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我國部門GDP的財政供養偏高 有待改革

　　任澤平：我國部門GDP的財政供養偏高 有待改革

　　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恆大經濟研究院任澤平表示，中國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杠杆，而不是說相對溫和地去杠杆，如果與之相反，可能會有更深的隱患。

圖片來源：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恆大經濟研究院任澤平9月16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言時表示，中國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杠杆，而不是說相對溫和地去杠杆，如果與之相反，可能會有更深的隱患。

　　任澤平表示，中國高杠杆的形成背後有很多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問題，因此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杠杆。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去杠杆分為兩類，一類是好的去杠杆，另一類是壞的去杠杆。

　　眾所周知，中國的高杠杆集中在三大部門：國企、地方政府、房地產部門。任澤平說，2012年-2015年，市場機制失靈，產能過剩的行業出現困難，導致通縮，利潤惡化，國企出現了大幅度加杠杆的情況。政府采取了行政化和市場化相結合的手段來去杠杆。

　　“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從行業分布來看，上遊是國企壟斷，下遊是民企，上遊的集中度進一步提升，下遊的民營企業面臨上遊漲價和金融去杠杆（導致的）融資（難）的雙重擠壓，需要高度重視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會的資源錯配，以及某些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任澤平說。

　　他指出，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因為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效率，利潤長期高於國企，但是這幾年出現逆轉。“這種方式相當程度上不是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的，因為壟斷，因為開放的不足。”

　　任澤平舉例說，中國的製造業是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國有企業在製造業中佔比只有10%，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加起來佔80%，中國製造業取得了巨額的貿易逆差，這是競爭力的體現。與此同時，由於服務業大量的管制，國有比重高達70%、80%以上，效率低，存在貿易逆差。

　　在談到地方政府的杠杆問題時，任澤平說，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放緩，但是預算軟約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進。

　　“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的佔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佔有了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是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醫療教育（方面的支出）低於發達國家水準。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巨集觀稅負高，政府的收入佔比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於基建收入和財政供養。我們看到，部門GDP的財政供養是偏高的，有待於推進改革。”他說。

　　關於房地產去杠杆，任澤平說，房地產高杠杆的形成有著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他指出，分析房地產應該是“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這裡，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給，金融是杠杆。無論是美國、歐洲、韓國，歷史數據顯示，人總是在往都市圈遷移。

　　“但是，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區域化均衡發展的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給向三、四線傾斜，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背離，造成了人地分離，這是導致一、二線高房價和三、四線高庫存的根源。”任澤平說，所謂的房地產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以實現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穩釋放。

　　以下是任澤平發言全文

　　任澤平：女士們、先生們：我報告的題目是：以改革的方式去杠杆。

　　為什麽用這樣的題目？大家知道高杠杆是風險的資源，去杠杆是化解風險。大家留意中國的高杠杆的形成背後有很多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問題，因此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杠杆。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去杠杆分為兩類，一類是好的去杠杆，另一類是壞的去杠杆，我這裡不是相對溫和去杠杆，而是以市場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杠杆。如果是與之相反，那麽可能會有更深的隱患。

　　眾所周知，中國的高杠杆集中在三大部門，國企、地方政府、房地產部門。在過去10年，中國的整個巨集觀杠杆率出現了過快上升。在全球比較來看，也是處在一個較高的水準。

　　第二個我想講從金融層面，在過去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缺位導致了影子銀行的崛起和監管套利，幫助了非金融部門的加杠杆。商業銀行將大量業務從表內轉移到表外。中央政府下決下定決心來去杠杆，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也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我們在這樣的政策措施下，看到了形勢的逆轉，也就是表外的回表和非標的轉標。可以看到廣義貨幣供應鏈降到歷史新低，過去年均M2增速是15%，今年8月份下降到8.2%。未來，我們應該加強儘管監管改革促進金融回歸本原，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第三點是關於國企的杠杆問題。2012年-2015年，市場機制失靈，看到產能過剩行業出現困難，導致通縮，利潤惡化，國企出現了大幅度加杠杆。我們采取的行政化和市場化來共同去杠杆。看到逆轉，行業集中度提升，再通脹，國企利潤大幅改善，國企開始去杠杆。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從行業分布來看，上遊是以國企壟斷，下遊是以民企，我們看到上遊的集中度進一步提升，下遊的民營企業面臨上遊漲價，利潤過高，和金融去杠杆融資的雙重擠壓，需要高度重視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會的資源錯配和某些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這張圖清晰展示了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因為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效率，利潤長期高於國企，但是這幾年出現逆轉。這種方式相當程度上不是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的，因為壟斷，因為開放的不足，我們看到基礎性成本過高，我們在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基礎性的成本高於美國。中國的製造業是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國有比重在製造業隻佔10%，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加起來佔80%，我們看到中國的製造業取得了巨額的逆差，這是競爭力的體現。但是與此同時看到服務業大量的管制，國有比重高達70%、80%以上，效率低，存在貿易逆差。從國際來看，中國服務業也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這樣一個投資限制，所以按十九大報告提出來的未來要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個正常的推理是未來應該大力度大規模放活中國的服務業和部分能源的基礎性行業，促進競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第四個是關於中國的地方政府的杠杆問題。2009年-2013年地方債務大幅上升，2014年-2017年，顯性的地方債務趨穩，但是PPP的隱性債務大幅飆升。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放緩，但是預算軟約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進。可以看到為什麽中國的地方債務，一方面剛才講到軟約束的問題，還有一個支出剛性和低效率問題。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的佔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佔有了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是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醫療教育低於發達國家的水準。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巨集觀稅負高，政府的收入佔比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於基建收入和財政供養。我們看到部門的GDP的財政供養是偏高的，有待於推進改革。

　　最後是房地產的杠杆。這個很關鍵而且存在誤解。過去房地產在漲價和貨幣刺激下大幅加杠杆，居民負債增加，出現了一些消費擠出。關於房地產的杠杆怎麽形成？我想這裡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我研究了十多年的房地產，關於房地產，我們曾經提出過業內的一個標準的分析框架也是廣為流傳的，是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給，金融是杠杆。無論是美國、歐洲、韓國，還有聯合國的數據，百年數據告訴我們人在往都市圈遷移，因為更有活力，有效率，節約資源和土地。中國的一二線的城市都市圈人口增長，我們看三四線城市，中國的人口遷移向大的都市圈遷移，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是，在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區域化均衡發展的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給向三四線傾斜，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背離，造成了人地分離，這是導致一二線高房價和三四線高庫存的根源。所以事實在清晰的告訴我們，所謂的房地產長效機制，我們認為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以實現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穩釋放。

　　最後，作一個總結，我們應該以改革的方式來去杠杆，以是否推動市場化改革，是否提供全要素生產率，是否從根本上消除了高杠杆的風險的根源來衡量好的杠杆還是壞的杠杆，好的去杠杆還是壞的去杠杆。謝謝。

責任編輯：萬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