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位作家臨死前的最後時刻

本周一書推薦的是凱蒂·洛芙的《暮色將至》。作者選擇了五位在她看來“對於死亡特別敏感”的作家，梳理他們的作品、信件、筆記、賀卡等，並採訪在最後時刻陪在他們身邊的人，以死亡為起點，書寫這些偉大作家的一生。

你想過要如何面對死亡嗎？深信自己在死亡面前是例外的蘇珊·桑塔格或許能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四十歲時她已是乳腺癌晚期，六十歲又被診斷出子宮癌，但她一次次化險為夷，並在八十歲時寫道：“我閃爍著生存的光輝”。她以驚人的意志力與命運抗爭，創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私人神話。

《暮色將至》

[美] 凱蒂·洛芙 著 / 刁俊春 譯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死亡是唯一的真實 

文｜徐言

“唯一真實的就是死亡，因為它是一切未來的未來。”讓·埃默裡在《變老的哲學》如此解釋死亡這回事兒。死亡，總是以其最神秘而不可知的姿態，在不確定的前方翹首以待。這種龐大的、不可操控的未知讓人恐懼。然而，作家蘇珊·桑塔格卻有足夠的勇氣寫下：“一個人無法堅定地看著死亡，就像無法直視太陽一樣。”

寫作必然出於試探，正如飽受疾病折磨的桑塔格，寫下《疾病的隱喻》，來直視疾病及其導致的道德批判、政治壓迫。而凱蒂·洛夫寫作《暮色將至》的動機，也是其直視死亡的一種嘗試。在《暮色將至》中，洛夫寫道：“我真正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對死亡的恐懼。”這恐懼讓她難以忍受，以至於試圖用寫作找到出路：“如果我可以在書頁上捕獲到一種死亡，那麽我將修補或者治愈某種東西。我會感覺好一點。”

於是，凱蒂·洛夫選擇了五位在她看來，“對於死亡特別敏感”的藝術家，梳理他們的作品、信件、日誌、筆記、賀卡、塗鴉、訪談以及手稿，並且訪談他們身邊親近的人及其管家或者夜班護士……當這些藝術家，面對自己的死亡時，如何處理這個命題呢？

這五位藝術家包括，深信自己在死亡面前是例外的蘇珊·桑塔格，拒絕服用任何藥物、自己選擇死亡時間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因疼痛附身在打字機上、寫作到最後一刻的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寫下“不要靜靜走入長夜”卻宿醉致死的詩人狄蘭·托馬斯，以及永遠像孩童一樣、對死亡抱有純粹的好奇的繪本作家莫裡斯·桑達克。

凱蒂·洛夫力求客觀、深入，她跑了非常多的圖書館、做了非常多的訪談。在這本書內，她盡量“避免浪漫化”。於是完成的《暮色將至》，已經可以當作傳記來閱讀：一本倒敘的傳記，從死亡開始，書寫這五位藝術家的一生。

文學研究或藝術人物的傳記，難免需要引述藝術家講過的話，引用他們寫下的詞句。引述的情境、合理與準確，決定了引述是否平庸。在《暮色將至》中，雖然洛夫多處引述 5 位藝術家的資料，不過這些引述讀起來非但不乾澀，還經常在關鍵時刻，以傳主本身風格，把內容推深。這也許正來自作者對這 5 位對象飽含的深情，對其人、其作品的通讀與熟悉。

整本書的寫作與結論，借洛夫自己的語言來說明：“在研究它們的時候，我發現這些死亡肖像極其地、出人意料地安慰人心。生命之美不斷溢了出來。那些為此而努力的強大靈魂，給人啟發……我所寫作的這些人一輩子過著偉大、鮮活、輝煌而多產的生活。在臨終的那些瞬間裡……所有的而一切都紛至遝來，甚至濃烈。這些都是美麗的，儘管死亡並不美。”

即使我們沒有力量與意志，可以平靜凝視、覺察出生命與死亡的美。然而，在書中讀到別人曾經如此堅韌、努力，把自己納入一個永恆的藝術作品之中、看到別人曾經那樣活過，應該也能感到安慰。凱蒂·洛夫在最後提到：“我們創造安慰給自己。”

