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人口危機漸行漸近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熊柴、周哲

　　與其他危機不同，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製。

　　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萬，這與我們之前的判斷基本一致（參見《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中國生育報告2019（上）》），預計2030年將降至1100萬左右。 

　　與其他危機不同，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製。如果當前生育趨勢不改變，未來將出現如下三大場景，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難改變：一是勞動力規模持續萎縮，2050年將比2018年大幅減少24%。二是人口老齡化加快，養老負擔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國老人比重將從12%快速升至30%，人口年齡中位數從2015年的37歲上升至2050年的50歲。三是人口峰值臨近，遠期中國人口總量將急劇萎縮，2015-2100年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將從19%降至7%，2100年人口萎縮至8億，2200年降至2億。 

　　儘管中國人才紅利潛力很大，但只能部分對衝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解決人口危機根本之策仍在人口發展本身。我們呼籲，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堅決摒棄人口是負擔觀念，更加以人為本，加快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1 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機漸行漸近

　　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萬，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1100多萬。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2018年出生人口為1523萬，較2017年大幅下降200萬，創1949年以來除1960-1961年自然災害時期外的新低。這與我們此前預測的2018年出生人口數基本相符。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創1949年以來新低；總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52個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後，當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萬，但隨後兩年持續下滑，政策效應明顯消退。未來十年左右，中國育齡婦女規模將快速下滑，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減少約30%、25-30歲最佳生育年齡婦女將減少超過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單身丁克等情況，到2030年出生人口將降至約1100萬，到2050年僅約900萬。

　　與其他危機不同，由長期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製。如果當前生育趨勢不改變，我們將在未來看到如下場景：

　　一是勞動力規模持續萎縮，2050年將比2018年大幅減少24%。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年、2013年見頂，而日本、美國、英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分別在1991、2009、2013年見頂，當時的平均收入遠高於中國。從邊際上看，中國人口紅利已經結束，面臨“未富先老”局面。從絕對值看，當前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約40%，未來一段時間仍處於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機會視窗期”（小於50%）。2018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降至約9.9億，中國就業人員總量首次出現下降。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8年的基礎上再減少2.4億至7.5億，即減少約24%。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隨著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萎縮，勞動力成本將日益上升，部分製造業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

　　二是人口老齡化加快，養老負擔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國老人比重將從12%快速升至30%。隨著生育率下行和壽命延長，老齡化是全球普遍現象，但中國由於計劃生育長期實行，人口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從19.3歲快速升至37.0歲，預計2050年將達50歲。從國際看，2015年美國、歐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7.6、41.6、46.3、26.7歲，到2050年將分別為42.0、46.6、53.2、37.5歲。從65歲老年人口佔總人口超過7%的老齡化過渡到超14%的深度老齡化，法國用了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老年人口佔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德國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國2001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佔比達11.9%，預計中國將用約22年、即於2023年前後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再10年後即2033年前後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2050年達30.0%，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近1.7億，預計到2050將達3.9億，屆時平均每3.3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

　　三是人口峰值臨近，遠期中國人口總量將急劇萎縮，2015-2100年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將從19%降至7%。相較於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的世代更替水準2.1，當前1.5左右的總和生育率大致意味著出生人口和總人口每隔一代人將萎縮約30%，每隔兩代人將萎縮約50%。按照當前生育趨勢，中國人口將在2024年前後見頂，見頂之後前25-30年內人口萎縮速度較慢，但隨著高生育率時期的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後，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根據我們預測，2050年中國人口將較2024年減少僅8%，2075年中國人口將較2050年減少21%，2100年中國人口將較2075年減少23%，即降至約8億。1950年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為22%，2015年小幅降至約19%，2100年將大幅降至約7%。如果進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國人口將降至僅約2億，人口佔全球比例還將繼續下降。隨著人口總量萎縮，中國的大市場優勢將逐漸喪失，綜合國力也將受到影響。

　　儘管中國人才紅利潛力很大，但只能部分對衝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解決人口危機根本之策仍在人口發展本身。2018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數首次超過800萬，預計未來幾年仍將持續超過800萬，為中國高品質發展提供人才紅利。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0-2015年中國擁有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口佔比從3.6%升至12.4%，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根據聯合國統計，2017年中國2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7.8年，而美國、德國、日本分別為13.4、12.8、14.1年。但是，人才紅利等只能部分對衝勞動力規模下降及老齡化問題，無法解決人口規模萎縮造成的人力資源規模和市場萎縮問題。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人口基數越大，人才規模才可能越大，因此創新、技術進步既依賴於教育和技能提升，也與人口基數、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

