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之後，面對戎馬一生，前德軍指揮官甘特·萊奧普德仍在感念1944年的那次負傷，使他獲得了成為美國驅逐艦長喬治·霍夫曼的俘虜的機會，而這次被俘，改變了他的一生。
故事緣起於二戰中美軍對德軍的一次常規空襲，一艘德國潛艇被擊中，指揮官甘特受了重傷，被美國驅逐艦“考利號”俘虜。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卻像是開啟了“戰地風雲童話”模式：敵軍艦長喬治·霍夫曼給了甘特客人般的禮遇——尊敬地稱他為“船長“，為他安排了精心的手術，親自照顧他養傷，除了陪床看護，照顧飲食起居，還一起用餐看電影曬太陽，甚至挺身而出，拒絕轉走戰俘的軍令，留他在艦上好生休養。
為此，甘特一生都像崇敬英雄一樣敬愛著喬治，這位戰場上的“敵人”成了他生活中排名第一的好友。
這實在是一個“異數”。 戰俘是戰爭的必然結果，每一位上沙場的戰士終歸只有三種結局：凱旋、烈士或者俘虜。
在人類漫長的戰爭史中，戰俘始終是一個血跡斑斑的名詞。從肉體上消滅敵人曾經是贏得戰爭的重要標誌，中國古代史上有三起著名的殺囚事件：秦將白起坑殺40萬趙軍、楚霸王項羽坑殺秦降卒20萬、薛仁貴活埋鐵勒軍13萬……
近現代國際史上，屠虜事件也屢見不鮮：1822年奧斯曼帝國發動希俄斯島大屠殺，殺死4.5萬希臘島民；1940年，前蘇聯在波蘭製造的卡廷慘案中，計有2.1萬人戰俘慘遭殺害；1942年二戰中日本製造的巴丹死亡行軍虐囚事件中約1.5萬人喪命……
戰爭是人類發明的最殘暴的群體活動。其宗旨就是你死我活，無需遵守任何規則。戰場遠比叢林更殘酷，任何的遲疑和猶豫都會招致殺生之禍，勢不兩利，斬盡殺絕，是戰場上壓倒一切的邏輯和本能。
現實中故事的結局非常悲慘：就在這次拯救行動三個月後，甘特曾經棲身的“考利號”在諾曼底被德國地雷炸沉，那些曾在船上款待過他的船員中有20多人喪生，霍夫曼險些葬生海底，被送醫搶救才僥幸逃學生。
這就是戰爭的現實。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屈服於事實，有越來越多的人致力於從戰爭中拯救人類的尊嚴。
最早將現代道德觀念訴諸戰爭實踐的，是由瑞士人杜南特倡導成立的國際紅十字會，並在1864年通過了第一個《日內瓦公約》。公約確立的最重要的原則是：敵方士兵應當得到與本國部隊同等的醫療待遇。此後，在國際法領域，人們不斷推進戰爭的文明化。從《聖彼得堡宣言》，到修訂版的《日內瓦公約》，再到《海牙公約》，尋求讓戰爭屈服於“人性的法則和公共良知的要求”。
此後儘管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但國際紅十字會及《日內瓦公約》的原則並未失效，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贏得了廣泛的共識。
在甘特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喬治身上具有良好的戰爭教養和高貴的人格、生命意識和扶危濟困的俠義精神。
我們當然不能指望借這位“兵王“來拯救戰場所有處於險境的俘虜，而是該思考一下——到底該倡導和推行怎樣的戰爭規則，可以將這種貴族精英戰士的品質推及到普通士兵；該思考一下，能為那些身處絕境的陌生人做點什麽，更終極地，每個人都該思考一下，既然無法阻止戰爭，該如何避免讓戰爭淪為獸行？最低限度將戰爭保持在“人類”活動的範疇內。
喬治待之於甘特的禮遇，與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抗美援朝以及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優待俘虜的做法一樣，也許不過是人類漫長的戰爭史中偶爾幾點逆流而動的星星點點，但這些卻給了我們對人類的重拾理性、降服愚頑與野蠻的信心。
因為沒有這些，人類的戰爭終究不過是一場殺戳而已。
附：信件原文
我們海軍從來不互相仇視
甘特·萊奧普德寫給洛伊絲·霍夫曼
1992年1月2日
親愛的洛伊絲·霍夫曼：
