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義後，一群革命元勳談笑風生，聊起對反清革命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人物。
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起兩年前的一個“死人”，說冥冥之中得到他的庇護。
有人回憶說，起義當晚，新軍毫無勝算，差點就黃了。危急時刻，打開了一個軍械庫，發現裡面的武器應有盡有：步槍、山炮、快炮……頓時士氣大振，攜槍帶炮，連夜狂轟湖廣總督署，把總督瑞瀓嚇跑了。
革命，成功了。
此前，職業革命家孫中山搞了十次起義，通通失敗。
誰都沒想到一次計劃外的起義，卻給舊時代畫上了句號。
這是什麽道理？
革命元勳們複盤這次起義，覺得並沒有什麽道理可講。如果一定要講出勝利的必然性，那只是因為：這裡是武漢，是前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苦心經營了十幾年的地方！
冥冥之中，張之洞給起義者留下了豐厚的“遺產”——財柯瑞大量的現錢、軍柯瑞大量的器械、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軍工企業，以及一支高素質、高覺悟的新軍隊伍。
這些，成為革命成功的資本。
張之洞，晚清最後一位名臣，在他死後兩年，卻充當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人生最吊詭的事，莫過於此。
1
張之洞的仕途分野以44歲為界。
這一年，他升任山西巡撫，從京城的清流言官，一下子成為封疆大吏。
44歲以前，他是帝國最著名的嘴炮之一，懟天懟地，懟賣國賊，懟貪官汙吏。
同治、光緒年間，帝國政壇以品性不同分為“清流”“濁流”兩派。
清流是一群翰林和禦史，標榜氣節，喜參劾貪劣官員，對外多主戰。缺點是不諳形勢，放言高論，不切實際。
張之洞是其中一員健將，與張佩綸號稱“青牛角”（清流諧音“青牛”），專門頂人。
濁流則是一些頗具才乾、喜學洋務的官員，對外常主和。缺點是這些人大多為官貪詐。
李鴻章、袁世凱是學洋務最有成績的兩位，因此常常成為清流攻擊的目標。
作為一名清流，張之洞這一時期的得意之作是狂批崇厚賣國。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負責談判要回被沙俄霸佔的伊犁地區。
崇厚這家夥沒有外交常識，對新疆的邊境形勢也一竅不通。結果，伊犁是要回來了，中國卻付出了更大的代價——不僅要割讓伊犁周圍的大片領土，還要賠給俄國人500萬盧布。
消息傳出，舉國嘩然，都罵崇厚喪權辱國。
只有李鴻章還在袒護崇厚，認為應該承認既定事實，不要把沙俄惹火了，不然後果很嚴重。
張之洞早就看不慣李鴻章一味妥協的外交政策，這下一定要懟死這幫賣國賊不可。
他發揮了死磕精神，在一年多時間裡，死死揪住這件事，前後上疏二十餘次，反覆強調三點中心思想：
1、請求誅殺崇厚，不殺無以謝天下。
2、主張進入戰備狀態，隨時與俄國人開戰。
3、罵李鴻章泄泄遝遝，無所作為，丟不丟臉？
他有一段話說得極為在理：
西洋撓我榷政，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
事件最終以崇厚被投入監獄，曾紀澤重新出使沙俄談判，挽回部分權益而告終。
但離張之洞想要的結果，還是差的太遠。
2
在當時，張之洞被認為是理想主義者，李鴻章是實用主義者。兩人時常隔空揮拳，卻分不出勝負。
但是，自1881年外放成為山西巡撫開始，張之洞逐漸跳出清流派，而向洋務派靠攏。
看到張之洞的轉變，李鴻章很得意，曾說了一段話，暗諷張之洞：
天下事為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於人。嘗有極力攻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意思是，以前打嘴炮很厲害、攻擊我最猛烈的那個人，坐到封疆大吏的位子，才知道乾實事是最難的，現在這個人向我求教，虛心得像個小學生。
李鴻章以洋務前輩自居，以為自己吃定了張之洞。事實卻並非如此。