　　2 為什麽不生？——機會成本、教育成本和房價抑製生育行為

　　生育行為：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從而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品質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準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準。從中國的情況看，計劃生育政策明顯加快了生育水準下滑速度，總和生育率從1960年代的6左右降至1976年的3.2，再降至1980年代的2.4左右，再降至1990年代以來的2以下。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在發達地區，晚婚晚育情況更是突出；根據上海市婦聯《改革開放40年上海女性發展調研報告》，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30.3歲、28.4歲；其中女性平均初育年齡為29.0歲。並且，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從1990年的0.3%升至2015年的1.4%，未婚女性規模快速增加至當前的約600萬，且約6成在城市，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日益增多也削弱生育基礎。

　　從現實看，教育、時間精力、房價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據我們近日在微信公眾號和今日頭條平台的3.3萬人調查，教育是影響生育行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選擇。教育的問題一方面是費用高，比如公立幼稚園供給嚴重不足，家庭被迫選擇費用較高的私立幼稚園。根據教育部數據，由於公立幼稚園數量大幅縮減，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稚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另一方面是費心，比如孩子上學放學時間造成的接送問題、輔導功課問題，部分學校把“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等。第二大因素是時間精力問題，有66.7%的人選擇，包括沒人帶孩子、擔心影響工作等。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15歲及以上）從73.2%降至61.5%，下降11.7個百分點，雖在全球仍然處於較高水準，但與男性女勞動參與率的差距從11.6個百分點擴大到14.6個百分點，一定程度上表明職場性別歧視加大，這使得女性越來越不願生育。第三大因素是房價，有66.4%的人選擇。隨著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居民房貸餘額/可支配收入）比從17%增至44%，帶動居民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此外，還有53.1%的人選擇醫療費用高，37.6%有選擇養老負擔重。

　　3 全面放開生育並鼓勵生育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近年來，“計劃生育”一詞在十九大報告、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等檔案中逐漸消失，2018年計生機構取消、民法典分編草案不再保留計劃生育內容、個稅改革將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專項抵扣等生育政策調整信號頻發。我們呼籲，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堅決摒棄人口是負擔觀念，更加以人為本，加快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拯救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

　　一方面，立即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立即”是因為人口形勢緊迫，當前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視窗期，一旦錯過，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改善人口結構，則將事倍功半。

　　“全面放開”是因為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根據2018年1月的3.3萬人生育意願調查，選擇生0個、1個、2個、3個、4個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別為14.6%、25.7%、37.1%、15.3%、7.3%。這意味著，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調查樣本的意願總和生育率僅為1.45；如果全面放開，意願總和生育率將上升19%至1.75。2018年3月我們曾在微信公眾號、今日頭條、新浪微博等平台發起12.3萬人參與的調查，選擇不生、生1個、2個、3個、4個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15.0%、28.1%、33.9%、14.7%、8.3%，這大致意味著調查樣本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意願總和生育率為1.42，全面放開可使意願總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其中，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意願生育水準並不等於實際生育水準，實際生育水準一般小於意願生育水準0.3-0.4左右。二是現實中已有家庭一些生育三孩及以上的，這意味著全面放開生育的效果不會這麽好。

　　另一方面，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根據1月生育調查，發放經濟補貼、增加托嬰服務成為民眾最希望享有的鼓勵生育政策，分別有69.0%、59.4%的人選擇。2013年OECD國家家庭福利開支與GDP的比例平均約2.4%，一般家庭福利開支佔比越高，生育水準越高；OECD國家0-2歲平均入托率為34.2%。一般0-2歲入托率越高，生育水準越高，中國0-3歲入托率僅為4.1%。

　　我們建議，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並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大力鼓勵和支持用人部門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和臨時托等多種形式的服務網絡。同時，對不需要進托育機構、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為（外）祖父母提供津貼，以提高祖輩隔代照料的積極性，減輕父母的照料壓力。

　　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落實產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部門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部門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行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險和職工醫療保險於2017年開始合並試點，有望全國推行，有利於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儘管不鼓勵非婚生育，但對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給予一切平等權利，特別是落戶、入學等方面，不得歧視。

　　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稚園供給，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時推進教育改革，切實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2019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稚園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嚴格依標配建幼稚園，已建成的小區配套幼稚園應及時移交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由教育行政部門辦成公辦園或委託辦成普惠性民辦園，不得辦成營利性。加大醫療投入，並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切實降低醫療費用。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實行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的新人地掛鉤並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穩定，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本文作者介紹：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恆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巨集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巨集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