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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上海更像紐約和東京 深圳更像矽谷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過去40年,深圳無疑是中國城市最大的標杆、最讓人驕傲的樣板。它的昨天承擔了很多高遠的歷史使命,今天如果僅靠市場化的自發滾動,而沒有新力量的話,長期看會有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如何以更飽滿的願景去凝聚力量,並向深圳以外的地方發出號召和異塵餘生效應,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廣州珠江新城一家酒店客房,落地窗外高樓林立。全球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城市的面貌趨同。我們笑言,可以“假裝在曼哈頓”。秦朔的商業文明觀察是以全球為坐標的,曼哈頓與珠江新城,前海與黃埔江,經常出現於他的筆端。

  在“秦朔朋友圈”裡,深圳絕對算得上一個高頻詞。對市場經濟、公平競爭、開放、法治、理性的呼喚與堅持,面對熱點的冷靜觀察與洞見,使他在深圳擁有一大票的“粉絲”。我們的對話就此開始。

  談深圳印象之一:“上海更像紐約和東京,而深圳更像矽谷”

  南方日報:您先後在廣東和上海生活和工作,也經常到訪深圳。作為一個觀察者,如果要您向一個對深圳一無所知的人介紹深圳,你會如何介紹?

  秦朔:如果用西方人熟悉的地區來比擬,我會告訴他,上海更像紐約和東京,而深圳更像矽谷,一個朝氣蓬勃的、高新技術和移民高度結合的城市。

  我曾說中國分為“深圳”和“深圳以外”兩種地方。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的內地在哪裡?》的文章,那時我大學同宿舍有個同學在深圳,跟他一交流,我發現自己的思想就顯得有點固化,比如對於部門的選擇,深圳的同學基本上都是反反覆複在跳,這感覺非常不一樣。

  所以當時覺得,只有深圳是“凌空一飛”的那種感覺,沒有按部就班。儘管“深圳”和“深圳以外”這種描述不是很科學,但它表達了某一個歷史階段,深圳給人的印象。今天來看,情況可能有變,但深圳的這種鮮活力量依舊在保持。

  南方日報:1980年設立的深圳經濟特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2018年6月,秦朔朋友圈有一篇文章題是《從中國特區到世界灣區的38年》,深圳每年人口流入量非常驚人,實際人口已達2000多萬,您怎麽看待這個現象?

  秦朔:這是一個世界級現象。我覺得,未來10年,從城市帶角度看,有兩地可能成為全球發展最重要的兩大驅動力,一是上海、杭州這一帶的灣區,另一個就是深圳所在的粵港澳灣區。

  長三角在全球城市群中的作用會更具綜合性,更加以生活方式為主導,包括城市的精細化管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逐漸成為世界級生活方式的新代表。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零售品牌在上海的密度超過50%,都在上海開店,越來越多歐美等國際新品的全球首發選在上海,(上海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

  而深圳所在的灣區特點是,擁有全球最前沿和最具創新性的產品,再結合中國製造這個背景,它的軟體硬體加工效率全世界最高。所以現在如果在矽谷有什麽創意,最先把它做出來的反而是深圳,因為矽谷沒有這種上下遊配套體系。因此,現在討論上海和深圳,已不僅僅是中國概念,它們是世界級的。

  談深圳印象之二:深圳的市場化是更現代化、人文化及更高水準的市場化”

  南方日報:如果早高峰去坐深圳的地鐵,你會發現20多歲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湧上來,這個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類似這樣的細節,想到深圳,您會有什麽印象?

  秦朔:我研究商業文明史,你剛才說的這個場景就有點像美國淘金運動,也有點像美國1860年代發現石油,很多人蜂擁而至的場景。某種意義上,深圳其實也代表了這樣的機會。

  衡量一個城市我會用3個指標,一是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二是城市管理的現代化,三是文化氛圍的國際化。深圳最核心的肯定是市場化,但它又跟很多地方不一樣。除了極其強大的市場活力,生活也很方便,而且有強烈的創新感覺,有很多技術和知識驅動的東西。換句話說,到深圳去的創業者不簡單是淘金人群,裡面有大量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工程師、技術人員,因此整個產業結構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時,城市管理、公益文化等起點也相對較高。所以深圳的市場化是一種更加現代化、人文化以及更高水準的市場化。

  在管理的現代化上,深圳在中國是不錯的,但肯定不是最好。比如,跟上海比還是有差距,上海的管理規範化、條理化、信用等都很高。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曾說過,中國的金融機構在上海是“高收益,低風險”。儘管人的流動性越大,城市也會有更多投機成分,但管理得當的話,城市還是能在活力和秩序中找到平衡,這是上海的特點。

