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遙，資深公益從業者，專欄作者，關注生命的尊嚴和社會發展。
反映慰安婦的紀錄片《二十二》票房過億，這不是新聞。
票房過億後，一部分“慰安婦”的子女公開向導演郭柯討錢，這是新聞。
根據新聞報導，參與討錢的“慰安婦”問題受害者家屬，受害的老人已經去世，在紀錄片《二十二》中沒有上鏡。
從紀錄片官方發布的信息來看，在影片中上鏡了的受害老人和家屬，收到了承諾過的生活援助金。導演郭柯在紀錄片上的個人收益400萬元，以及其他個人和部門，出資千萬，聯合在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設立慰安婦研究與援助的專項基金。
沒有上鏡的受害者家屬確實沒有收到任何援助。
這些受害者家屬公開聲討：靠“慰安婦”的名聲賺了錢，把錢拿給別人花，為什麽？
傳統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屈原，大聲喊出“為什麽”的時候，往往是受到激烈情緒衝擊的影響，或許就是一個激蕩千年的天問。
1. “萬一”真的來了
這件事情，絕對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這樣的片子，奔著為了歷史和責任而賠本，居然變成票房過億的現象級事件。
導演沒有錯，沒有出爾反爾。郭柯拍攝紀錄片的時候，向受害者和家屬做出過口頭承諾，如果未來紀錄片有了盈利，會捐獻給受害者和家屬。
受害者家屬沒有錯，不是無理取鬧。導演此前在拍攝工作中做出過承諾，這也是事實。
導演兌現了承諾，他選擇和研究機構合作，並發起研究和援助的項目。這個兌現諾言的方式，從理性層面來看，無可厚非。專項基金模式，給了財務管理控制規範性的基礎。通過一個有一定組織結構的工作方式，將資金捐贈和管理運行分開，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有利於拓展可持續性。與學術機構聯合發起，不僅援助還做研究，能站在更高的高度，將歷史的記憶碎片中提取出更多的精神寶藏。
受害者家屬的呼喊，事出有因。他們作為承載了歷史傷痛的主體，不管某一筆資金怎麽出來，根源繞不開這樣一個歷史鑄造的唯一創傷，最終卻流向了一家研究為主的機構，和沒有上鏡的受害者家族毫無瓜葛。在日常的生活，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和作為研究方的“別人”，並沒有多方的緊密連接。
戰爭和創傷塑造了一個民族，成為民族的內核。在這個內核中挖掘出礦產的時候，直接當事人被排除在外，受害者家屬情緒非常不穩定。
這種衝突，就是被“萬一”給害的。
導演之前的口頭承諾，一半是道義負擔，在歷史的傷疤上進行市場操作有道德風險，需要合理的平衡，一半來自於現實無奈的投射，像這種題材的片子不虧錢已經很優秀了，真能賺到一星半點的也不過身外之物，不值得牽掛。
這種類似的承諾，受害者家屬也聽得多了，越往後走，感動的表情都快消耗殆盡。
萬萬沒想到，雙方都沒當真的事情，居然真的來了，有生之年，雙方都碰到一個“萬一”會發生的事情。
理想真的要有，“萬一”能順便盈利，怎麽辦？
導演及工作人員與受訪老人
2. 導演遵循了法
上億票房襲來，受害者家屬的訴求不算空穴來風，導演的作為也有章有法。
表面看來，作為一個法律問題，雙方的衝突是對盈利部分資金處置方法的衝突，受害者家屬認為就該“我們”這個群體分掉，而不是拿給“別人”花，從導演郭柯的做法看來，他還有一些更長遠的打算。
導演郭柯之前做出過承諾，此言不假，受害者家屬有說，他自己也從來沒有否認過。《慈善法》中將承諾捐贈列為法定義務，正是防止現實中拿完道德分就反悔。郭柯沒有否定義務，積極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衝突點在於，郭柯此前的承諾出口以後，還原到當時情景下，雙方對這種片子能拿到盈利並沒有什麽信心，根本沒考慮到會出現要處置一大筆錢的問題，於是在如何落實捐贈的細節上沒有表述，也沒有訂立捐贈協議。
理論上來說，法律對郭柯的最大要求，就是他將自己的盈利拿出來。至於拿出來以後，究竟怎麽樣才算“捐獻”給受害者和家屬，這件事情就難有定論。
跳開事情本身，慰安婦問題受害者這件事情，有無數件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視角。經濟補償慰安婦和家庭，深挖慰安婦的歷史真實細節，敦促人類再不要犯同樣的錯誤，建立慰安婦的博物館，不一而足。在歷史浩瀚的篇章面前，能做好一個具體細微的小點，都能成就足夠的偉大。
單從法律來說，郭柯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並按照他認同的想法和思路兌現了。捐贈以後的資產不屬於他個人所有，但是捐贈以前他可以根據意願選擇自己的思路。
法律上來說，其他人的看法和意見，是參考建議。
