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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汀:回憶我的母校西北師大,同班71人的故事

從1978年到1982年——作者回憶了自己在西北師大的生活、老師同學,和那個年代青春的故事,七十一人,誰人沒有一個獨特的故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詩經》《楚辭》

我們誰也不曾想到,四十年前我們七十一位年齡分列於“40後”“50後”“60後”的“青年人”,奇特地相緣,一起走進大學校門,成為同窗。

同樣,我們誰也不曾想過,四十年後的我們又這般校園重聚,珍念那一段韶華。

我們是西北師大1978年秋班的同學,讀的是歷史專業。如今當自己也有了歷史,才懂得了歷史是多麽蒼茫,多麽迅忽,多麽有趣。

我們回來了。好似一個考古隊,小心翼翼地做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屬於自己疇昔的文物,寫一篇關於自己心靈的論文。

當年教室已變作殘垣遺址——但文科樓之側那棵生存百年的核桃樹依然葳蕤;校園後邊那一片片連畦的白楊苗圃消失了,但依傍的那條黃河依然奔流。

我們回來了。相擁在一起,互視彼此的眼神,喚醒遺忘的記憶,回味那些心底的故事……幾分陶然,幾分感歎。

我們回來了,歡樂亦憂傷。昔日同窗摯友,已有六位離世。帶著思念,相邀他們同行……

“1978” 是共和國高校履歷中一個特殊年份。這年全國所有大學都有兩批新生入校,一批於春草萌發的三月,一批在秋霜漂染的十月;校園裡前者稱之“春班”,後者稱為“秋班”。

由大陸和海洋溫差形成的大氣環流稱作季風——無論夏季風、冬季風,都有氣勢磅礴的偉力,形成暴風雨和海嘯……“文革”後撥亂反正恢復的高考如同一股聚積十年熱能的季風,在改革的風向標下,上千萬青年的“蝴蝶翅膀”掀起了一場令全社會進步的風潮,和一場終結蹉跎歲月實現自我超越的運動。是年參加秋季高考的全國考生達610萬人,錄取40.2萬,錄取率僅6.6%。歷史還有如下記載:1978年甘肅省可招收大學生的大學只有7所,西北師大(甘肅師大)文理雙科12個系的秋季班總共招生835名。

我們班71名同學,每人都成了時代熱氣流中蒸騰的微粒子。

我們知道母校只是一所普通高校,在全國並不顯赫;也知道自己不過是一個最平凡的考生,前有翹楚可追。然而以把握時代機遇、勇於超越自我、追求人生價值理想的精神而論,每位同學都非常了不起,拚搏中釋放了自身最大的能量,發射出時代和歷史精神的耀眼光束。

陳少沛 ,男 ,29歲,已婚,報考時一對孿生女兒不到周歲。蘭州二中68屆高中生(老三屆高一),下鄉插隊三年,後至蘭州模型廠當木模工,手藝不賴,結婚時的三“大件”—— 大立櫃五鬥櫥寫字桌均由自己設計製作,讓目睹者驚羨。雖已“成家有業”,卻因少時垂青文史喜好舞文弄墨,時常抱憾因“文革”斷了大學讀書的念想。複習期間白天上班工作,晚上晃著搖籃哄女兒,伏案溫習到深夜。終以高分錄取,實現夙願。

武敏之,男,31歲,已婚,全班年齡排行“老大”。66屆高三畢業準備高考,“文革”突至,哀歎功虧一簣。 68年先插隊至河西走廊,後調至玉門油礦。蹉跎歲月十年,圓夢之心不泯。要逮住青春的尾巴,把耽誤的時光挽回來。

楊寧瑞,男,16歲,我班“老小”,面孔稚氣未脫,憨厚寡言,卻心存鴻志。甘肅合水縣一中高中應屆畢業,全校221名考生僅有4人被“大本”錄取,文科惟他一人“中榜”。因地理單科成績96分,喜衝衝地報了地理系,殊不知師大地理系為理科專業,由學校調劑招進歷史系。

趙晉梅,女生中“老小”,全班“次小”——16歲半,蘭化一中應屆生。長袖善舞,文藝青年,敏感而多思,心中常懷幾分驕傲。高考中榜,為蘭化一中增光!老師家長均建議讀中文,自己卻想著“不如把歷史課講得像評書一樣有趣”,背著家長報了歷史專業。

范文黎,女,27歲,北京女一中初67學生(老三屆初二),“文革”期間父母挨鬥自己帶著弟妹經歷磨難,“一下子像從大伏天掉進了冰窖”。後去內蒙建設兵團,在“巴顏喀拉”經年累月頂風冒雪挖砂、開渠——“修地球”,卻不屈於命運的安排,考入大學。

黃志昌,男,24歲,甘肅甘谷縣六峰鄉覺皇寺村農民,72屆高中畢業在家務農,受家庭成分連累,生活多有坎坷。1977年報考大學村裡未批,強忍屈辱1978年再報。白天田間勞作,夜晚湊著油燈讀書,夙夜匪懈,志在必得。全縣6000余考生,被大學本科錄取僅26人,文科11人。報志願時想進西南政法學院讀法律,做一名主持正義的法官,祖父卻說“學法律固然好,然稍有不慎辦了冤假錯案,有損先人陰德。還是考師大當老師吧,無大福亦無大害,平平淡淡過一生就好!”遵從祖父訓誨,報了師范歷史系。

李華瑞,男,20歲,甘肅山丹煤礦井下礦工,受過工傷,1974年高中畢業還當過兩年農場工人。五十年代隨父母由四川支援西北來到山丹縣,上大學前20年從未離開過河西走廊,伴著戈壁大漠。少年時做過文學夢,想讀中文系,卻聽從中學語文老師勸告,說歷史厚重,知識寬廣,更有利於搞文學,改報了史學。

……

“山河轉,興高考,憶當年”“攜妻帶子者有之,應屆畢業者有之,放下鋤把者有之,辭官棄職者有之,長幼鹹集,濟濟一堂,各行各業,皆為同窗……”陳少沛同學的詩文,“點睛”出了我們當年的風貌。

七十一人,誰人沒有一個獨特的故事?

對校園的記憶始終是親切的。像洪元基、卜錫文老師1979年為建校40周年寫的校歌,現在不僅會唱,唱起來依然動情——“我的校園在黃河岸上,這兒鮮花朵朵綠樹行行,在花叢和濃蔭之中,科學的春天在蕩漾,知識的清泉在流淌……”

記憶中,四十年前師大的校園算不上有多麽美麗動人。它既沒有那種古色古香或時尚別致的建築,也缺少林木蔥蘢花團錦簇的濃妝豔抹,印象最深的倒是校園那種爽爽朗朗的平坦、巨集闊和端莊,透著一種氣質:淳樸而大氣。

校園很大,從蘭州市安寧區“十裡店橋”向西到師大西邊圍牆,東西長度正好跨著兩個公車站,南北距離少說也有六七百米。但在佔地800多畝的整個校園裡卻沒有一幢五層樓以上的建築,所以視野特別開闊。步入師大正門那個牌樓形三孔門洞,迎面可見一幢造型方正的三層辦公樓,會暫時遮擋一下你的眼睛,但一穿過辦公樓,你會感覺“所有”的校園,豁然開朗地袒露在眼前!左右前方都是闊大平坦的體育場,正面是寬敞筆直的馬路,直對著理科樓前方的升旗廣場,它也是朗朗的一大片開闊地,形似盤旋,也稱之盤旋廣場。理科樓是一幢工字形的建築,橫向極長而高度只有四層,成為視野中的天際線——所有這些都讓人產生一種觀感:我們的校園竟是那麽空曠舒朗,可謂天高地闊。筆者還有一個記憶,從辦公樓走到學生宿舍這一段路,要走得很長,太陽朗照下,似乎沒有遮陽的地方,而同學們就喜歡在陽光的波浪下趟過,甚至索性斜穿半個足球場。球場沒有塑膠之類的跑道,也沒有草坪,只是一塊平整潔淨的黃土地,有時看著發亮的體育場明晃晃地耀眼,好似在看一塊巨大的反光玻璃。無論何時,體育場上似乎都有躍動的身影,踢足球的、跑步的,旁邊還有耍單雙杠器械的,真是永不停歇的青春律動。