1992年，新的一年才開始不到一個半小時，威廉·達頓就打來電話，通知我喬治去世的消息，令我深受打擊。隨他一起帶進墳墓的，是我們的那一段歷史。我為失去一個非常好的朋友而悲傷。我們之間是真正的友誼，儘管我們當時各自屬於一場戰爭的敵對雙方——他是美國驅逐艦的指揮官，我是德國潛水艇的指揮官。
但是，這場戰爭是因為強迫我們互相為敵的極其可惡的體制。在我們的心裡，我們海軍從來不互相仇視。一旦我們其中的一個沒有能力再繼續作戰，所有的敵意就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永遠存在於海軍之間的團結意識。
因此，整件事發生得很自然。我們打下來一架往我們潛艇上投擲了一顆致命炸彈的美國飛機。那個美國飛行員一點兒皮兒也沒擦破，他把我這個嚴重受傷的“敵人”救上他的救生筏，並對我施行了急救。大約過了兩三個小時，喬治的“考利號”驅逐艦開了過來。我被拉到他們的船上。當時正是星期六的中午，軍官們正在食堂吃午飯。儘管如此，喬治還是命令把桌子上所有的盤子都撤走，並把我放在桌子上準備接受手術。我從頭到腳都被柴油弄得非常髒，人們把我身上的油汙清洗乾淨。在醫生開始給我做手術之前，喬治說他歡迎我以他客人的身份上他的船，並稱呼我為“船長”。他還邀請我在船上期間就睡在他的船長室。當我不同意醫生要把我的右腿從膝蓋上部截掉的時候，那個令人欽佩的醫生毫無怨言地費了很大工夫，取出了十多片彈片，處理了嚴重受損的肌腱、肌肉和神經，最後在傷患處塗上厚厚的一層盤尼西林。
在“考利號”驅逐艦停留的那段日子是我最愉快的記憶。喬治的俠義心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位美軍指揮官每天都來照看我，坐在我床邊，給我講美國，講他的家人，還有他在海軍的生活。他從來沒有讓我意識到自己當時是戰俘的身份。他多次強調說，我是他的客人。我對我的命運一點也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已經厭倦透了這場戰爭。但喬治說話很有技巧，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有關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幾天之後，我可以用裹著厚厚一層石膏的腿一瘸一拐地四處走動了，喬治堅持讓我用手摟住他的肩膀，拉著我去到甲板上有陽光的地方。曾經有兩次，我被邀請到軍官餐廳吃晚飯，其間我被安排到他旁邊的座上賓的位置。晚飯後，還放映了一場電影。當時，喬治彎腰到桌子下面，在我的腳下放了一個墊子，還不時地詢問我感覺是否舒服。我這一生中都敬仰喬治，欽佩他為人的品質和人道主義精神。
在船隻調動的時候，我還了解到，喬治是一個極其幹練的海員和一個為了人道主義信仰挺身而出的勇敢者。當時，在“封鎖島嶼號”航空母艦上的總司令，命令把我轉交到他的船上去，喬治以我處於康復的關鍵時期為由，沒有執行這一命令。當“考利號”驅逐艦在1944年3月29日下午駛進波士頓港的時候，我這個德國戰俘就站在船長的旁邊，他甚至還允許我當了一會兒他的舵手。和喬治說再見的時候，我的眼淚差一點兒流出來，因為我們曾經很親近。
在分別的時候，喬治送給我一套他的卡其布制服，穿上它我看起來非常像美國人。我躺在擔架上，海員們往我身上撒了一大堆巧克力、煙卷、口香糖和其他好吃的東西。在我被抬著經過舷梯的時候，所有在甲板上的人都行禮向我這個德國戰俘致敬。這等胸懷象徵著他們心靈的善良和厚道，毫無疑問，作為指揮官的喬治給他們做了一個光輝的榜樣。我已經把喬治·霍夫曼的故事講了一千遍了，就像講英雄史詩裡穿著閃亮盔甲的騎士的故事一樣。
親愛的洛伊絲，在我們這個年紀，一個親人的去世對我們的影響特別大，我們開始意識到，人生走到盡頭是多麽快呀！從我自己的悲傷經歷當中，我知道面對最終的死亡的時候，人的感情會很強烈，在心裡會點亮有關逝者的所有記憶。在我眼裡，再也沒有比喬治的形象更鮮亮的了。他在我的好朋友當中永遠排第一位，而且是位特別好的朋友。
關愛您的甘特
1992年1月2日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