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道光帝臨終前秘密立儲的原始檔案，是我國現存的惟一由皇帝親筆所書關於封建皇帝承襲傳位的原始文獻
雍乾二帝皇位更替是清代首次將秘密立儲原則運用於皇位傳承的一次成功實踐，從而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一種新的最高權力交接模式。雖然乾隆帝嗣統不像其父那樣有爭議，但圍繞著“圓明園密旨”，對於雍乾皇位交接時的具體情境，相關文獻的記載卻眾說紛紜，相互矛盾，給後世留下了歷史謎團，至今學界對此問題仍鮮有專門論述。這裡以乾隆朝上諭檔為基礎，綜合其它各種史料，擬對雍乾二帝皇位交接時的幾種不同說法，逐一進行考辨，以圖還原歷史真相。
“圓明園密旨”與乾隆帝嗣統的各種記載
1.圓明園雍正面授遺命說
據《清世宗實錄》記載：當日戌時雍正帝病情突然加重，遂召見莊親王、果親王及鄂爾泰、張廷玉等親信大臣。隨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指示下捧出傳位密旨並進行了宣讀，確立了弘歷（即乾隆）嗣皇身份。弘歷即任命莊、果二王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大臣。此後，雍正帝崩逝於圓明園。由此可見，弘歷嗣皇身份的確立，是在雍正帝崩逝前的彌留之際，通過圓明園密旨，父子雙方直接完成了皇位傳承。
2.乾清宮宣諭傳位詔書說
據《清高宗實錄》記載：雍正帝病危，宣召親信大臣，隨之崩逝於圓明園。返回紫禁城後，弘歷在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的共同見證下，遵照雍正元年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封函的諭旨，繼承了皇位。與《清世宗實錄》相比，《清高宗實錄》絲毫沒有提及雍正帝在彌留之際於圓明園宣諭密旨的內容，隻記載到雍正帝崩逝後，眾人在乾清宮恭宣傳位詔書。
3.張廷玉宣示密旨以正大統說
據《張廷玉年譜》記載：張廷玉當天二更時被緊急宣召至圓明園寢宮，並與先後趕至的莊親王、果親王和大學士鄂爾泰等親信重臣一同向生命垂危的雍正帝請安。翌日子時，雍正帝崩逝於圓明園。隨後，在張廷玉與鄂爾泰兩人的提議和指示下，尋得傳位密旨，進而確立了弘歷嗣皇的身份。但與《清世宗實錄》所記不同，這裡講到圓明園傳位密旨並不是在雍正帝病逝之前宣諭的，而是其死後，在張廷玉等親信大臣的直接指示下進行的。尤其關於尋找密旨的細節，更是凸顯了張廷玉本人在確定嗣皇關鍵時刻所起的重要作用。
4.鄂爾泰獨受顧命擁立說
據《武英殿大學士太傅文端公鄂爾泰行略》記載：雍正帝病逝時，鄂爾泰系惟一的顧命大臣，在圓明園接受了臨終遺命，並連夜赴紫禁城，遵照雍正帝意願，擁立了皇四子弘歷即位，這裡就突出了鄂爾泰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地位。所記雍正帝崩逝時間為八月二十三日夜，顧命大臣惟系鄂爾泰一人，與其它材料均存在差異，應值得注意。
綜合上述各種相互矛盾的記載，加以分析，其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否在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第二，雍正帝在嗣皇人選揭秘時是否已經崩逝。第三，雍正帝崩逝的確切時間是什麽，召受顧命的人員有哪些。
雍乾皇位交接時相關問題考辨
1.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辨疑
筆者認為關於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的事情，其真實性應值得肯定，即弘歷在開啟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封函諭旨之前，已通過圓明園傳位密旨確定了嗣皇身份，《清高宗實錄》系缺載了該內容。對於纘承大統的經過，乾隆帝後來曾追憶道：
“雍正元年，即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內，又另書密封一匣，常以隨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啟視傳位於朕之禦筆，複取出內收緘盒密記，核對吻合，人心翕然”。
上述材料清楚地表明，雍正帝生前曾寫有兩份關於嗣皇人選的詔書。其中一份為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當眾宣布立儲後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的諭旨。