1884年，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任內的作為，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根基。
期間，中法大戰。
張之洞極力主戰，全然不像李鴻章那樣畏首畏尾。他派使者攜帶急信和五萬兩餉銀，去請老將馮子材出山。而李鴻章卻強烈反對起用馮子材，說他年老力衰，不堪大用。
結果，馮子材不負眾望，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
主和派這時想見好就收。
李鴻章責令張之洞停戰撤兵，“倘有違誤，致生他變，唯該督是問”。
這使張之洞很惱火，但又拿他沒辦法。自己的洋務實力遠不如李鴻章，因而無力左右朝局。
張之洞暗下決心，一定要大辦洋務，迎頭趕上不可。
此時，清流派日漸凋零。曾與張之洞齊名的張佩綸，打嘴炮可以，實乾卻不行，在中法戰爭中以福建水師的覆滅祭奠了他的名聲。
只有張之洞，完成了從清流健將向洋務後起之秀的轉型。
3
張之洞憋著一口氣，要與李鴻章一爭高低。
你李鴻章辦洋務辦得好，但辦成了投降派；我張之洞辦洋務，不僅要辦得比你好，還要守住主戰者的底線。
張之洞的內心，大概就鉚著這股勁兒。
他的口號是“洋務為今日要政”，並雄心勃勃地在廣東籌建起槍炮廠、煉鐵廠、紡織廠等大型洋務企業。
機器都訂好了，不料卻接到調令，要他轉任湖廣總督。
接替張之洞任兩廣總督的是李瀚章——李鴻章的大哥。有意思的是，李瀚章跟他弟弟全然不同，他討厭新事物，怕費錢費事，於是，張之洞只好帶了工廠搬到湖北。
晚清封疆督撫大員有數百人，像張之洞這樣肯做事，自討苦吃的，真心不多。
張之洞的偉大在於，無論身處清流還是洋務，都保留了一股死磕的勁頭。
最終，他辦成的事業都很大：
漢陽鐵廠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廠，比日本的八幡製鐵所整整早了七年；
漢陽兵工廠（湖北槍炮廠）步槍產量佔全國的45%，直到抗戰時期“漢陽造”步槍還在發揮殺敵作用；
歷時7年，在武昌沿江一帶布局布、紗、絲、麻四局，成為華中最大紡織中心；
武漢在他手上超越天津、廣州、南京等，成為全國僅次於上海的近代大都市……
毛澤東後來對張之洞有過一個評價，說“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經過這番努力死磕，張之洞已有資本去嗆李鴻章。
1903年，他曾短暫調任兩江總督，期間，他狠批江南製造局“費工多而出槍少”，對國家的武器裝備大局沒有什麽幫助。
眾所周知，江南製造局是李鴻章辦洋務的得意之作，而此時，張之洞憑借湖北槍炮廠的崛起，毫不客氣就把李鴻章踩在了腳下。
李鴻章作為洋務前輩，自然也看張之洞不順眼。
八國聯軍侵華之後，二人常因政見不合而互相謾罵。
當時，李鴻章在北京主持和議，與東西洋十一國代表商議和約，張之洞總是提出不同意見。李鴻章於是對別人說：
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
張之洞聞言，勃然反擊：
少荃（李鴻章字）議和兩三次，乃以前輩自居乎？
這兩句話，在晚清政壇流傳一時。
不僅是對李鴻章，張之洞對曾國藩、左宗棠這些前輩，意念中也是鉚著勁兒。
結果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中的這名晚輩，把自己練成了全能選手：在學問上媲美曾國藩，在洋務上堪比李鴻章，在愛國主戰上不亞左宗棠。
有意思的是，四大名臣中，曾、左、李均以槍杆子發跡，只有張之洞是以筆杆子發家。
4
1900年後，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權勢最重，並稱為“清末三大總督”，又並稱“三屠”。
其中，袁以剿殺義和團，故稱“屠民”；張以好大喜功、揮金如土，故稱“屠財”；而岑則以喜參劾官吏，被稱“屠官”。
其他“二屠”先不說，但說張之洞“屠財”，實在是同時代人對他的詆毀。
辦大事就要斥巨資，這是帝國官員都心知肚明的道理。
張之洞是個辦大事的官員，《清史稿》說他“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在一個官員集體不作為的年代，做大事的人反會被扣上“好大喜功”的帽子，多花錢就會被詆毀為“揮金如土”，這就是所謂“屠財”的由來。