相形之下,理科教學樓要比文科樓更富詩意。在樓頂中央,有一個地球儀的造型標誌,所以理科樓也叫“地球樓”。全校所有理科的教室實驗室都集中在這幢樓裡。樓的東西兩端各有一個階梯教室,看著半圓的教室和中央講台,感應著地球儀之下的奧妙,令學子們胸中升騰起一種神聖之感:感動於知識的偉大,感動於老師和學者的崇高。記憶中,只有理科樓才有這種階梯教室,它應該是當年校園裡最為動人的景觀之一吧。

我們最熟悉和喜歡的一條路,是從學生宿舍樓通向文科樓之路。它東西走向,筆直而寬綽,該有一裡多長吧,它是貫通校園中心區域的一條主路,也是一道亮麗的青春風景線。由西向東先經過盤旋廣場,左手可見廣場中心基座上高聳的旗杆,右手便是莊重大氣的理科樓正門。再徑直前行,路線依舊筆直,不過兩側出現了陪伴的高高的榆樹、洋槐和白楊樹,雖說樹木可以遮陽,卻沒有形成濃蔭如蓋的“天穹”。陽光瀉過枝葉,樹下光影斑駁。林木之側,常點綴著一些迎春、碧桃、玫瑰類的花叢,由於較少,並不覺得顯眼。蘭州乾旱冬季寒冷,校園裡少有常綠樹種。學校有意識地美化壞境,那些年從興隆山一帶移來不少雪松、翠柏,植在各處。

這條路再向東,左前方就可看到文科樓了。但不能不先提到路線左側的另一片球場,這是個活力四射的地方!包括一個燈光球場和數個籃球場、排球場都連在一起,究竟有幾個已經記不清了,總之感到一大片球場相連。每到下午自習課結束,球場上龍騰虎躍,籃球擊地的聲音、哨聲和喊叫聲不絕於耳。在1979年全校籃球聯賽上,我們歷史系秋班籃球隊過五關斬六將,最後與化學系對決,第一次奪得了全校冠軍!那場球打得激烈精彩,掌聲喝彩聲不斷,兩個系的男女同學都來觀戰,當啦啦隊。等到終場哨聲響起,我班激動的男生衝進球場,將奪冠立功的王原同學抬起來拋向空中,一次又一次。

文科樓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建築,呈凹字形,坐北朝南,正面三層 ,雙側只有兩層。雖說外觀上看它不顯得高大,形狀方正又普通,但樓內走廊寬闊,教室更是高敞明亮。我們歷史系秋班的教室就在一樓101室,在此一坐就是四年,情感很深。它是我們心目中的知識殿堂,是我們寄托著理想,留下青春的嚴肅與快樂的聖地。當年師大文科共有五個系,文科樓一樓西側是歷史系,東側是中文系,二樓是政教系,三樓是英語系。只有教育系不在文科樓內。

在文科樓北邊不遠處,便是學校圖書館。圖書館也是一幢造型方方正正的三層建築,一樓二樓都有很大的閱覽室,設施同樣比較簡樸,木桌木椅。但明顯供不應“需”,平時下午自習課和晚自習時間,都坐得滿滿當當,來得稍晚就找不到座位。當年同學們讀書如饑似渴,不到學校規定的關燈時刻,教室和圖書館裡永遠都坐滿了伏案苦讀的學生。教室和圖書館的燈光,是學校的一處美景。到了窗欞燈光次第關閉的時辰,人影綽綽,無聲地晃動在回宿捨的路上……母校圖書館藏書很多,據說“文革”前就達到六十多萬冊。我們在閱覽室能看到全國所有省一級的報刊雜誌和各大學的學報。記得大約在1981年圖書館舉辦了《館藏珍本善本古籍展覽》,圖書館文獻部主任朱太岩先生還親自為歷史系學生講解,讓我們大開眼界,懂得了何謂孤本、珍本、善本古籍的常識。展品中不僅有百年以上清代線裝版本的甘肅地方志,我們還見到了出自莫高窟藏經洞的敦煌文書和經卷。

理科樓正門前盤旋廣場的右前方,有一大片樹林,乃是校園裡頗有情趣的景地。因為這片並不茂密的樹林,竟是“一水”的棗樹!同學們經過這裡,總喜歡抬頭望去,初夏裡看棗花,而秋天就想看看有無果實。這片棗樹林何時而栽,有無有趣的由來?當年幾乎無人問津。但在清晨和傍晚,總能看到在樹下朗讀的學子。自然,文科樓凹形的豁口,也是一處難忘之地。那裡有許多樹木,特別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樹枝繁葉茂。這棵樹距我們教室很近,就在歷史系春班的102教室窗外。有許許多多的次數,同學們搬著椅子圍坐樹下,複習和討論。幾十年後我們聽說文科樓拆除,在原地建了一座花園,那棵延綿百年的核桃樹,依然“健在”,成為母校“懷舊”的名勝。路過此地,自然產生一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聯想。

當年的學校大禮堂,也是非常普通的一棟建築,造型方正而簡約,內部設施樸實而無奢華。陳舊的絳紫色長條木椅,牆壁兩側,也是用手拉而關合的木窗。大禮堂是經常舉辦學術講座的地方,在這裡我們聽過北京大學吳小如教授講授中國古典詩詞、日本早稻田大學藤枝晃教授講敦煌學、華中師大教授張舜徽講中國古代文獻學等。反而大禮堂倒很少放映電影新片,同學們想看新電影必須走上一段很長的路,出校園東側的小門,翻過一個很深的水溝爬上坡,到十裡店街道電影院去看。日本電影《砂器》《生死戀》;墨西哥的《冷酷的心》《葉塞尼婭》;國產影片《牧馬人》、《少林寺》等等,都是在十裡店影院觀看的。

歲月如水,校園的很多情景都已淡忘,卻也有幾多珍藏在心。筆者常常懷念沿著校園西牆外側向南的一條小路,小路兩邊是連畦成片的白楊樹苗圃,和縱橫流淌的水渠。順著幾分幽靜的小路,步行約十多分鐘,就能看到奔騰東去的黃河。有時傍晚乘著彩霞未落,三三兩兩的同學會沿著小路散步,徑直走到黃河岸邊。站在高而陡峭的堤岸上,聽水聲喧響,目送激流遠去……

1982年秋天我們畢業。大約在暮春一天,全班參加了一次校園植樹活動。這是不是學校有意組織的畢業留念活動?已然記不清了,有些細節卻深留在筆者腦海。植樹地點在大禮堂北側,種的是白楊樹,在一起植樹的老師和同學有趙吉惠、王淳、康蓉華、袁本愉、廉李章、李華瑞、張棟等人。我們一起挖土,植上樹苗,培土澆水。王淳說“種一棵樹吧,留個紀念!” 華瑞和張棟連聲說“很好很好,苟富貴,毋相忘……”到底是學歷史的,脫口而出的便是《史記·陳涉世家》的話語。

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白楊樹安在乎?該增加了多少年輪, 有幾分蒼鬱了吧。

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先生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母校雖說位於祖國西部邊遠地區,但同樣是一所師資雄厚、學風優良享有美譽的高校。1979年12月我們參加建校四十周年校慶大會,就略知西北師大原來與北京師范大學有同體傳承關係,是在上個世紀抗戰期間西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基礎上形成的,它也是祖國西部地區最早的一所師范院校, 1958年之前屬於教育部直管的六所重點高等師范學院。我們在校期間,學校多位教授學者在各自的學科成就斐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如生物系孔憲武教授、中文系彭鐸教授、教育系李秉德教授和我們歷史系的金寶祥、金少英教授等。

我們有幸在一個特殊年代與老師們相逢。那時結束“文革”不久,改革開放序幕初啟,“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開始成為引領時代動人心魄的命題,一方面甩掉了壓抑已久的“臭老九”帽子的老師們,恢復了自尊自信,視為“第二次解放”,以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重登講台,同樣以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對待高考入校的新一代大學生,視之“孺子可教”;另一方面,學生們飽含激情地熱愛學習,要把耽誤的歲月補救回來,也發自內心地對老師們充滿崇敬感恩之情。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師生們心脈相通,體悟到共同的追求與祖國的進步血肉相連,個人的價值將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中得到體現。這種基於真誠理想的情懷形成的“教學相長”是那個時代真實的歷史,不知給我們留下了多少讓心靈感動的記憶。