“我們創造安慰給自己”，重點在於“創造”而非安慰。現成的、製式的、事不關己的安慰，在死亡面前不會有多少力量。死亡永遠是一個人自己的事。然而，創造是什麽呢？文學藝術中，死亡是永恆的命題，有死亡才有那麽多對生命的探問，於是文學藝術作品生生不息，這就是創造。書中提到的 5 位藝術家，把對死亡的恐懼，創造為存在的警覺與反思，創造為自我表達的藝術，創造為生前最後一刻的個人風格。

同樣，凱蒂·洛夫借著寫作《暮色將至》，力圖克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在字裡行間與死亡相對，用龐大的訪談資料與作品文本梳理出一個個面對死亡的傳記，這當然也是創造性的。大概也正是這種敢於探尋、直面而引發的“我們創造安慰給自己”，才可能使我們在死亡的恐懼與威脅下，平靜地思考生的價值。

（以下為新書選摘）

 蘇珊·桑塔格的個人神話 

文｜凱蒂·洛夫

假如這個地球上有誰能決定不死的話，那麽非蘇珊·桑塔格莫屬。她的意志是那麽強烈，那麽堅定，那麽不願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運，或者我們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結果。她不是那種任人擺布的人，別人會認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經歷，她並不把這種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為她是 —— 並且一直都是 —— 超越芸芸眾生的人。然而，就在聖誕前夕，她躺在位於曼哈頓上東區的“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著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在那些圍在她身旁的人看起來，十分像是大限將至。

▲蘇珊·桑塔格

一天晚上，在她的病房裡，她和朋友莎倫·德拉諾一直到深夜還沒睡，聽著貝多芬後期的弦樂四重奏。桑塔格的神情非常恍惚。她的心情還足夠好，給莎倫講了一個她最喜歡的笑話。“將軍把他的部隊放在什麽地方？”莎倫答道：“我不知道。”“放在他的袖子裡。”

桑塔格一邊說，一邊微笑。

第二天，她清醒了很多。莎倫來的時候，蘇珊正在讀德國導演法斯賓德的少年讀物，接著她們一起看了兩部電影。莎倫不得不頻繁地按下暫停鍵，因為蘇珊整部電影從頭說到尾，不停地評論和注解。

蘇珊同莎倫相識已經有些年頭了。她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相遇，那時候莎倫在《紐約書評》做編輯。當時，蘇珊正處於第一次癌症的恢復期，她不想一個人待著，於是打電話給莎倫，後者趕了過來，在蘇珊位於河濱大道的公寓裡同她做伴。

莎倫曾經是《名利場》、蘭登書屋以及《紐約客》的編輯，在這些地方她負責蘇珊的作品。表面上看，莎倫給人感覺很強勢，但是對於她的朋友而言，她為人溫暖有趣，並且極其忠誠。

桑塔格的第三次癌症症狀開始顯現，她的女管家蘇基·琴坎 —— 她已經同蘇珊相處十年有余了 —— 在給蘇珊放洗澡水的時候，發現她的後背上有淤青。蘇基一周為蘇珊工作五天，搞搞衛生，做做飯；她們之間不停地閑聊，而別人則一頭霧水。

2004 年的 3 月，診斷出來了：骨髓增生異常，可能導致一種特別凶險的血癌。桑塔格的兒子，戴維·瑞夫 —— 一名五十二三歲的記者 —— 在最初的檢測結果出來後，陪著她去醫生那裡做了一次複查。

戴維很高，非常優雅，就像羅馬硬幣一樣英俊。他的神情有幾分像是一個皇太子，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已經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民主國家。

醫生指出了可能出現的最嚴重情況：沒有任何治愈或者緩解的機會。他建議桑塔格什麽也別做，用剩下的六個月左右時光好好生活。

在蘇珊的診斷結果出來之後的幾個星期裡，蘇基注意到她有時候會說“哇哦，哇哦”，然後閉上雙眼。蘇珊告訴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這次最近的疾病讓人們想起桑塔格在 1975 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診斷。當時她四十出頭，被診斷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谘詢的那些醫生中，沒有一個認為她有一絲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療法，活了下來。從那以後，對平凡疾病和平凡結局的超越，成為了她身體的部分，生命的絲縷 —— 她就是一個尋求治療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個數學問題，或者是一個最高等級的邏輯拚圖。“我閃爍著生存的光輝”，她在八十多歲時寫道。與死神的衝突構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態的一部分。在一篇關於攝影的文章裡，她寫過有關“死亡的性吸引力”，這就是她所呈現的一種性吸引力，那種不斷靠近它、吸進它的氣味，然後轉身而去的危險與興奮。