事實上，張之洞所辦的事業，包括輕工業、重工業、教育、鐵路等等，每一樣都要花費巨款，然而從中央得到的撥款卻極其有限，基本都靠地方自籌。
這讓他很發愁，也逼他想出了許多法子。
他在經濟並不是很發達、稅源不甚充裕的湖北苦心經營十幾年，籌款之巨，堪稱地方督撫中超一流的理財能手。
舉個例子，他在湖北曾搞過彩票發售。因為行銷策略得當，湖北的簽捐大票發行了兩期就超過江南義賑彩票，從此暢行南方各省，在清末彩票市場一枝獨秀，前後發行十年，共117期，政府贏利最多時每年可獲“七八十萬金”。
晚清地方疆吏更調很頻繁，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卻幹了十幾年，是什麽原因呢？
不是因為張之洞在兩湖地區盤踞成了地方軍閥，而是當時修蘆漢鐵路（即京漢鐵路）費了太多年時間。路沒修好，他不能走，因為大家都擔心他一走，這條路十有八九就黃了。
這麽費心費力費錢的事，他人不願為，也不能為，非張之洞不可。
你看，張之洞要是生在當代，他就是劉志軍，而且是一個不貪汙、不受賄的劉志軍。
都知道張之洞是直隸南皮人，但他出生在貴州興義府。他父親張鍈是興義知府，克己奉公，兩袖清風。從小，父親就這樣教育他：
貧，吾家風，汝等當力學。
張之洞牢牢地記住了父親的這句話，記了一輩子。
26歲中探花之後，張之洞曾有近十年的時間在各省做學官。
這是個好差事，曾國藩早年在京就曾眼巴巴瞅著外放學政的機會，可以光明正大地賺取灰色收入。
張之洞不一樣，他對這些按潛規則該得的銀兩全無興趣。
他做完四川學政，按例可得參費銀二萬兩，但他辭而不受，搞得連行裝路費都成問題，只好賣書籌錢。
若拿他跟李鴻章相比，其個人操守更遠在後者之上。
40歲生日時，張之洞還是一名京官，手頭拮據，連做生日都是典當了妻子的陪嫁首飾，才有錢辦酒席。
50歲生日時，他已是呼風喚雨的兩廣總督，但生日當天，他關起門來，不接受人家賀壽。廣州計程車紳為表彰他興學育才之功，寫祝壽文，送爆竹，到了總督府，卻尷尬地發現連門都進不去。
有時年關實在挺不過去，張之洞就派人典當家中衣服。
當年，武昌一些大當鋪都有一條規矩：凡是總督衙門拿皮箱來當，每口箱子給200兩銀子，無需開箱驗看，隻照箱數付給銀兩。
開春後，張之洞手頭松動一點，必會派人用銀兩贖回箱子。
張之洞的嫡孫女張厚粲說，家族以耿直清廉為訓，“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當時祖父主張興修鐵路，就是不同意把鐵路修在老家。掌管鐵路修建的官員紛紛把路線往自己老家‘引’，而張公卻偏偏避開自己的家鄉，以明其廉”。
臨終前，張之洞給子孫留下遺囑說：
為官40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望你們無忘國恩，勿墜家風，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
晚清在漢口傳教的英國人楊格非曾寫道：
張之洞在中國官吏中是一個少有的人才。他不愛財，在這個帝國中他本可以是個大富翁，但事實上他卻是個窮人。財富進了他的衙門，都用在公共事業和公共福利上。
5
到了清末，隨著李鴻章、劉坤一、榮祿先後去世，張之洞與小他近兩輪的晚輩袁世凱成為帝國唯二的扛把子。
他倆的關係好壞，事關帝國走向。
1907年9月，七十高齡的張之洞與袁世凱一道被朝廷正式任命為軍機大臣。
此次張之洞進入中央核心權力機關，是深諳平衡之術的慈禧想用他來製衡日漸做大的袁世凱。
袁世凱繼承的是李鴻章的衣缽，其與張之洞的明爭暗鬥，盡人皆知。
不過，與張、李當年的互懟互掐相比，張、袁的矛盾與政見的關係倒不算大。
兩人的齟齬更像是前輩的傲慢導致了晚輩的不爽。按版面分，屬於娛樂新聞，而不是時政新聞。
袁世凱初任直隸總督，曾南下漢口，拜會張之洞，並對張之洞的屬下說：
當今唯吾與南皮兩人，差能擔當大事。
在宴會上，張、袁交談甚歡。宴後，屏退仆從，兩人密談二小時之久，後張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著桌子竟要睡著了。
袁世凱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驚動香帥。