回到慰安婦受害者的事情上，又遇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她們作為個體承載了歷史的傷痛，到底是屬於民族的，還是屬於個體的？
慰安婦群體的生活之艱難，超乎普通人想像
3. 受害者家屬要求理
在網絡上對“慰安婦受害者家屬找導演要錢”這件事情，支持導演的多，反感家屬的多。單純從現代的常見視角來看，這樣判斷沒毛病。
宏觀來看，慰安婦受害者問題，在歷史上遺留了近74年，一直懸而未決。一個導演，破釜沉舟，拿出大筆資金，為了挽救民族的共同記憶，付出了巨大艱辛的努力，還推動了將這個話題進入院線。如果真的產生了收益，歸他分配沒毛病。
但這樣的看法，還是太年輕。
這幾年影視文化市場氣勢如虹，涉及到抗戰的嚴肅題材，比如《捍衛者》，如果能正式走上院線，大多有個固定套路，出品方要將收入的部分作為捐贈，比如向抗戰老兵致敬。
這反映了一個大家默認的共識：抗戰的歷史是民族的歷史，不該用來讓個人從中賺錢，即使賺了錢，個人也不敢獨享，要反哺歷史。
郭柯最開始做出這樣的承諾，理由同樣如此。
作為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的家屬，也是這麽認為的。更進一步說，他們認為，他們擁有對於這筆資金的處分和分配權利，這是一種天然的權利，自然的道理。
在一片無人區的荒野上，一位勤奮的勞動者冒著生命危險，開採出了磷肥。
在中國，按照既定共識，這個財富最終應屬於集體，屬於國家。
或者，也有許多現代人會傾向於認為，這種方式得來的財富應該歸屬個人。
但若加一個條件，如果這些磷肥，是當年血戰沙場，未被收殮的千萬中國軍人骸骨變成的，那是否應該開採？如果有了財富要如何分配？
同理，慰安婦問題受害人家屬認為——這筆財富中有一份屬於他們的天然處置權利，有理。
在實際工作中，如果涉及慰安婦專項基金的工作安排上，除了郭柯和慰安婦研究者之外，盡量邀請到受害者和親屬參與其中，讓他們的意見進入決策環節，確定最終發的方案，相應能減少一定的爭議。
這種參與式的工作方法，是社會工作中繞過無數彎路之後，目前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兄弟結伴登山，只有一人在山頂留影，這種情緒，在歷史的情緒面前，僅是冰山一角。
《二十二》鏡頭：一位慰安婦的孤寂葬禮
4. 解不開的情
普通人對受害者家屬情緒的理解不足，無疑會讓受害者家屬的情緒更加強烈。受害者家屬作為普通個體的一員，無端多年承受巨大的歷史傷痛，無人能夠體會，無人能夠理解，甚至還要被繼續嘲諷。
慰安婦問題，作為戰爭創傷下的女性問題，可以說是全球性癌症。受害者家屬，是緊挨著癌症的一塊肌膚。
在男性視角為主導的歷史下，面對異族入侵，女性受到性剝削的行為，是激發民族情緒的最大杠杆。
在異族的佔領下，女性受到性剝削的行為甚至被鼓勵和當作榮耀。
當入侵失敗以後，女性被性剝削和傷害的行為，又成為女性和異族妥協共謀的罪行。
二戰後的巴黎，曾與德軍有染的女子被剃光頭髮遊街
兩個民族鬧矛盾的時候，是變天账的首選。
發達了的民族，不願意提及孱弱的過去。
相對弱小的民族，需要借助歷史激發情緒。
慰安婦受害者的問題，複雜的地方就在這裡。像抗戰老兵群體，因為屬於直接在對抗一線的歷史親歷者，絕對具備民族公共屬性。但慰安婦受害者，在歷史的演進中，偶爾屬於民族的共同體，偶爾屬於需要遺忘和排斥的附庸，甚至被小環境打入另冊。
這種屈辱，不僅僅觸達受害者本身。對他們的整個家族而言，更是無盡的災難。“你媽被日本人強姦過，你媽陪日本人睡。”受害者家屬，不僅要經歷外圍世界的羞辱和排斥，還要經歷激烈的內心衝突，面對給自己帶上冤罪殺機烙印的血親，在自然的愛和刻骨的恨中徘徊。
《二十二》：慰安婦之子被毀掉的全部人生，全部
受害者家屬和最早的志願者，他們在這個時間點上向郭柯發難，背後更深的原因，當是他們常年累積的深重情緒，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突破的薄弱點。
如果將歷史複原到每一個的個體生命，都是一份份具體而殘忍的沉重。
在一場空前激烈的民族衝突之後，蒼茫的大地上還遺留了諸多激烈情緒的遺留。這些激烈情緒的遺產，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融入更多新的元素。
《二十二》這樣的片子，到了只剩下22名慰安婦受害者的時候，才變得火爆起來，我們的民族記憶有很大問題。
《二十二》成為爆款時，讓人們感動和共鳴的東西，今天也不該翻篇
懂得法理的人們，並不理解慰安婦受害者的家屬，不理解那些迄今還有沒能化解掉的情緒。我們對待個體生命的態度，就是沒有任何態度。
回到《慰安婦受害者家屬向紀錄片導演討錢》這個新聞。法律上，錢是可以不給的，但我們也不該忘記，受害者家屬提出的天問還沒有答案：我們這個民族，在一直紀念抗戰的時候，對於戰爭苦難的親歷者、直接受害者、間接受害者，該對何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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