  在上海,政府機構幹部的社會地位還是比較高的,而深圳是創業者、企業家更受追捧。從商業本身來講,深圳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圈子,比如平安、華為、萬科等現代公司是一種風格;以創新創造等技術驅動的年輕企業,又是另一種風格。同時,還有很多潮汕商人為主導,活躍在地產、拆遷、舊城改造等領域。而上海的商業世界裡,國企、央企和外企都很多,民企則非常分散,總體氛圍更平衡一些。

  南方日報: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秦朔:我覺得上海是在一個非常強大的網格化管理體系裡慢慢長出來的,所以它可能創新的東西有不足,但同時是規範和可控的。而深圳是處女地上起來的,這個過程中很多形態的建構是非規則、非均衡的,這也是它活力不斷之所在,這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

  談深圳市場之一:深圳政府沒把自己當成高於企業的力量

  南方日報:您跟深圳的企業界接觸較多,不知道您跟深圳政府部門有沒有打過交道?

  秦朔:以前也有比較多的聯繫。從全國來看,深圳政府是非常高效的,且跟企業之間的平等意識、服務意識是最好的之一。深圳的官員沒有把自己當成一種高於企業的力量,從這一點來說,上海要像深圳學習。

  深圳自主創新的特色是“4個90%”,90%的研發機構在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資金源於企業,90%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很早以前就是這樣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一個城市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方向,最終是靠企業做出來的,政府只是服務,把規則做好就行。這也是深圳不僅有好企業,更有傑出企業的原因。

  所謂好企業,是不犯錯誤,想得很周全,但傑出企業需要創新。由於政府不乾預,所以深圳企業可以更極致地去綻放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所以今天中國本土最優秀的企業是“深圳製造”,如華為、騰訊、平安等等。

  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肯定是雙輪驅動,即政府和市場這兩股力量都不可缺少。政府在基礎設施、經濟領域的立法和加強人力資源上都會發揮作用,比如深圳以前沒幾所大學,現在各種大學分校、研究院都起來了,如果沒有政府幫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實現的。

  同時,深圳政府跟企業之間很平等,我曾參加過一些深圳的會議,感覺政府長官的心是真正放得下,不覺得自己比企業高明。企業提意見也很自然,政府不會覺得企業是在指責政府如何如何。而在深圳之外的很多城市,有些時候是表面平等,實際上政府更希望企業按規劃、方向和指令來運行,或是覺得官員的想法更正確,某些城市甚至還不把企業當回事。

  南方日報:記得您曾撰文說,如果深圳加上海“雙劍合璧”,可能就無人能敵。您覺得他們加起來能兼得一個強勢政府和一個強勢市場嗎?

  秦朔:任何一個“加”的想法都是人們的理想,就像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子工業發展時期,波士頓128號公路跟矽谷之間的競爭。從理論上說,128號公路應該是最牛的,有MIT(麻省理工學院)等很多知名高校,而且工業基礎強。但最後的贏家卻是矽谷。因為在這個關於創新的競賽過程中,歷史還是選擇了文化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力量,而不是基礎條件或人才更加完善的地方。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要成為創新高地,最重要的還是全球化、市場化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同時也跟激勵制度有關。好的激勵制度更多是以私營、民營企業為主導,因為給創造者提供了更充分的回報。

  談深圳市場之二:“深圳在城市治理上應該向上海學習”

  :您剛才講到央企、國企和大項目優勢,在深圳好像有種聲音,大不一定全是優勢,您怎麽看?

  秦朔:我覺得深圳蠻幸運的,因為深圳先天沒有這樣的大力量,而那部分跟央企、國企有關的力量,恰恰又是“國家隊”裡是最具有開放性的,比如招商局、華潤、華僑城等。

  蛇口就是招商局的工業區,現在的平安、招行,甚至華為都與其有關。所以儘管招商局是央企,但代表的其實是最先進的一股力量,使得深圳一開始的起點就比較高,它不是簡單的市場化,還結合了現代化因素,比如效率、國際化和管理。

  從用工制度到勞動人事體制,從招投標到媒體開放,包括公司治理、股東大會、監事會等方方面面,蛇口當時都代表了更現代、更先進的制度。你可以說深圳是靠民營化搞起來的,但它早期跟招商局更加有關。而招商局母體當時是在香港,是“以港為師”,和國際先進的東西接軌。

  南方日報:深圳因為靠近香港,很多觀念是被香港直接教育的,很少聽到深圳向上海學習,但您說在城市治理上應該向上海學習。

  秦朔:對,我覺得其實上海有很多東西可能被外界低估了。為什麽在中國這麽多可選擇的城市中,世界500強企業最後還是不約而同選擇在上海設立中國或亞太總部、投資總部和地區性研發中心?落戶上海的比重非常高,不亞於北京。據我所知,有相當一部分外國人認為在上海的生活比他們國內要精彩得多。而且上海的腹地大,去中國任何地方都很便利。

  長三角是中國幾千年的富庶之地,我發現,從管理文化角度,比如類似幾點開會、會議細節、信用與契約的履行等等,長三角企業的精準度、規範度總體上超過了珠三角,珠三角更多的是市場驅動,更有草根活力。