歷史系是母校的傳統優勢學科,有十五六位老師先後給我們教授專業課。記得教中國史的老師有金寶祥、陳守忠、王俊傑、劉熊祥、吳德煦、潘策、趙吉惠、郭厚安、宋仲福、任效中、張海聲;教世界史的老師有吳英貴、張同昭、張淡雲、張紹卿、劉化明、丘少偉、洪聚堂、張培德;還有李慶善、牛得權、趙熒老師講授中國古代文獻;劉方義老師教授中學歷史教學法。相隔四十年了,老師們授課的情形與風采,我們至今留在腦海,栩栩鮮活。

金寶祥教授,我們的系主任,隋唐史專家。當年六十多歲,鬢發花白,神情文雅而肅穆,兩眼炯炯有神,平時不苟言笑,但講起話來深沉亦富有激情,有一種強烈自尊和個性彰顯的大學者氣質。他是浙江蕭山人,保持著南方人的習慣,衣著簡樸又清清爽爽,常穿一件藍布上裝,領口露出白棉布襯衣,洗得非常潔淨。製服左胸前總喜歡佩戴師大的紅色校徽,莊重而醒目。這個微小的細節於不經意間傳遞出他對學校與職業的熱愛,感染著學子們的敬校愛校之情。

我們很喜歡聽金先生講課。先生193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是陳寅恪、錢穆等名師的弟子。他幾十年做學問,對隋唐史和對中國封建社會人身依附關係之演變形成了獨到的學問體系。金先生講歷史課很富有理論色彩,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哲學意味。他強調史學工作者要有強烈的歷史感和時代感、將歷史現象納入歷史演變總進程中觀察,進行總體和全局性的研究判識,從中發現歷史邏輯。“學貴自成體系,鑽研應有重點”,正因為對歷史整體性認識不可一蹴而就,金先生對我們多有告誡:要勤奮讀書,惕厲動筆,慎於發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金先生開始研習馬克思主義,讀過五遍《資本論》,以及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成為篤信唯物史觀的歷史學者,他在我們班講課時,詳細講述過自己接受馬列理論的經歷與體會,一往情深。記得金先生傾心講述封建社會人身依附關係的變化規律,引用大量史料來反覆對比,闡述當封建國家與民眾人身依附關係強化時,私家大戶門閥與民眾人身依附關係就會弱化;反之,當私家大戶門閥與民眾人身依附關係強化時,國家與民眾的人身依附關係就會弱化。先生的觀點具有歷史辯證的哲學高度,但為什麽是這種研究思路?得出如此結論對認識歷史規律有哪些重要價值?我們當年體會不深。以後逐漸知曉,金先生主張以《資本論》的研究方法為密鑰,從抽象到具體,闡明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他認為馬克思解剖資本主義社會是從商品細胞入手,而剖析中國傳統社會應該以人身依附關係為重點,因其關係乃是封建社會最普遍的關係,“最內部的秘密”和“隱蔽的基礎”。

經過“文革”教訓及思想解放運動,此時師生們的思想充滿了反思與批判精神,獨立思考意識增強,消除“文革”極左意識形態對歷史科學的損害,即使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亦出現多種理解,不乏疑問。特別是出現了強調人道主義立場防止人性異化的思潮。因此在歷史學者的心目中,如何教授歷史並非一件易事,需要正本清源的研究和撥亂反正的勇氣。金先生為我班講述唐代均田製專題時,明確提出了應該加強研究歷史長河中“人”的問題,他引用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的論斷,說“歷史學科除了探索發展規律,還要說明人是最高原則,歷史是波瀾壯闊的,人是歷史的主體”。先生進行反思說道“自己過去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講歷史‘經濟’變化時(如均田製)隻講了‘物’的規律,明確表示再研究幾年後,不這樣講了”。先生的這些認識,讓我們耳目一新,肅然起敬。

把歷史課講得很理論很深刻,啟人心智,具有哲學意境只是金先生授課的一個特點,但他腹笥豐贍,又把課講得異常豐富多姿,具有美的感染力,體現了另一種思維與表述。記憶中金先生應邀為我們講過隋唐佛教,就讓學子陶醉入迷,他信手拈來,打比方說佛教與禪宗一派的區別 :“佛眼在有神與無神之間,而禪宗像卻在揚眉吐氣;佛教教人相信現象世界即幻影,求得心中涅槃,而禪門祖師叫人做本分之人,這與佛學毫無共同……”課堂上金先生還講過自己學習歷史的經歷,其中之妙悟引人入勝。他說自己對唐史的興趣,乃從唐代放風箏開始。唐代盛行放風箏,可以通過放風箏去偵察敵情,風箏是西域的東西,元宵節掛龍燈彩燈相當風行,自己對此產生好奇,覺得這些為何與西域一致?於是舉一反三展開了研習。金先生對自己的老師陳寅恪、錢穆備加推崇,充滿情感,他打著手勢講述老師講課的風采,情不自禁地陷入回憶說“陳寅恪先生眼睛不好,總閉著眼睛講課。陳先生是從唐詩開始研究唐史,他的精神很有感受,一個初中畢業生,家境不錯,但不上學,自己學習研究,遊歷歐美……終成大家。”回想當年聽金先生講課,仍然能體味到那種陶醉之悅。

……

陳守忠副教授解放前參加過學運,時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他講課很有氣勢,一口濃重的甘肅通渭鄉音,聲調時而高亢時而低喑,所有的話好似從心底吟出的秦腔台詞。記得他講授宋史選修課,對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柳永的《雨霖鈴》倒背如流,聲情並茂:“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讓我們非常佩服,恍然間領略了文史不分家珠聯璧合的意蘊。

吳德煦先生給我們講授原始社會和先秦史,他曾長期在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一線工作,參加過多項遺址發掘,授課中多採用自己考古實例與親身體會,讓學生身臨其境,不僅了解歷史脈絡,也學到許多考古學常識,對陝、甘、青海地區的“半坡”“馬家窯”“半山”、“馬廠”彩陶文化留下鮮活的記憶。

潘策先生講秦漢史,他備課充足,總是帶著厚厚的一摞自編講稿,卻並不照本宣科,站到講台之側,走來走去,滔滔不絕,手勢豐富。遇到要點,先生就在黑板上寫字提示,反覆強調。記得他引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內容講述秦代律法,強調這是不容置疑的秦代法律文本,2000多年前的秦代竟有“環保”的森林法。潘先生還生動地講述過漢初文景之治的輕徭薄賦,用司馬遷之語動情地說“天下苦秦久矣……”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階段頭緒最亂,小國及地方政權林立更迭,加之少數民族關係絞纏,捋清時空關係不易,給學習帶來難度。王俊傑教授為我們講授魏晉南北朝史,在先生語速徐緩聲調溫和的講述下,把紛繁的歷史線索交代得極為清晰,綱目了然,並提示出課後深入學習的要點。結課考試時,王先生居然未出考題,讓學生獨立思考自定題目撰文一篇,這讓我們頗感意外,覺得王先生別具一格,非常高明。

劉熊祥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他當時就有一本幾十萬字的鉛印成冊的教材。用《矛盾論》中關於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關係以及相互轉化的哲學觀點,詳盡分析1840年以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講述帝國主義入侵引起的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的關係,這是先生長期研究的史學成果。儘管這些主要觀點和歷史脈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已被反覆宣傳形成概念,學生們並不覺得新穎,甚至產生幾分乏味感,但劉先生講課中自成系統地思考,涉及史料的廣泛性(其中涉及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和晚清的海防等),仍然讓大家頗有受益。劉先生 “湘音”濃重,不易聽懂,但先生講課充滿激情,氣宇軒昂。盛夏季節,往往一堂課中,先生汗流滿面,拿手絹不停擦拭,卻激情絲毫不減。