她的乳腺癌是極端凶險的，所以康復以後，她的心中更加堅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視作非比尋常的觀念。換個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視作非比尋常的觀念，堅定了她對待癌症的態度。莎倫說道：“因為她是如此生猛，因為她對權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對抗它。她立即判定醫生們是錯誤的。在當時，第二意見的想法還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並且獲得了一個（第二意見），然後活了下來。我認為，這是一種對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確證。她沒有循規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來。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強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為的那種思想家。那意味著，當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時候，她認為她可以同樣化險為夷。”確實，1998 年她被診斷出子宮癌的時候，她竭力追尋各種辛苦的、侵略性的療法，化療、手術，然後她死裡逃學生。

在她的筆記中，你可以不斷看到她自我神話的行為和努力，她堅持不懈地攝取各種生命的原材料，並把它們整合為一種觀念：自己是非比尋常的。當然，每個人都這麽做，但是桑塔格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比別人多了百萬倍的投入，強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話無所不包，充滿誘惑。她的一個朋友評論道，她有一種“明星氣質”，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尋求關注的欲望，以及對神話的自覺運用。她在日誌中斥責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軟弱是一種傳染病。強者理所當然避開弱者。”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她想成為那種人的意志，她不斷地自我修煉，縫縫補補，仿佛這種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歲時寫道：“在這本日誌裡，我更加坦率地表達了自我，這一點在我表達任何其他人的時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僅僅如此：我創造了我自己。

她想要脫胎換骨的欲望，一直非常強大。她十六歲進入伯克利，一個學期後轉學到學術上更加嚴苛的芝加哥大學。在那裡，她遇到一位比她大很多的教授，菲力普·瑞夫，十天后，她決定嫁給他。她在哈佛獲得哲學碩士學位，然後離開了瑞夫和他們四歲的兒子戴維，一去好幾年。期間她在牛津和索邦大學學習，那時候，她感覺那些是她需要做的事情。

從少女時期開始，桑塔格的個人神話就通過她對普通事物的鄙視和疏遠而得以預告。她曾經嘲笑她的好朋友史蒂芬·科赫擁有存款账戶和醫療保險，因為那是普通的、中產階級的人們才有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不會擁有存款账戶或者醫療保險。

在她乳腺癌康復後的早期訪談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於與死神的近距離接觸。她在1978 年《紐約時報》那場幾乎令人眩暈的訪談中，是這樣說的：“它給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種凶猛的強度，而那一點一直叫人心曠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讓你認清了事情的輕重緩急，並按序為之。那樣的感覺現在已經有幾分消褪了；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我感覺不到彼時的那種迫切性了。某種意義上，我感到遺憾；我寧願保留住一絲那樣的危機感……我認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聯繫，是件好事。許多人窮其一生讓自己防備生命是一場鬧劇的想法。我認為，最好不要試圖阻礙這些衝突……當你積極而自覺地面對它們的時候，你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能量。對我而言，寫作就是一種盡最大可能去關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療的過程中，她並沒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沒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她記下筆記，為了那本優雅的、有影響力的論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這本書中，她反對那些圍繞在疾病周圍的各種各樣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準備迎接治療的艱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頭腦清晰，理性思維，以及醫學資訊，而不是詩歌和充滿情感的信念。在病房裡，她在日誌中這樣寫道：“我已經變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隱喻》中所調查和拒絕的正是這種恐懼。她寫道，我們賦予疾病的那種想象，那層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滿破壞性。

《疾病的隱喻》

 [美]蘇珊·桑塔格 著 / 程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在蘇珊被診斷出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之後，蘇基有時候會在起居室裡面過夜，因為蘇珊不想孤零零一個人。一天夜裡，她被蘇珊的尖叫聲驚醒。她感到恐慌。蘇基之前從來沒見過她這樣。蘇基坐在床邊，抱著她，開始祈禱，她能夠想到的也只有這些了。“主啊，賜予蘇珊安寧吧。”