因為袁世凱是總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轅門必須鳴炮，張之洞這才被炮聲驚醒，急忙追出去，追到袁世凱，兩人各致歉意，約定後會有期。
次年，張之洞上京路過保定，回訪袁世凱。結果，在宴席中間，張之洞又“故案重犯”，昏昏入眠，隱約還有鼾聲。
可能是，張之洞因為起居無節，時常在公務活動中打瞌睡。也可能是，正規科舉出身的他，打心底裡瞧不起行伍出身的袁世凱。總之，兩番見面之後，張、袁兩人不僅沒有增進好感，反而無端生出許多不快。
好在兩人都是欲成大事之人，所以在政見一致時還能保持共同進退。
最典型的是廢科舉。當時軍機大臣三人，張之洞、袁世凱兩人表示讚同，王文韶表示反對，兩票對一票，把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給廢了。
慈禧死後，載灃為攝政王，決定為兄（光緒皇帝載湉）報仇，想誅殺袁世凱。
張之洞硬著頭皮，警告載灃說，袁世凱身負練兵重任，羽翼已豐，死黨有力，京師在其掌控之中，倘若處置不慎，則社稷宗廟危矣。
載灃接受了張之洞的意見，這才改變主意，僅讓袁世凱回老家養病去了。
可見，張之洞還成了袁世凱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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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開缺後，張之洞也未能展開拳腳。載灃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張之洞產生重大分歧，二人關係迅速惡化。
張之洞主張消解滿漢矛盾，維護局勢穩定。
但載灃越來越偏重任用滿族親貴，在清除袁世凱勢力時，乘機剝奪、削弱一些漢族官員的權力，同時任命自己24歲的弟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22歲的弟弟載濤管理軍谘處事務。
作為大清的忠臣，張之洞預感到，載灃如此亂來，江山社稷難保。但與載灃力爭無效，他鬱狂氣發，直到嘔血。
在處理一樁鐵路弊案時，張之洞認為載洵、載濤推薦的人選不妥，苦口婆心向載灃說此事“輿情不屬，必激變亂”。
誰料，載灃說：“有兵在！”
張之洞大出意外，對人感歎：“不意聞此亡國之言！”隨後，病情更加嚴重。
在立憲方面，張之洞感到，如不盡快開國會很可能會喪失民心，爆發革命，因此一直力主速開國會。這同樣被載灃拒絕。
這一年，載灃25歲，張之洞逾70歲。
可以看出，載灃未老而頑固不化，張之洞卻越老越開明。
1909年10月4日，載灃去看望張之洞。
載灃走後，陳寶琛進房打探攝政王剛才談了什麽，張之洞只是歎息：“國運盡矣！”
就在這一天，張之洞溘然長逝，享年72歲。
張之洞死後兩年，1911年10月10日，在他苦心經營了十幾年的武漢，爆發了武昌起義，推翻了他生前效忠的清王朝。
他的門生張繼煦解釋辛亥革命為何在武漢取得成功，說：
（武漢）有官錢局、鑄幣廠，控制全省之金融，則起事不虞軍用之缺乏。有槍炮廠可供戰事之源源供給。成立新軍，多富於知識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領導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學生也。精神上、物質上皆比較彼時他省為優。以是之故，能成大功。雖為公（張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機湊巧，種豆得瓜。
辜鴻銘也說：“民國成立，系孫中山與張香濤的合作。”
孫中山則說得更直接，說張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歷史，最終跟這位最後的名臣，開了一個意味悠長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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