為我們講授宋元明清史的是郭厚安先生,他板書漂亮,講課綱目簡約清晰,史論結合,要點突出,邏輯嚴謹,這與郭先生長期從事中學中國史教材的編撰有關,對歷史要義常在思考斟酌之中。先生還兼任過我們秋班的班主任,對同學們稔熟,寄予厚望。結課時先生相贈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三境界說,期願學生登高望遠成大器,做學問“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肺腑之言感動了全班同學。

牛得權先生教中國古代文獻課,他語言詼諧俏皮,頗具喜感,常喜歡在正課前來點引子,說些自己對人生及學問的體悟,也針對學習中發現的問題,針砭一番,忠言“辣”語,有漫畫的效果,常常讓我們忍俊不禁。開場白之後牛老師便正襟危坐,言歸正傳,講起“武王伐紂之牧誓”(我們古文獻的第一篇)、“董狐秉筆直書”的等文獻典故,話語鏗鏘有力:“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千夫長,百夫長…比爾乾,利爾矛,予其誓……”

宋仲福先生講黨史,他努力體現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重視撥亂反正後黨史研究的新成果,大膽而沉穩地講述歷史經驗與教訓,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記得先生為我們專門講述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歷史問題的決議》,尖銳地分析了“文革”造成劫難的沉痛教訓;還講述過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主席提問“歷史周期率”之事,引人深思。

……

大學前,我們對世界史的了解微乎其微,世界史幾乎可說是一門“全新”的課程,它開啟了一扇窗,供我們在時空上同中國史比較,理解與感悟人類歷史的異同。吳英貴先生講古代史,嘴角常帶著一撇深匿的微笑侃侃而談,從“尼安德特人”“克魯瑪農人”,到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瓦爾納種姓制度: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旃荼羅)……。張同昭先生講古埃及史,先生是我班張蓮同學的父親,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那時先生身體患病羸弱,但堅持上課,他聲音細弱,卻見功底深厚,不用講稿,只需一張卡片,豐富的史料與觀點全裝在腦子裡。張淡雲老師講授兩河流域文明的古巴比倫王國,從“漢謨拉比法典”,到美索不達米亞——《聖經》中的“伊甸園”,一板一眼,重點突出。張培德先生講二戰以後的世界歷史,聲音響亮且激情飽滿,當時按三個世界的劃分講述戰後世界趨勢,強調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式微之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成為人類世界發展的新主流。劉化明老師娓娓道來意大利文藝複興前後的歷史,她重視教學互動,組織了兩次課堂教學討論,還召集同學們參與編寫世界史詞條……

記憶中當年母校世界史師資力量不比中國史雄厚,但教學科研究活動卻分外活躍,生氣勃勃。1978年11月,就和上海師范大學、複旦大學、山東大學等十三所高校聯合編寫出《世界中世紀史》(試用本),這是很了不起的碩果。是時有關世界史的書籍、工具書很少,我們卻能夠在本系資料室購買到相關資料,諸如《世界歷史大事紀年》、《經典作家論世界古代史》、《經典作家論世界中世紀史》等,這也是世界史教研室老師們努力的結果。 1979年暑假由西北師大歷史系承辦了全國性的高校“世界現代史學術討論會”,在當年亦算一樁大事,說明母校世界史教學在學界的影響……

歲月易逝,師恩難忘。無論多久。

“夫學業在勤……”

我們大學時代的主題就是發憤學習。那是一個因為學習而倍感美好幸福、因為追求真才實學而體悟人生價值的年代。全社會渴求知識的集中爆發,在大學生中得到最高漲的體現。然而回憶更讓我們驕傲的是,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自白:那時候的崇尚知識雖然和改變命運有關,但與升官發財的意圖無關;追求知識與發憤苦讀有關,但與弄虛作假投機取巧無關。

潘衛平同學這樣回憶:“那時的我們,似一團乾渴已久的海綿全力吸取知識……一副要在最短的時間裡讀盡天下書的勁頭,那叫一個生猛!”盧世雄同學在《大學之與我》回憶寫道“我和所有的同學一樣無比珍惜這一難得的機會,一門心思沉潛於學業之中。每天的生活三點成一線:宿舍——教室——圖書館,許多星期天也是如此……” 徐斌同學則感歎大學和研究生時代(1978-1985)是舒暢而“自由呼吸的日子”,說自己趕上了幾十年中最幸運的一段時光……

雖說全班同學年齡差距大,文化基礎和閱歷不同,天資亦有差別,但無人小覷身旁發憤讀書的同窗。史學是一門很有難度的學問,記憶力、思考理解能力、表達能力和綜合知識面等因素都影響著學習效果:年紀大的同學理解和表達能力可能略勝於年少者,但記憶力強、干擾少、精力更集中、讀書更具銳氣卻是“小同學們”的優勢。故無論“長幼” 各擅所長,誰要想博得優異成績,皆非輕而易舉,都要承當學習壓力和競爭的考驗,“在自信與自卑”(王希恩語) 的矛盾中奮進。

以欣賞的眼光看待他人的進步,鞭策自我,是當年學風良好的一個突出特徵。

每逢期中期末考試,成績總有高低,結果公布後,大家都會對照優勝、分析問題,黽勉自勵。經過“大一大二”的多場考試下來,班上總有七八位同學常居高分段位,名列前茅:女生有范文黎、沈喜華等;男生有王永曾、盧世雄、徐斌、李華瑞等。英語考試中牛國巍、張棟、楊子慧、劉小琴時有領先。王希恩、馬愛平、張森等人的單科(包括公共課)成績也有優異表現。范文黎同學敏而好學,一絲不苟,毅力頑強,每門考試都獲高分,而且長盛不衰,實在不易。她的課堂筆記記得極好,不僅綱目清晰,而且內容詳盡,據說老師所講有言必錄,下課後再經一道整理,思考提煉,在旁邊注明要點,到了考試前還要深度複習,總之要讓史料和觀點諳熟於心,可謂功夫不負有心人。為此李華瑞、楊子慧同學還專門請教,學習她的課堂筆記,改進自己之不足。王永曾同學上學前當過中學老師,文化基礎扎實,頭腦聰明,條理清晰,無論考試或討論問題,都能緊扣要點,分析透徹,層次分明,表達準確,同學們都感歎他深得學習之肯綮,常獲事半功倍之效。盧世雄讀書能下苦功,在學好功課同時,還不斷閱讀各種文史書籍,細品深悟,壘積學養。為了讀書,他在經濟拮據的境況下擠出生活費用,購買了《史記》《資治通鑒》《說文解字》等書籍。而年齡只有十七八歲的沈喜華同學能在多門考試中屢獲佳績,脫穎而出,令同學們刮目相看,推測這位平時言語不多悶頭讀書的“小女生”必定付出了比諸位“師兄師姐”更多的努力,並另有“內秀”未知……果不其然,在一次班級學習交流會上,小沈靦腆地講道,學了老師的課,當天就再溫習“消化” 一遍,加深記憶理解,變成自我的東西,絕不過夜。此方法自然也是一種特殊悟性加上雙倍的勤奮使然。小沈和張棟不約而同還有以記日記來強化學習效果的辦法,不同凡響,也引起同學們的好奇。

考分吸引眼球撥動心弦只是其一,多數同學都能以平常心對待與“高分”的差距,以長遠目標為動力,自我設計,尋求學習實效與發展潛能。有的同學找來“並不流行”的錢穆《國史大綱》、岑仲勉的《隋唐史》及古文獻名著《管子》、《資治通鑒》、《史記》、《世界通史》(〖美〗海斯、穆恩、韋蘭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等書籍閱讀;有的則喜歡研讀哲學、經濟學、宗教著作《資本論》《培根論文集》、薩特存在主義的代表作《存在與虛無》、《聖經》、費爾巴哈的《宗教的本質》以及創辦不久的《國外社會科學雜誌》等;更多的同學都在廣泛涉獵久違的世界文學名著《九三年》、《悲慘世界》、《復活》、《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短篇小說集》《大衛科波菲爾》《戰爭風雲》《歌德談藝錄》……《傅雷家書》以及風靡校園的《十月》《詩刊》等文學雜誌。還有同學已開始憑著自己的學習心得,大膽嘗試論文寫作。如張蓮、王淳同學目光獨特,寫出了《關於漢朝和迦膩色迦的關係問題——對的一處質疑》,通過將中國歷史文獻與辛吉、班納吉著述的《印度通史》對照學習,質疑《印度通史》涉及古印度貴霜王朝與中國漢朝一場戰爭的記述有誤,大膽提出迦膩色迦(貴霜王朝君王)同漢朝班超之子班勇的那場戰爭並不存在,應予以糾正。又如李華瑞寫出《控制農業人口是當務之急》、馬愛平寫出《探討我國科技落後原因促進科技高速發展》、徐斌和李汀寫出《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再探討》等,這些習作都收錄在學校編輯的《學生論文集》。

