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斯塔沙的陰影下：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運動

帕維利奇與希特勒

文︱葉 攀

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克羅地亞足球隊進入了決賽。中文網絡對此的反應五花八門。一些人繼續每逢足球大賽就感歎想象中的“統一的南斯拉夫隊”，另一些人則炮製了不少克羅地亞歷史的悲情故事。不過，克羅地亞實在和“悲情”二字掛不上鉤，國內也有了一些關於二戰後的克羅地亞的歷史科普文。不僅如此，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近年來克羅地亞足球隊從球迷到隊員多次因為烏斯塔沙的口號和儀式遭受處罰。這裡的烏斯塔沙，就是二戰期間“克羅地亞獨立國”的執政者。

從古代以來，巴爾乾半島各個民族就不斷遷徙和運動。到了近代，克羅地亞也產生了民族主義思潮。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思潮分成兩股。一股以主教斯特羅斯邁爾（Strossmayer）為代表，要求南部斯拉夫人團結，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南斯拉夫運動。另一股則是以安特·斯塔采維奇（Ante Starcevic）為代表的反南斯拉夫主義。不過，後者強調的是法國大革命確立的一套觀念，和烏斯塔沙有所不同。

1918年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和塞爾維亞聯合之後，由於塞爾維亞方面奉行大塞爾維亞主義，特別是克羅地亞農民黨領袖拉迪奇還遭到了塞族人士暗殺，克羅地亞要求分離的思潮和運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烏斯塔沙就是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在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現任教於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的內文科·巴圖林（Nevenko Bartulin）的博士論文《民族和種族意識形態：克羅地亞烏斯塔沙政權及其對克羅地亞獨立國內少數民族的政策，1941-1945》（The Ideology of Nation and Race: The Croatian Ustasha Regime and its Policies Toward Minorities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 1941-1945）對烏斯塔沙的歷史做了詳細敘述。

《民族和種族意識形態：克羅地亞烏斯塔沙政權及其對克羅地亞獨立國內少數民族的政策，1941-1945》

烏斯塔沙的建立及其意識形態

1930年，克羅地亞律師安特·帕維利奇（Ante Pavelic）在意大利建立了烏斯塔沙運動。同時，他還和反南斯拉夫的原奧匈帝國克族軍官們搭上了關係（156頁）。有趣的是，克羅地亞獨立之後，這些奧匈官員也成了克羅地亞和“歐洲”之間聯繫的證明，耶拉契奇（Jelacic）就是其中之一，現在薩格勒布的主要廣場正是耶拉契奇總督廣場。

為了達到目的，帕維利奇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使用恐怖手段。1931年，第一個烏斯塔沙訓練營在意大利北部的博韋尼奧設立（159頁）。這表明，烏斯塔沙運動建立伊始就刻意尋求外部力量庇護，以推動克羅地亞脫離南斯拉夫。這個外部力量，具體地說，就是意大利法西斯和納粹德國。早在1927年，帕維利奇就向意大利政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後者支持克羅地亞獨立。作為回報，帕維利奇許諾讓意大利主宰亞得裡亞海，也就是割讓部分克羅地亞土地（171頁）。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烏斯塔沙倒是很講信用。

安特·帕維利奇

種族主義是烏斯塔沙起初就奉行的意識形態。在帕維利奇看來，克羅地亞人是一個獨特的（因此無所謂“南斯拉夫”）、同一的種族（164頁）。由此自然也就導出了如下政治訴求：清洗居住在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以及居住在克羅地亞主張的波黑領土內的非克族居民。人們不難發現，這個路數和納粹異曲同工。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伊沃·皮拉爾（Ivo Pilar）則系統地“論證”了：塞爾維亞人對社會和諧和進步有害，受到落後的拜佔庭傳統支配，和先進的西方與天主教對立。另一個民族主義者米蘭·舒弗雷（Milan Sufflay）則“論證”了，克羅地亞民族處於歐洲和“亞洲”的邊境地帶，克羅地亞民族主義也因此成了西方文明的衛士。舒弗雷倒不主張恐怖行動，他鼓吹用歷史記憶抵抗塞爾維亞的“拜佔庭-奧斯曼”傳統。順理成章地，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日益把自身定位為“歐洲-雅利安”人種（論文第七章）。很明顯，這是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和納粹在意識形態上的接口之一。