此外，其又“另書密封一匣，常以隨身”，以備不虞。後來，雍正帝病逝時正駕臨圓明園，就首先啟用了隨身的這份密旨，即“圓明園密旨”，回紫禁城後再次宣讀了乾清宮內緘藏的諭旨，所謂“複取出內收緘盒密記”。可見，有關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的這一記載應該是真實的。
此外，《清高宗實錄》中關於雍正帝崩逝後的一系列記載也能說明弘歷在圓明園時嗣皇身份已經確定。
按照慣例，老皇帝駕崩後，確立嗣皇帝的人選是當務之急。如不及時確立嗣皇，不僅會使權力出現真空，導致諸皇子為獲取皇位繼承權產生紛爭，以致兵戎相見，而且也會延誤老皇帝喪事的辦理。因為嗣皇帝在老皇帝治喪活動中居於核心地位，尤其是老皇帝崩逝於紫禁城之外，在奉其遺體還宮前，嗣皇帝要對相關程序作出詳盡的安排。特別是按照禮製，嗣皇帝要先行作為前導，在城門或宮門前跪迎大行皇帝。因此，只有弘歷嗣皇身份被確立後，才能著手辦理奉雍正帝遺體回宮等各項治喪事宜。否則，嗣皇身份未定，決不能貿然護送大行皇帝還宮。按《清高宗實錄》所載，弘歷在奉雍正帝遺體回宮過程中，事實上已確實履行了嗣皇帝的職責。還宮前弘歷對諸王大臣進行了任務分工，其本人則按照康熙帝駕崩時嗣皇的禮儀前導以行。大臣們對雍正帝遺體進宮時迎接地點的奏請，則更加明確了其嗣皇的身份。因此，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的事情應該是真實的，否則弘歷斷不敢也無權指揮辦理雍正帝的相關喪儀。還宮後，內侍將裝有傳位諭旨的封函捧至弘歷前，則進一步證明了弘歷嗣皇的身份。
回到乾清宮後，在莊、果二王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的見證下，宣讀正大光明匾後封函的傳位諭旨，只不過是嗣皇身份已定的弘歷，為明確其繼位合法性所履行的一種形式。畢竟乾清宮的詔書是雍正帝建儲時當眾告知群臣知曉的，較圓明園傳位密旨更為神聖和正式。所以，嘉慶帝君臣在纂修《清高宗實錄》時，大概考慮於此，隻記錄了乾清宮宣諭傳位詔書的事情。
2.嗣皇揭秘時間辨疑
按《清世宗實錄》記載，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發生在雍正帝崩逝前的彌留之際，通過重臣宣讀禦書密旨，父子雙方在圓明園完成了皇位傳承。而如張廷玉所雲，此事發生在雍正帝崩逝之後，系在他和鄂爾泰的提議和指示下，尋得傳位密旨，確立了弘歷嗣皇身份。其詳盡記述了尋找傳位密旨的過程，突出了他本人在確定嗣皇關鍵時刻所起的重要作用。那麽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系《清世宗實錄》出於某種原因肆意篡改，還是張廷玉為突出其個人作用有意作偽呢？筆者認為張廷玉的私人記載應更接近於歷史真相。
張廷玉在雍正帝繼位後，備受倚重，視為股肱，升任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部、戶部。怡親王允祥死後，張廷玉成為雍正帝最為信賴的大臣。雍正八年（1730），“聖躬違和”，張廷玉等受命總理一切事務，如有密旨，則其一人承領。同時，雍正帝又將傳位密旨獨示張廷玉，以備不虞。後雍正帝遺命張廷玉配享太廟，以昭其讚襄之功。有清一代，漢大臣中享此殊榮者唯此一人。可見，張廷玉在雍正朝所處地位非同一般朝臣可比，特別是參與機要事務方面，宗室王公尚不及也。
張廷玉儘管政務繁忙，但一直堅持寫日記，內容大都系其親歷之事，“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於秘冊，不遺一字。”每年冬月，匯總一年之事。所以其記載較它書更為原始，也不易受人乾預，應更具真實性，不類實錄等系後人編纂，且成書之前需皇帝禦覽，所謂“次第進呈，齋肅披閱”。此外，張廷玉本人雖深居高位，卻為人謙和持重，謹言慎行。依照其小心謹慎，不事張揚的性格，他不太可能冒著政治風險，通過編造相關情節，來彰顯自己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作用。反而，他作為總裁纂修《清世宗實錄》時，很可能為突出嗣皇的地位，將圓明園宣讀傳位密旨提前至雍正帝崩逝前，進而採用雍正帝面授遺命，父子之間親傳皇位的方式降低自己與其他顧命大臣所起的作用，以博得新主乾隆帝的滿意。事實上，乾隆帝嗣位後，張廷玉等顧命老臣不惜違背雍正帝遺旨，奏辭輔政之名等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突出嗣皇的地位，防止君臣之間產生矛盾。在君主專製集權下，張廷玉突出皇權的舉動可謂是明智之舉，以致乾隆帝加恩授其為勤宣伯，開清文臣封公侯伯之例。
3.鄂爾泰獨受顧命辨疑