聽各類學術講座也是大家極為重視的學習方式。時值改革開放初期,學校開始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來校學術交流,機遇難得,深受師生歡迎。如像美籍華人生物學教授戈定邦來講《美國近二十年來的教育情況》、北京外國語學院楊周翰教授講《外國現代文學》、山東大學劉明翰教授講《世界史研究與解放思想》、蘭州大學高爾泰講《美學》等等。上述許多講座都是其他系科舉辦的,但我班的同學珍視機會,跨系踴躍參加,有時座位不夠就站著聽講,認真做好筆記。另外班上有的同學還擔任了《中國青年報》《蘭州青年報》的特約通訊員、特約記者或特約作者,擠出時間采寫發表各類通訊報導和評論,或者從事文學創作,鍛煉自己的文字寫作能力……記憶中有趣和耐人深思的事情還有,班上年少而稚氣未脫的兩位女生,卻最喜歡研讀高深的宗教、哲學大作:蔡雁輝研讀的是《聖經》,以至畢業論文都選擇了論述基督教文化為題;趙晉梅反覆精讀的是英國唯物實證主義哲學家弗蘭西斯的《培根論文集》,自覺獲益至深。儘管當年並不熟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為“讀書治學”的崇高境界,但在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大環境下,莘莘學子實際上在向此方向挺進。青春芳華與高深的思想就如此自由地契合……

四度春秋,同學們並非隻知刻苦讀書。昂揚的青春風貌,還突出地體現在熱愛文體活動上。曾記否:王原、李宇偉、程小成、馬靖宇、徐斌、戴德強等組成的班級籃球隊蟬聯三屆全校冠軍(不含體育系),可獨自代表校隊外出“征戰”,屢獲佳績。王原前鋒速度快,切入籃下屢屢進球,跳投兩分極準! (當時籃球規則中沒有三分球一說)是得分高手;大李身高又靈活,控制籃下一把抓 ;程小成年紀最小卻是優秀的中鋒掌控全局,他速度快彈跳高,勇猛又靈活,眼觀六路傳球到位,有點三國中驃騎將軍馬超的架式。由徐斌、李華瑞、王永曾、王毅組成的我班乒乓球隊,也一路“斬關奪隘”,拿下全校團體冠軍(不含體育系),徐斌還獲男子單打亞軍(冠軍是化學系的籍志軍),我班三位同學同時被選進乒乓球校隊,參加了1981年蘭州地區高校乒乓球聯賽;劉洪遠同學是學校足球隊前鋒主力;馬靖宇同學籃、排球技藝雙優,同時成為兩支校隊的成員。李方明、竇原坪單雙杠技能過人,方明縱身一躍上杠的矯健身姿,如同鯉魚打挺!更有單腿跨杠輪盤轉的精彩動作,常引得圍觀同學喝彩。1980年冬,學校在文科樓南側建了滑冰場,舉辦了全校滑冰比賽,王吉普、劉洪遠和筆者參加了300米速滑項目。毫不誇口,筆者的速滑姿勢相當正規瀟灑(呵呵),速度也快,為觀眾稱道,但剛學滑冰不久的劉洪遠卻能把冰場當“賽足球”,跌跌撞撞向前衝,“那叫一個生猛”速度居然也跑至前列。

巾幗不讓須眉——在全校田徑運動會女子2×400米接力跑比賽中,我班的王美英、康蓉華、趙晉美等女生英姿颯爽,跑出了氣勢,贏得佳績。尤其輪到王美英和小趙接棒,關鍵時刻奮力加速,超人搶先,引爆一片熱烈掌聲交織著 “美英加油”的呼喊!在百米短跑、手榴彈、標槍項目中,小趙更是一馬當先,連續創造了第二、三、四名的好成績,拿了不少獎狀。趙晉梅還是全校皆知的舞蹈人才,1981年代表學校參加了全省大學生文藝匯演,主演的舞蹈節目獲得了二等獎。載譽歸來,邁著舞蹈的八字步,走在校園路上,靚影閃光。

我們班是一個自由、歡樂、激情的群體。按說各類文藝人才並不比其他班級更具實力,但憑著發自內心的真誠、學歷史培養的認真、飛揚的青春激情和團隊的情懷……在各類聯誼活動中,並不輸於他人。趙晉梅的舞蹈、張棟的笛子獨奏是大家公認的優秀保留節目,以後又殺出黑馬——宋大軍的男聲獨唱《三套車》,音質是那麽透亮,情感深摯,還可用俄文演唱,更具魅力;劉波的國術表演——虎步生風,動如脫兔,躍如霹靂,出拳踢腿,勢不可擋!讓大家突然感到了這位平時君子風格的小個子同學的精氣神,居然有那麽奔狂,預示著勇往直前的超越!記得“大四”時一次歷史系有三屆同學參加的聯歡會上,由張棟擔任指揮,我們班部分同學合唱了兩首歌曲:一首是由筆者作詞、張棟譜曲的《前進,新時代的大學生》,歌中唱道:“祖國祖國,我們的母親,振興中華,青年的責任。未來未來,美好的前景,實現四化,神聖的使命。大地將刻上我們開拓的腳印,長空將留下我們奮鬥的身影……”毫無疑問,這是一首隻演唱過一次就永遠銷聲匿跡的歌曲,但為了這首歌,我們多次修改,排練演唱,充滿激情;後一首歌,是當年家喻戶曉的電影《少林寺》主題歌——《少林少林》,一唱起這首歌,全場共鳴,合著節拍。直到今天每當我們一想起這首歌熟悉的曲調和歌詞,也會情不自禁呼之欲出:一個要當好漢氣貫長虹的音樂主題,從那時就落入我們心底……

還有些自編自演的節目記憶猶新:張森、景振基表演的雙簧啞劇《約會》,令人捧腹大笑!抹雪花膏,拿照片,寫情書的一連串動作,可謂現代高級幽默,妙不可言。楊子慧、李華瑞表演的啞劇《一見鍾情》同樣惟妙惟肖,楊子慧被大家“點評”為最佳醜角演員。若論書法,王淳、張文淵、王毅等最為突出,在班級或歷史系的黑板報上,常能見到他們或端莊或秀麗的筆跡。

……

如今,鬢發染霜的我們想請歲月回答:這些青春的故事,是屬於曾經的我們嗎?為何回憶會讓我們突然心靈怦動,眼睛發熱?