和歐洲其它法西斯主義運動一樣，在烏斯塔沙的敘事裡，克羅地亞農民最接近自然，也因此代表了克羅地亞種族的根源（224頁）。猶太人不出意外地成了烏斯塔沙的靶子，成了“克羅地亞人民”的異類，以及敵人（224-225頁）。不用說，烏斯塔沙的大敵，也包括了與猶太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230頁）、“破壞傳統秩序”（231頁）、支持國際主義尤其一個多民族聯合的南斯拉夫國家（241頁）的共產黨人。當時的塞爾維亞政府和國際共濟會也被列入了這份敵人名單（239頁）。當時的南斯拉夫國王卡拉喬傑維奇（Karadjordjevic）則被視為“吉普賽人”（240頁），以及共濟會的最高恩主（241頁）。相應地，墨索裡尼統治下的法西斯意大利在他們看來就是古羅馬精神的現實化身，以及和布爾什維主義作戰的先鋒（232頁）。

烏斯塔沙政權的諸項措施

1941年4月，納粹德國佔領了南斯拉夫，並在南斯拉夫投降前把烏斯塔沙政權扶上了台。第二個月，帕維利奇就和意大利簽署三份條約，把亞得裡亞海沿岸最富庶、最發達的地區割讓給意大利，烏斯塔沙還不得在亞得裡亞海沿岸地區建立軍事設施，以及海軍（255頁）。時任意大利國王維托裡奧·埃曼紐埃爾（Vittorio Emmanuel）的侄子斯波萊托公爵（duke of Spoleto）也經過帕維利奇的同意出任克羅地亞國王（同上）。堤內損失堤外補，烏斯塔沙政權從波黑搶了一塊地方（256頁）。早在1942年，烏斯塔沙的武裝就受納粹指揮，克羅地亞士兵加入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軍隊作戰。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後，納粹接管了原先的意佔區（261-262頁）。換言之，從1942年底起，烏斯塔沙政權就成了事實上的納粹保護國。對納粹，烏斯塔沙可謂披肝瀝膽、生死相隨。

和歐洲不少國家的天主教會一樣，克羅地亞天主教會，尤其是中下級教士們對烏斯塔沙政權相當歡迎，時任薩格勒布大主教斯泰皮納茨（Stepinac）也或多或少地承認了烏斯塔沙政權的代表性，倒是烏斯塔沙方面對他頗有疑慮（339-340頁）。1941年5月，時任教皇和帕維利奇進行了私人會晤（Martin Conway,Catholic Politics in Europe 1918-1945, Routledge 1997,p. 83）。

烏斯塔沙掌權之後，根據制定了以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為底色的法律，並花樣翻新，製造了一個“塞爾維亞-猶太人-共產黨”的三位一體反克羅地亞陰謀神話（369頁），還把南共和切特尼克來了個一鍋煮（370頁）。從1941年6月起，烏斯塔沙政權多次大規模驅逐並屠殺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以及波黑部分地區的居民（376-383頁）。這些殺戮發生在集中營裡，也發生在各個城市和村鎮。烏斯塔沙政權建立了約三十座集中營，其中最著名的是號稱“巴爾乾奧斯維辛”的二戰第三大集中營：雅塞諾瓦茨（Jasenovac）集中營。在天主會教士的積極支持下，烏斯塔沙政權還強迫塞族人改宗天主教（383-389頁）。為此，塞族武裝切特尼克（Chetnik，支持塞爾維亞亦即戰前的南斯拉夫王室）采取了血腥報復，不過，1943年起，部分切特尼克和烏斯塔沙達成了“和解”，甚至協助納粹鎮壓遊擊隊（Sabrina P. Ramet and Ola Listhaug ed.,Serbia and the Serbs in World War Two, pp.185-187）。

弗蘭采蒂奇和英靈軍團

尤裡·弗蘭采蒂奇（Jure Francetic）上校是烏斯塔沙軍事組織黑色軍團（Black Legion）的指揮官，他也被認為是烏斯塔沙“精神”的最佳象徵。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學者羅裡·約曼斯（Rory Yeomans）對弗蘭采蒂奇做了研究，該文收錄在麗貝卡·海恩斯（Rebecca Haynes）和馬丁·拉迪（Martin Rady）主編的關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右翼人物的論文集《在希特勒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Hitler, I.B. Tauris, 2011）中。1930年代，弗蘭采蒂奇在薩格勒布大學加入烏斯塔沙（論文集191頁）。1941年，弗蘭采蒂奇在薩拉熱窩組建了烏斯塔沙第一團，以對付切特尼克和南共遊擊隊。這支武裝的目的，也是烏斯塔沙的目的，就是把懶洋洋的青年轉變為無情的殺人機器。與前述烏斯塔沙意識形態相應，這些武裝分子被設定成塞爾維亞“蠻族”的對立面（193頁）。