  上海這些年有點漸入佳境的感覺,出現了很多新生力量。就拿新媒體來說,目前上海有“澎湃”“一條”“B站”“梨影片”“喜馬拉雅FM”……很多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新力量不斷向上海集聚,反而深圳雖然背靠騰訊,這些方面的發育不如上海。

  深圳過去40年肯定是輝煌無比,有著非常漂亮的曲線。深圳的昨天承擔了很多高遠的歷史使命,而今天如果僅靠市場化的自發滾動,而沒有新力量的話,我覺得長期看會有問題。

  毫無疑問,上海在市場化這塊沒有深圳做得那麽好,但它的管理現代化程度到一定的時候會為其帶來後發力量。因為大資本、大企業並不是簡單考慮市場化問題,他們考慮的是規範性、法治化和政府一般性服務的可預期性,是更綜合的因素。

  2018年10月31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的全球排名已第78位躍升至第46位,首次進入世界前50名。其實主要考察的就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權重分別為45%和55%,上海的得分非常高,一下把總分給拉起來了。我覺得對上海需要再評價和再評估,上海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談深圳貢獻:“深圳在改革開放各個重要歷史節點上都有推動作用”

  南方日報::改革開放40年,深圳應該說是一個策源地,您覺得它對中國貢獻了什麽?

  秦朔: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個非常偉大的作品就是“中國城市”。中國創造了很多城市化方面的奇跡,很多城市無論從外觀還是內在肌理、精神風貌,變化日新月異,在全球也是領先的,深圳就是這個樂章裡最華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以近乎一張白紙的基礎,發展為世界級超大規模的創新城市,充滿了活力和創新精神,吸引了這麽多人來這裡生活和工作。

  一個城市能夠發展得那麽大,本質上一定是比較強的。如果大而不強,就會扭曲,甚至運轉不了。要支撐2000多萬人在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和工作,沒有內在的能量和極大的協調性和管控性,是不可能的,這也拓展了人們對進步城市的想象力。

  從另一個層面,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各個重要歷史節點上都有推動作用。1984年,正是在深圳試驗的基礎上,國家才確認開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正確的,進而有了更多沿海城市的開放,標誌著改革開放從農村走到城市。加入WTO後,深圳向全球證明了中國的創新能力,而不再是簡單的加工或組裝。可以說,沒有深圳,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會前進,但一定不會像今天發展得這麽快。

  同時,深圳不僅僅是物質文明搞得好,精神文明及社會治理也達到了相當高的現代化水準,是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政治正確性的重要樣本。深圳證明了“越堅持市場經濟,越堅持開放,越堅持多元和繼承,黨的執政基礎只會更強”,這讓整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偉大複興有了更堅定的預期。如果中國有更多的“類深圳”或“小深圳”,或有深圳基因的東西存在,那中國會非常有未來。

  南方日報:致敬改革40年,我們最應該致敬什麽人,您心裡是否有個排序?

  秦朔:首先最要致敬的還是黨和國家的決策層。中國人的智慧、稟賦、勤勞和勇敢的精神是眾所周知的,能否將其調動起來,需要有更遠大的家國情懷和對世界潮流的認識,以及對人民群眾的信任。正是他們看到了這種趨勢,走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包括大量地方政府的官員如深圳早期的袁庚等闖將披荊斬棘,才會有現在的中國。

  其次是企業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力量。企業家是微觀主體的塑造者和營造者,中國跟全球融合後,中國企業家也展示出很強的競爭力。

  再者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否則中國製造、中國服務將是空中樓閣。但今天的農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待遇等權利方面還有很不足,所以在致敬他們的同時,也應該有致歉。

  南方日報:最近非常受關注的是科創板在上海開設。從深圳角度,您覺得深圳人該怎麽解讀?

  秦朔:國家政策能否實現,最終還是取決於市場的發展。我覺得對於深圳來講,科創板具體落在哪裡,用什麽形式,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深圳自身在促進科創方面,如何能形成自己真正內生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動力,包括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讓城市湧現出更多的優秀公司。

  南方日報:如果請您對深圳人說幾句,您會說什麽?

  秦朔:我對深圳蠻有感情,1990年大學畢業後就在廣州工作,經常去深圳。現在做商業文明研究,案例柯瑞最重要的樣板也都在深圳,這是我做研究的源泉之一,而且它隨著時間變化生生不息,不斷刺激你產生新的想法。

  過去40年,深圳無疑是中國城市最大的標杆、最讓人驕傲的樣板。它的昨天承擔了很多高遠的歷史使命,今天如果僅靠市場化的自發滾動,而沒有新力量的話,長期看會有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如何以更飽滿的願景去凝聚力量,並向深圳以外的地方發出號召和異塵餘生效應,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以上為南方日報和秦朔的對話)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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