1982年秋,我們畢業。揚帆遠航,無問西東。

時空相隔四十年……就在不久前的六月,在深圳龍崗區“四季花城”小區一套不大的住房裡,劉小琴安靜地坐在桌前,敲擊著鍵盤,一字一句地校對自己即將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等待九月》。 詩中寫道;“長長的一生/只有薄薄的一本詩集/ 屬於自己”“生活多麽具體/每時每刻在細節裡/細節逐漸乾枯/抽象成史書……”退休前劉小琴是深圳筍崗中學歷史課高級教師,退休後在社區雜誌《家園》做志願者,編輯他人的詩文,也咀嚼回味自己的歷史人生,深鬱的情感化為詩的繆斯。詞語撼人;蔡雁輝的住處距劉小琴不遠,今年適逢“花甲”亦辦退休。和大學時代相比,曾擔任過龍崗區教育局黨委副書記的小蔡變得幹練、爽朗,健談。無獨有偶,小蔡如今亦在“與詩同行”,選編著自己的第二本詩集。她的詩更多地蘊含明媚的情調,直抒胸臆,她讚美同學情誼:“…我們是最好的學友同窗……命運讓我們天各一方/歲月讓我們變了模樣/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時光/我們的眼睛就會發亮……”而喜寫古典詩詞的劉希順同學則以《水調歌頭》抒懷 “……當年月/熬夙夜/校園酣/落花流水春去/極目憑欄/思緒翩翩依舊/鬥轉星移幾度/大地走雲煙……”。

看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意,絕非隻屬於年輕人的專利。

當年我們“78”班(82屆)大學畢業時還實行國家分配製(這種產生於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學生分配製一直延續到1995年結束)。一方面國家亟需人才,大學生受到熱烈歡迎和重視,人人都有一份工作可做,另一方面除了學生自身條件外還受諸如省屬院校局限、考生地區、戶籍、是否帶薪、家庭條件等多種因素製約,使得許多同學未能按心儀就業,一些具有學術潛質熱望留高校教書研究的同學更是心存遺憾。四年的歡樂告一段落,命運的考驗又在面前。

“ 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求索”……

回溯往事, 我們七十一位同窗的大致走向如下:

第一方陣,有四十多位同學先後擔任中學歷史教員。如今已然桃李芬芳,弟子天下。這些同學也許在社會上默默無聞,但是教書育人,辛勤耕耘:靜靜地做自己,無愧於心;默默地為他人,功莫大焉!如陶行知先生所言:“在教師手裡操著幼年人的命運,便操著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王林子,回到故鄉甘肅甘谷縣一中教歷史課,一教就是27年,從初一教到高三,為學校屢創佳績。體魄健碩堂堂男子漢形象的林子老師,待人謙虛寬容,對學生溫和耐心,唯對教學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評為高級教師後又被評為甘肅省特級教師。2009年林子擔任了主管教學的副校長,一直到乾到退休,擔任這所省級重點中學的副校長後,忙碌中一直未脫離歷史教學,他說“我心裡很喜歡教書……”。一起畢業回到天水地區的同窗好友黃志昌,分配去了條件較差的漳縣中學,經歷了“…離親別友進山城/人生地疏憑誰訴/孤燈空對到天明”的苦悶階段,但他未在困苦中低頭,一步一個腳印搞好教學, 1995年就被省教育廳評為全省“高中畢業班會考先進個人”。他以自己任教三十四年的心血,兌現了自己上大學前的承諾,雖“無大富亦無大貴”但求年華未虛度——做了一名具有真才實學的中學老師……

過去聽老師講歷史,現在輪到自己講。如何教好中學歷史?短期目標要為升學與“高考”保駕護航得分;長久意義要把人類歷史文明的火炬傳下去,讓後人具備豐富的歷史修養與正確的史觀——每一位留在中學歷史課的老師,都在為此傾心奉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 袁本愉,蘭州三中歷史課老師。在畢業後十多年教學中不斷探索歷史教學法,教學效果出眾,被評為甘肅省特級教師。後調至市教科所,成為蘭州市中學歷史學科帶頭人。進入新千年後,她想到該按照21世紀高素質人才之需求推動歷史教改,撰寫了多篇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文章:《高中歷史習題教學“自主演練法”初探》《評述式材料解析題與歷史能力培養》等等,並身體力行推動教改;

王永曾先是留校在敦煌所,被評為副教授,90年代初去闖深圳特區,在深圳福田區中學當了一名歷史課教師,2001年以優異的教學成績當選深圳市教育系統先進個人,受到市政府表彰;2004年又獲深圳市中教“名師”稱號,並成為全市歷史學科帶頭人;

同學們習慣昵稱“遊大姐”的遊濟荃,畢業後在濟南一中教書。擔任高中歷史課老師和班主任期間,連續實現了文科高考班平均成績全市排名榜首的優異成績!她結合教學實踐,寫出了一系列中學歷史課教學的研究論文:《歷史教學與學生學習心理》《中學歷史教學與學生非智力因素的培養》,《歷史教學與學生理想人格培養》《中學歷史教學與教師心理》等,獲得山東省歷史教學論文一等獎。1995年調至山東省教育學院,擔任了山東省培訓“初中歷史教材教法”首席輔導教師;

范文黎同學分配至甘肅省教育學院,以後回到北京,在北京109中學(區重點中學)長期負責教授高三文科重點班的歷史課,使一批批學生在高考中獲得佳績,在學校享有很高威信。2012年已屆退休年齡,但“架不住”學校一再挽留,至今依然忙碌在教學上……。

當年班上年紀最小之一的景生明同學,畢業後分配回到故鄉臨夏康樂縣一中任教。這位學生時代始終面帶幾分靦腆羞澀的“小同學”,心中卻懷有鴻鵠之志和深沉的情感,大學時期就曾構思創作自己農村生活經歷的長篇小說《黃土青天》,還利用假期去省檔案館收集資料,為研究寫作1943年發生的《甘南民變》做準備。20歲開始教中學歷史課後,他不滿足傳統講課方式,隻考查學生對歷史知識性的記憶,而是銳氣十足,較多運用講故事的辦法培養學生的興趣,有意識地訓練自己“講歷史課敘事的條理性、事件產生發展推論的邏輯性、細節交待的形象性、語言表達的生動性……”1996年小景調至浙江台州教中學,又是二十多年,他繼續探索歷史教學觀念和方法的改革,在學校推動研究性學習的教學,所指導的“明代台州兩處抗倭戰爭遺址的調研課題報告”獲浙江省一等獎;2004年他參加浙江省歷史優秀課評比,以“甲午中日戰爭”的授課獲得一等獎……

馬悅蘭同學分配至母校第二附中任教,教好歷史課的同時喜歡自設選題開展研究,大學畢業剛一年就發表了有關地方志的論文《蘭州歷史沿革略述》,受到市委宣傳部、市社科研究所的關注,為《蘭州歷史文物》的編寫,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

從歷史教員走上中學校長崗位的同學還有王登譚和盧世雄:王登譚在甘肅靖遠礦區一中擔任14年歷史教員,勤奮加認真,“每一天像上足發條的鍾表一樣轉個不停”也品嚐到做老師的快樂!組織上發現了他的才華和管理能力,1996年經過考察,直接把他調入礦區第二中學擔任校長。老天爺!此校有170多位教職員工和3000多學生,長期環境不良、校風不佳,是有名的落後部門,建校20年已換過十任校長。面對危局險境,王登譚毫不退縮,殫心竭慮,大亂大治,他大刀闊斧加強管理,整飭校紀校風,美化環境,大膽使用有事業心的教師員工,扭轉學校的頹勢!經過14年的奮鬥,學校徹底改變了模樣——“園林化、校風正、學風濃”教學品質大幅提升……如今已退休的王登譚,每當回想起這一段風浪考驗,覺得此生足以欣慰。已年屆七旬的盧世雄大學畢業後一直在甘肅臨夏州擔任中學歷史教員,後擔任自治州衛生學校校長,三十多年中“老盧”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不為社會上彌漫的升官經商發財的“風尚”所動,亦不為五花八門的各種思潮所挾裹,保持獨立思考之精神,博覽群書,苦讀為快,以教好歷史課為榮,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感和對歷史的興趣為人生價值所系——直到退休。

又怎能忘卻王原、孫祖眉、李兆全、傅漳來、馮喜中、韓慶國、李方明、成中孝、孫致美、戴德強、陳君明、李貴海等同學呢,他們個個都是學校的歷史課教師,建功立業的辛勤園丁啊!

……

筆者在想,如果把本班所有中學老師的教案匯集成冊,該是一套多麽精彩的中學歷史課教案;如果每一位老師都回憶自己從教的歷史,寫出真實的體悟,那該是一本多麽有價值的當代史文集!