按袁枚的《武英殿大學士太傅文端公鄂爾泰行略》所記，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帝崩逝時，鄂爾泰系惟一的顧命大臣，接受了臨終遺命，並連夜赴紫禁城，遵照雍正帝意願，擁立了皇四子弘歷即位。對於此說法，筆者認為與事實不符。首先，《清世宗實錄》、《清高宗實錄》、《張廷玉年譜》等官私文獻均明確記載到，雍正帝彌留之際，召見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張廷玉、鄂爾泰等多人接受顧命，並且雍正帝崩逝後，眾顧命大臣分工協作，護送遺體回宮。其次，袁枚本人並非親身經歷此事，而系據他人所說，這不免有訛誤之處。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雍正帝病危於八月二十二日夜，崩逝於二十三日子時，其所記八月二十三日夜亦不確。另外，鄂爾泰自從雍正十年內召入閣起，即為保和殿大學士，非武英殿大學士，這進一步降低了其可信度。第三，袁枚與鄂爾泰私交甚好，其所作又是祭文行略，因此在追述鄂爾泰生前事功時難免有誇張之詞，故極可能為凸顯鄂爾泰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作用，略去了其他顧命大臣。綜上所述，鄂爾泰獨受顧命擁立嗣皇的說法不能成立。
雍正帝秘密立儲的特點與意義
通過對上述史實的考訂，我們基本還原了雍乾皇位交接時的歷史真相。即雍正帝病危時，眾親信大臣被緊急宣召至寢宮，接受顧命。隨即雍正帝崩逝，在張廷玉等顧命大臣的提議和指示下，尋得其隨身攜帶的傳位密旨，進而在圓明園確立了弘歷嗣皇的身份。此後，眾顧命大臣分工協作護送遺體返回紫禁城。至乾清宮後，在莊、果二王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的見證下，宣讀了正大光明匾後封函的傳位諭旨，再次確立了弘歷嗣皇的身份。可見，雍乾皇位交接分別在不同地點經歷了兩次揭秘。
縱觀雍正帝秘密立儲，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雍正帝在實施秘密立儲的過程中，至為周詳。雍正帝生前曾親書兩份傳位諭旨，一份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一份隨身攜帶，二者皆為有效。由於時常住在宮外，雍正帝對這份隨身密旨，格外重視，分別告知鄂爾泰、張廷玉兩位滿漢親信重臣，以備緊急時取用。同時，雍正帝還精心選派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與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四人為輔政大臣，通過宗室親王與親信重臣的配合與製約，保證嗣皇初政實現平穩過渡。漢臣張廷玉能位列輔政大臣，且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發揮重要作用，足見雍正帝用人有道，不拘成例，亦見其秘密立儲之周密。
第二，雍正帝的秘密立儲，主要是對皇嗣人選加以保密，以至於弘歷、弘晝二人同日封王，共同參與苗疆事務，兄弟之間基本上保持著平等的待遇，但在其它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公開性。這表現在雍正帝於乾清宮當眾宣布實行秘密立儲，並明確告知群臣傳位諭旨存放於匣內，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隨後在總理事務王大臣的見證下，函封收藏。對於隨身攜帶的諭旨，雍正帝也不保密，反而連函封樣式也告知親信重臣。張廷玉能在雍正帝崩逝後的緊急時刻，迅速指令太監取出密旨以正大統，與雍正帝秘密立儲的相對公開性，具有密切關係。
總之，雍正帝秘密立儲的周密性和相對公開性保證了在突發事件情況下皇位的順利交接，因此具有重要意義。但雍正以後，清帝過於強化秘密立儲的保密原則，反而對皇位交接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一方面從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儲開始，取消了在正大光明匾後收藏傳位諭旨的成例，所謂“是以前於癸巳年，複書所立皇子之名，藏於匣內，常以自隨”，因而皇帝隨身攜帶的諭旨成為了皇位交接的惟一憑證。另一方面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儲時，也沒有如同雍正帝當年於乾清宮當眾曉諭群臣，而只是將已行建儲之事“諭知軍機大臣”，而嘉慶帝生前更是對立儲問題隻字不提。清帝對秘密立儲保密原則理解的僵化，給皇位交接造成了潛在的危害。嘉慶帝暴卒於避暑山莊後，隨行大臣無法及時找到傳位諭旨，使得皇位懸虛數日，即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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