《在希特勒的陰影下》

烏斯塔沙政權著迷於死亡和犧牲，他們的世界觀以死亡崇拜為中心（197頁），黑色軍團自然惟命是從。黑色軍團的紐帶就是死亡崇拜，以及黑色軍團的死亡敘事（198頁）。黑色軍團用宗教、神秘主義的術語描繪該組織的炮灰們，好像他們是基督教的烈士（同上頁）。這個組織也特別崇拜男性氣質，並由此進一步強化了死亡崇拜（196頁）。

黑色軍團的另一個口號是“清洗”，清洗的對象則是“入侵”波斯尼亞東部，也就是生活在克羅地亞覬覦的那部分波黑領土（以德裡納河為界）上的塞爾維亞族人和波黑人（194頁）。換言之，黑色軍團進行了大屠殺。烏斯塔沙把“清洗”認定為民族“再生”的一個重要途徑（同上頁）。人們不難發現，上述內容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的共同特質。

1942年12月，弗蘭采蒂奇乘坐的飛機被南斯拉夫遊擊隊擊落，遊擊隊的醫生還給受了重傷的他做了手術，但沒有成功。不過，直到第二年3月，弗蘭采蒂奇的死訊才被公布。烏斯塔沙政權自然大張旗鼓地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天主教會也廁身其中。弗蘭采蒂奇死後，他被任命為一支烏斯塔沙武裝的指揮官（這支武裝也以他命名），並被提拔為將軍（198-199頁）。烏斯塔沙士兵們甚至如此提問：“尤裡會怎麽做？”（203頁）在這些活動中，時任烏斯塔沙武裝頭目安特·沃基奇（Ante Vokic）公開聲稱和弗蘭采蒂奇的靈魂交流（200-201頁）。烏斯塔沙政權如此裝神弄鬼，把弗蘭采蒂奇打造成不死之身，無非是為了激起武裝分子的復仇情緒，並鼓動克羅地亞青年充當炮灰。1943年，右翼詩人弗拉基米爾·尤爾契奇（Vladimir Jurcic）寫了首詩讚美弗蘭采蒂奇（202頁）。

余論：

烏斯塔沙的當代回聲

1945年，烏斯塔沙和納粹一起灰飛煙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帕維利奇，以及前述雅塞諾瓦茨集中營首腦丁科·薩基奇（Dinko Sakic）等烏斯塔沙高官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逃到了阿根廷。這些人並沒有被他們的後輩們拋諸腦後。早在1990年，也就是克羅地亞還沒有正式獨立的時候，後來的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Franjo Tudjman）就在反覆使用烏斯塔沙的語言和符號，把烏斯塔沙說成“自決”，並以此進行政治動員。1994年，圖季曼訪問阿根廷的時候，還冒天下之大不韙，會見了當時仍在人世的薩基奇。最晚截至2014年，克羅地亞仍然舉行公開活動，紀念帕維利奇。

圖季曼的後繼者們延續了這個傳統。今年3月份，現任克羅地亞總統科琳達·格拉巴爾-基塔羅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訪問阿根廷，她說“二戰後，許多克羅地亞人在阿根廷尋找自由的太空，他們的確找到了。在這裡，他們能夠證明自己的愛國”。雖然事後她否認西蒙·維森塔爾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指控，但是2016年這位總統訪問加拿大的時候，曾和烏斯塔沙旗幟合影，並將照片放上社交網絡。這一舉動，使得她的辯解顯得蒼白無力。