第二方陣:在高校和科研部門的同學。先後有十多位同學在大學和科研部門教書做學問,鍥而不捨,孜孜以求,幾十年的心血結出累累碩果。有的同學已成為學界著名的學者教授,成就矚目。

—— 李華瑞,本科畢業後就讀母校陳守忠先生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87年考上河北大學博士,師從著名宋史學家漆俠教授,此後走上研究宋史的路線,於今已三十多年。現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並擔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國家哲學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歷史評審組成員等學術職務,成為當代宋史研究方面的大專家。華瑞天資聰穎,自學生時代就志向遠大,心無旁騖,一路苦讀勤學,從無庸惰懈怠,善於鑽研,奮於筆耕,終成大果。三十多個春秋著有專著十部:《宋夏關係史》《宋史論集》、《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宋代救荒史稿》等,以及論文二百餘篇。可謂著作等身。專著《宋夏關係史》獲河北省第七屆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2002年獲河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教師稱號;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2006年被評為北京市拔尖人才。今年華瑞已到“花甲”之年,但事業正旺,精力充沛,仍然活躍在教學、科研第一線……

王希恩,今年亦到“花甲”,性格堅毅沉穩,自強不息,上大學前在河西走廊農建11師黃羊鎮農場糖廠做工,高考時步行70裡路趕考。大學畢業後考取王俊傑先生碩士研究生, 1993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師從著名民族學家楊堃和湯方正教授,以後就職於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當代民族理論與當代民族問題,卓有成就,現任社科院博士生導師,成為國內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研究的著名專家,擔任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決策專家組谘詢委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委、中國社科院創新工程首席專家、中國民族理論學會常務副會長等職,代表作有專著、論文:《民族過程和國家》《當代中國民族問題解析》《全球化中的民族過程》《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問題》《問題與和諧——中國民族問題尋解》等,曾獲得國家民委科研成果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二等獎等。希恩回顧自己幾十年的心路歷程,認為自己的學術追求剛好轉了一個大彎,大學前後希望回避現實而喜歡鑽“故紙”研究,以後卻逐漸對現實民族問題與理論產生了割捨不下的興趣,轉而成為終身努力的學術方向。他體悟到為解決好現實的民族問題獻計獻策,具有重大的使命感。歷史、現實和未來永遠分不開……

徐斌也是王俊傑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畢業後分至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做研究工作,徐斌兼有報人和學者優勢的特點,重視調研、善於思考、勤於讀書,歷史與現實結合,文史結合,筆耕不輟,前後十餘年擔任浙江省《觀察與思考》雜誌主編期間,撰寫了近百篇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文章、調研報告、評論和學術論文,關注浙江改革開放實踐,重視轉型期的文化思想建設。真知灼見,不同凡響,文筆華彩閃光,在浙江產生較大影響。1988年中宣傳部在京召開紀念改革開放十周年理論研討會,徐斌的《溫州社會二元結構調查報告》代表浙江的優秀成果入選,參加了北京會議。2001年後徐斌寫出了第一本史學專著《魏晉玄學新論》,以自己獨到的人文視點入手,評析魏晉玄學,把崇尚真善美與實現人的自由境界聯繫起來,詮釋與評述魏晉先哲超凡脫俗的精神價值。可謂成一家之言說,呼心中之真性情……此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徐斌調入浙江工商大學任教,先後擔任學報主編和人文學院教授、人文學院院長等職,重返歷史教學研究本行。在十七八年間,講授歷史課的同時,勤奮筆耕,撰著出版了專著《王充傳》《王羲之傳》《馬寅初傳》《馬寅初年譜長編》《共和國命運的抉擇與思考》等……2011年徐斌在卸任工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告別演講《懷童心的孩子回家了》,直言坦蕩,浩然正氣批評時下教育問題的文章,在網上熱傳,令人震撼,發人深省,力達千鈞,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力。至今意義不減……。不幸的是徐斌同學因病於今年4月26日離世,過早地告別了他所熱愛的生活、學問和親友……嗚呼哀哉!徐斌同學,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在大學任教的我班同學還有在天山腳下新疆教育學院歷史系的王維克教授,南海之濱湛江“廣東海洋大學”的馬志榮教授;陝西師大的張文琳教授;留在母校歷史系(如今的文史學院)的李積順教授、李建國教授;天水高等師范的鄭正偉教授等人。

打開“百度”搜尋,可看到馬志榮在海洋大學教授與研究的已不是歷史,而是海洋經濟、海洋發展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而且主持“21世紀前期中國海洋資源開發與管理戰略研究”的重要科研項目,讓筆者感到興奮和驚奇!當然在志榮教授的代表作一欄中注明的仍然是《中國現代史》教材。多麽想知道志榮同學的學術眼光是如何從黃土高坡轉向蔚藍海洋,如何從亙古歷史深處飛向21世紀未來天空的?……這種跨越是多麽彰顯魄力的故事啊……

當年留校任教的李積順,1989年考進武漢大學歷史系讀碩士研究生,畢業又回到母校,現在擔任西北師大文史學院教授和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一直從事世界現當代史、國際關係史、二戰史的教學研究,成為世界近現代史專家,代表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要論》、《抗日戰爭與中國的大國地位》、《歐洲第二戰場的戰略爭論》、《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三次科技革命》、《絲綢之路的複興與西北地區的向西開放》等;李建國同學是劉熊祥教授的碩士研究生,一直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研究,現擔任母校文史學院歷史系教授、歷史系副主任。他不忘師恩,還專門研究劉先生的學問,撰文發表過《劉熊祥教授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張文琳先後擔任寧夏大學、甘肅政法學院、陝西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教學研究,尤其在國際友人與中國革命史關係研究上取得系列成果,著有《國際友人與紅色中國》、《國際友人援助中國革命史紀》《鮑羅廷土地革命思想》等著作和論文。

當年抱著“要把歷史課講的如評書一樣生動”的趙晉梅,是位勇闖深圳特區二十多年經歷頗為傳奇的授課專家,她經商開過公司,製作過電視片,當過晚會導演,最終選擇教授和研究職場心理學、管理心理學、就業心理學等課程為自己的學術方向,她深入研究中外管理心理學的理論,調研大量的實際案例,分析不同職場的特點,編寫自己的講稿,經過二十年學習鑽研和實踐奮鬥,終於成為活躍在深圳,在職業培訓領域享有美譽的學者專家,授課足跡遍布許多省份,先後給航天科工集團、沃爾瑪、赤灣港務集團、飛亞達、南方電網等幾十家上市公司高管班講課……還走進了北大、深圳大學、哈工大研究生院、四川師范大學的講堂……今年小趙剛剛56歲,意氣奮發的青春活力不減當年,活躍在各地……

……

第三方陣:從事其他職業的同學。有十多位同學先後“從政”,在省市區縣的各級黨政機構或企事業部門任職,在長官崗位盡職盡業,奉獻力量,做出了業績。潘衛平、王志軍、張森、孫曉剛、竇原坪、張文淵等還擔任了廳局級長官職務。

潘衛平同學大學畢業後先後擔任蘭州市永登縣副書記、縣長;蘭州市農牧局局長、蘭州市農委主任、蘭州市副市長、蘭州市人大副主任等職務。讀過歷史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他堅信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在從政的經歷中,始終牢記著歷史發展的規律,把民眾利益放在首位:注重民生,接地氣,講實話,不尚空談辦實事,清正廉明,勇於負責,不懼挑戰,絕不屍位素餐,是他一以貫之的追求。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嚴重,預計有十萬在疫區打工的農民工要返回蘭州郊縣農村,造成了防止疫情蔓延的嚴重壓力!市委要主管農業的老潘立軍令狀,嚴控農村疫情:既不能阻止流動人口由城返鄉,也絕不能任疫情在農村傳播。老潘從容不迫作了保證。該如何做到嚴防死守,要組織多少隊伍才能做到?老潘舉重若輕隻做了一件事,一定要把非典疫情的極大危害性及傳播和預防辦法迅速傳達到鄉村,讓鄉鎮村落自己預防。許多人都覺得老潘太大意。結果跟著潘副市長下鄉檢查,發現各村口都有農民自行把守,市長的車也不能隨意開過。凡是從疫區回來的民工,在各村和家庭的監督下自動隔離15天,直到無疫情感染才解放……事過之後老潘說,歷史上農村經歷過疫情,他們懂得用鄉規民約,也有自己嚴防的辦法,所以只要把疫情的危害性有多大告訴民眾,一定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寫本文章時,筆者問過老潘,大學讀歷史對從政有哪些好處?老潘答曰:就局部具體事情而言,也許並不會總是對照著歷史辦事,但巨集觀總體把握是必須的,前車可鑒,後事之師。以史為鑒可明興替……如今67歲的潘衛平同學,已退休多年,每天陶塤一曲,含飴弄孫。但每每遇到教育問題,仍然思慮不至,感到問題難忍,試圖諫言解決,正如他在回憶中寫道“不論它東南西北風,不論每個人做了多少,能做多少,我們這一班人心靈深處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根還在,心還熱,志未銷……”

