中，並且在移至“尚書省之西隅”文宣王廟後，《石台孝經》居中，《開成石經》與之所形成對稱的圍合之勢就開始形成定製，始終未變。由此可見，無論《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孔廟經歷幾次搬遷，三者的這種依存關係從未改變，已經保持了1181年。若以天祐元年（904年）為參照，《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的位置關係至少保持了1114年了。這說明，歷代保護者試圖以《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這樣的位置關係來向世人證明，二者在廟學文化中地位和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價值是無可替代的。
圖9 《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孔廟的依存關係
2017年2月3日，陝西省政府確定“西安碑林博物館改擴建項目”。該項目中的一項重要工程就是將現陳列於西安孔廟內碑林一室的《開成石經》搬遷到北擴後新建的陳列館中，這一方案不但改變了《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孔廟1181年來未曾改變的依存關係，而且也改變了《開成石經》與《石台孝經》1114年來形成的位置關係的定製。將使《開成石經》在現址佇立915年所凝結成的歷史文化資訊消失。因此，搬動《開成石經》不應忽視其與《石台孝經》、孔廟的依存關係和歷史文化資訊，它不是孤立的，應該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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