現任克羅地亞總統科琳達·格拉巴爾-基塔羅維奇

紀念烏斯塔沙的活動不止發生在克羅地亞國內。1945年5月，在奧地利南部的布萊堡（Bleiburg）地區，南斯拉夫遊擊隊殺死英軍移交的約兩萬名烏斯塔沙武裝分子和同情者，此外還有塞爾維亞的切特尼克分子、塞爾維亞土產納粹利約蒂奇（Dimitrije Ljotic）的追隨者，以及納粹在斯洛文尼亞組建的武裝組織本土防衛隊 Home Guard——由於克羅地亞方面對布萊堡事件中死亡者的數字展開了一場“數字競賽”，因此筆者這裡采納英國學者麥克唐納提供的數字（David Bruce MacDonald,Balkan Holocaus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1）。1952年起，克羅地亞流亡人士就在當地舉行紀念活動。克羅地亞獨立之後，事件死者中的克羅地亞人自然就被特地挑出來，成了新政權眼裡的“烈士”，他們的死亡也成了克羅地亞宗教保守派人士眼裡的神聖時刻。除了2012年到2016年，克羅地亞議會都在資助這些紀念活動。可以想見，這些紀念活動中充斥著烏斯塔沙的旗幟和標誌，成了他們的狂歡。在克羅地亞議會停止資助相關紀念活動的2015年，這個活動就是由上述那位在世界杯決賽後淚流滿面的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資助的。

二戰中的大屠殺問題是克羅地亞右翼的又一著力點。早在1980年代，前述那位圖季曼就著書立說，極力縮小雅塞諾瓦茨集中營的罪行，並對集中營中的猶太人進行汙名化（圖季曼的觀點，及對圖季曼的駁斥，見Tomislav Dulic, Mapping out the “Wasteland”: Testimonies from the Serbian Commissariat for Refugees in the Service of Tudjman’s Revisionism,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23, No.2 pp. 263-284）。正如杜利奇指出的，圖季曼就是為了對克羅地亞做民族主義動員。諸如澤利亞維奇（Zerijavic）等當代克羅地亞學者的手法與之大同小異。2016年，克羅地亞上映了一部聲稱雅塞諾瓦茨屠殺被誇大的電影，該國時任文化部長茲拉特科·哈桑貝戈維奇（Zlatko Hasanbegovic）對之大加讚賞。2016年底，克羅地亞右翼組織克羅地亞防衛力量（Croatian Defence Forces, 九十年代初期克羅地亞右翼政黨的準軍事組織）在雅塞諾瓦茨市放置了一塊刻有烏斯塔沙口號的紀念碑。足足十個月之後，這塊紀念碑被挪到了另一個地方。

紀念碑被挪動

上述行徑毫無疑問地引起了克羅地亞境內外的猶太人組織的警惕，他們多次譴責克羅地亞方面的相關行動。2016年4月，克羅地亞猶太人組織和塞族人組織拒絕出席該國政府舉行的紀念雅塞諾瓦茨屠殺的儀式。2017年10月，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發布了一份聲明譴責（不僅僅是）克羅地亞的“大屠殺修正主義”。

不過，公平地說，對歷史上右翼政權的美化和粉飾並非克羅地亞獨有，而是中東歐各國劇變以後的普遍狀況。1968年以後，中東歐各國的地下右翼民族主義就已經和各自國家的自由主義者們合流，右翼民族主義強調的是血統和共同體，理所當然地指向了中東歐各國二戰之前和其中的各路右翼政權。劇變之後，右翼民族主義在中東歐各國迅速死灰複燃，並借助社會經濟危機的作用相繼登堂入室，掌握大權。克羅地亞美化烏斯塔沙，塞爾維亞美化的則是切特尼克和納粹傀儡米蘭·內迪奇（Milan Nedic，Ramet and Listhaug 前引論文集，Chapter 12&13）等。斯洛文尼亞右翼也在極力為前述的“本土防衛隊”塗脂抹粉（Marusa Pusnik, Media Memorial DiscoursesandMemory Struggles in Slovenia: Transforming Memor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Yugoslavia,Memory Studies, 2017, 00(0): 1-18）。由於篇幅關係，筆者在此就不一一引用相關文獻了。總之，劇變以後，社會經濟危機，以及由社會經濟危機導致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與運動猖獗直至執政幾乎成了適用於中東歐所有國家的公式。具體到克羅地亞，2015年克羅地亞的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一點五（Fran Galetic, Lorena Skuflic et al., Economic Aspects of Croatian Emig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7 Oct., pp. 95-100）。克羅地亞乃至整個中東歐接下來將要走向何方，無疑是值得人們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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