紙短話長,在有限的篇幅無法把王志軍、張森、孫曉剛、竇原坪、張文淵曾經的行政業績做出簡單的介紹。王志軍在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擔任副廳長和正廳級巡視員;張森、孫曉剛同學至今尚未退休。擔任甘肅省撫貧辦副主任、巡視員的張森眼下還鏖戰在最艱苦的農村精準扶貧火線上;作為民主黨派負責人擔任蘭州市政協副主席的孫曉剛同學,也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民主協商建設祖國,盡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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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陣第二序列,還有幾位同學在新聞、媒體和文化部門工作。用他們手中的筆為記錄時代,抒發心中的真情而努力,幾十年的歲月化作了鉛字或影像。

—— 陳少沛,大學畢業後先在《蘭州青年報》當記者編輯,1984年選拔調入《甘肅日報》當記者,在甘肅日報上發表消息通訊、詩文達千余篇,獲高級編輯職稱,後擔任《甘肅文史報》副總編輯、《甘肅日報》廣告經營公司總經理、《甘肅日報》社社長助理等職,退休後依然筆耕不輟,最喜歡結合歷史書寫甘肅古老而豐富的文化:大漠戈壁、敦煌壁畫,秦漢長城、居延竹簡、雷台飛燕、麥積石窟,一一見諸筆端……文筆優美,蘊含豐富,發表在自己熟悉而熱愛的甘肅日報副刊上,成為美麗生活的一種樂趣。雖已年逾七旬,但身體康健,情緒盎然,談笑風生,每天還堅持游泳1500米,十多年從不間斷……

馬駿同學畢業後擔任《蘭州日報》《蘭州晚報》記者、編輯,寫出大量精美的消息通訊,後任《蘭州晚報》副總編輯,值夜班,作標題,寫評論,組織報導…為把這份蘭州人民喜歡的報紙辦得豐富多彩,傾心竭力,直到退休。

張棟同學畢業後先後在《蘭州學刊》雜誌社當編輯,在新華社甘肅分社、河北分社當記者,寫出大量新聞報導優秀好稿。以後調入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雜誌編輯部,現擔任新華社瞭望東方傳媒公司副總經理,還在為組織報導和大型活動四方奔波,關注著時事政治、經濟民生、文化建設、城鄉問題的熱點……張棟今年57歲,依然像學生時代激情澎湃,信心滿滿。時不時還會端起酒杯,為了友誼和交情開懷暢飲。

……

“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而我已經飛過;思念就是翅膀飛過之痕”(泰戈爾)

此刻又逢秋風送爽,紅果當枝。在1978班進校四十周年之際,我們又來到黃河之畔,望大江東去,歎逝者如斯夫。

我們不知道,在過去的四十年,黃河之水已經幾回回奔流到海?

但我們知道,我們此刻回望青春,溯流而上,春花照開,秋果甜美……

來吧,同學們!為我們的母校祝福,為我們的青春驕傲,為我們的友誼碰杯吧!

讓我們的故事繼續延續,互相道一聲,祝我們的明天幸福快樂吧 ——

同學的友情永遠溫暖,相逢的美酒不會醉人。

2018/8/8 完稿於上海

不可遺漏的附言:

(1)感謝王美英同學,她是大學畢業三十周年和進校四十年同學聚會的積極組織者,任勞任怨,樂此不疲。大學時代,美英就是一位熱情為同學辦事,真誠快樂的班幹部。畢業後又重視同學情誼,成為同學們信賴的聯絡人。2016、2017年我和徐斌在杭州見面時,兩次議到同學們40年聚會,還與春班王三北同學通了電話,探討有無兩個班一起重逢的可能性。之後,把這些想法告訴了美英,希望由蘭州的同學來組織。美英爽快地承擔了聯絡事務。在扶老攜幼家務繁重的情況下,她毫無怨言,從設計方案到具體協調聯絡,把各項事宜落到實處。另外,2014年美英和劉洪遠同學創建了“歷史春秋”微信群,同學情深,越辦越好,成為大家互通資訊、增進友誼的平台。

(2)在本文的回憶寫作中,為了盡可能地避免因個人記憶不準造成的誤差,我查閱了當年的相關筆記、日記和相關校史資料,細讀了畢業三十年同學們的回憶文集,並和許多同學見面聊天或者通話交流,與自己的記憶進行比較。同學們真誠的談話,認真地回憶讓我感動,給我信心,在此一並致謝。特別要感謝馬悅蘭同學不辭辛勞,專門拍攝了新校園的多幅照片發給我,讓我在“舊貌新顏”的辨識中,推敲了記憶中的印記。馬悅蘭既是我們同學,又是師大教工子弟,畢業後仍留在師大職中任教,是最熟悉師大60年變遷之人。對她的幫助,特致謝忱。由於認識和表述水準所限,如果文中仍有誤差和表述不妥之處,敬請同學原諒。

(3)七十一位同學每人都有動人的故事。看著我們的畢業照,每位同學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親切而鮮活。按本意,多麽希望對所有同學都有所紹介,哪怕點上一兩筆。但囿於筆力不足、篇幅和交稿時間的逼仄,以及掌握情況的局限,未能遂願,留下遺憾。特別是對同宿舍三年、靖遠分校水泵房住在一張炕上的“雲遊子”傅漳來學友、聰明快樂見識廣的王吉普同學、持重厚道又人生感悟很多的閻立岱同學、擔任兩年班支部書記做了許多學生工作的廉李章同學、一同下江南旅遊的牛季文、羊子健同學等,也未能說上幾句。遺憾多多。容再度修改時,一一補充。

(4)戴演達同學曾發來他進學校前後的兩段回憶(尚未成篇),要我看看提出意見。我感到他的經歷非常奇特:高考前忙於為其兄一件錯案打抱不平,與上海某警察分局鬥智鬥勇、奮力斡旋,費時費神,驚心動魄,而不誤高考,實現願望。在校後又成為糾正“文革”後期上海錯派技工學生赴甘肅支邊運動的一位組織者,奔波呼號,與蘭州、上海兩地相關部門交涉,多有戲劇性場面。足見演達兄勇敢智慧的個性表現。由於這些經歷比較複雜,我一時無法搞清和提煉觀點,故未能在文中表述。個人以為,演達學友的經歷是全班獨一份的,若能下功夫寫成回憶文章,對記錄真實的歷史,將有價值。還想說一句,演達學友對同學一片真情,畢業後凡是同學來滬,熱情相迎,坦誠交談,回憶往事,情深意長。記得在校期間,他始終很忙,和同學們交流較少,特立獨行,現在截然相反,也許正是“歷史”使然。如果按“三個方陣”劃分,戴演達和劉洪遠可歸第三方陣另一序列,洪遠當中學老師後改學法律,在廣東當了律師,創辦了律師事務所。戴演達長年在上海某大公司當谘詢顧問。各自的經歷,又是一番精彩天地。

(5)在畢業後36年中,李聚寶、韓洪志、楊子慧、王毅、景振基、徐斌同學先後離開了我們……我們永遠懷念他們。

2018/8/9

注:本文原標題為《回憶我的母校我的老師同學(1978-1982)》

李汀簡歷

歷史系1978級(82屆)秋季班學生。 中國作協會員,曾任央視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副主任,一級編劇。編劇作品有《北平戰與和》《長白山下我的家》等,曾獲27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編劇獎;擔任《水滸傳》、《戈壁母親》等200多部電視劇的藝術策劃、監製,40余部獲飛天獎、金鷹獎;著有詩集《活的石頭》《心湖》等。

(李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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