在她優秀的短篇《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 那是一篇關於疾病和生病是什麽樣子的故事 —— 中，蘇珊寫道：“即將死亡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高峰體驗，他對昆廷這樣說。有時候我感覺太他媽好了，太強有力了，仿佛我能夠跳出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瘋了，還是什麽？我從大家那裡獲得的這一切關注和悉心照料，是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夢想著被人愛？這是毒品嗎？或者其他什麽？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有時候我認為它是一個奇妙的經歷。”她是在 1986 年寫下這些的，那時的她知道即將死亡的感覺是什麽。她作為一個即將死亡然後又死裡逃學生的人，寫下這篇故事。

2004 年的春天，在她被診斷出白血病之後，她把公寓變成了一個醫學研究中心。每個人都在網上搜索，朋友們不斷打電話進來，給出各種建議，告知一些醫生的名字，以及一些不為人知的研究。蘇珊的年輕助手安·江普幫她找到了有關這個病盡可能多的資訊。她們已經進入了危機模式，所做的一切都圍繞著尋找治愈方案。蘇珊成為了她的疾病的學習者；她做研究，在白血病的小冊子上到處劃線。幾年前，她曾經在筆電上記下一句 W. H. 奧登的話：“不管是什麽事物，在我對它有感覺之前，我必須具備有關它的知識，並且是大量的知識。”

1975 年，在她乳腺癌第一次探查性手術的前夜，她坐在“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病房裡，和她在一起的還有一位好友。蘇珊十分自我，也就是說，她剛剛嚴詞斥責了那個入院護士，因為該護士直呼她“蘇”，並且叫來了另一位好心的朋友，這個朋友一直努力講著如何面對逆境的陳詞濫調，講得快哭了。然而，這一切的嚴詞和斥責都是能量和某種高漲的情緒，是她強加給這個世界的。

太陽漸漸西沉，她突然決定給彼得·胡加爾的攝影集《生死肖像》（Portraits in Life and Death）寫個導言，這件事她很早就應承了，但是一直拖著沒完成。在那些著名的都市精英們的肖像裡，有一張是她自己，躺在床上，穿著一件灰色的針織毛衣，美得驚人；還有一些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巴勒莫地下墓穴中的人類骸骨的照片，讓人過目難忘。

胡加爾拍好那些地下墓穴中的照片後，把它們帶到了桑塔格位於華盛頓廣場的住所。他們之前說好了，要在桑塔格十一歲的兒子戴維睡著以後才來，那樣的話，照片才不會嚇到他，讓他做噩夢。照片上有裹著破布的兒童骷髏，纏著絲帶的頭顱，戴著花環的頭顱；真正讓人毛骨悚然、浮想聯翩的不是那些人骨，而是這些生命的殘余，這片片碎布、縷縷殘絲，它們召喚著觀者，逼著他們承認：終有一天，他們心愛之人也將死去。

1975 年在醫院的那個晚上，朋友為她找來一個既寬大又平整的東西，讓她在上面寫作，她於是胡亂地寫著。那篇文章的語氣比平常更為空幻。在病床上，她浪漫地、親密地看著死亡，守著它的“甜詩蜜歌以及它的恐慌”。她潦草寫出的句子，還具有一種施了魔法般的魅力。她不遠不近地直視著某種我們通常看不到的事物。“我們不再學習死亡的藝術，在往昔文化中它是常規的紀律和衛生學，”她寫道，“不過，所有的眼睛，合上之後，就包含那種知識了。”

她寫作時，病房裡一片安寧。大限將至，工作不止：這對她很重要。陪床的朋友翻閱完了一本雜誌，橙色的黃昏也鋪滿了地板。那篇文章 —— 在她的作品中屬於更加優雅、更加流暢的那一類 —— 只花了她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她的朋友記得她饒有興味地引用山繆·約翰遜的話：“聽我的沒錯，先生，當一個人知道他將於兩周內被絞死，那麽他會令人驚歎地集中起注意力的。”說完之後，一片銀鈴般的笑聲。

如果說桑塔格在與癌症的第一次戰鬥中表現出了凶猛的意志，那麽她當時的伴侶妮科爾·斯黛芬也不遑多讓。妮科爾一路尋訪到呂西安·伊斯雷爾醫生，他身在巴黎，是桑塔格試驗性療法的創始人。他在給桑塔格的信中說道：“我不認為你的情況毫無希望。”就是這字裡行間透露出的些許樂觀給了桑塔格足夠的鼓舞。在她做完乳腺癌手術 —— 豪斯泰德醫生著名的根除性乳房全切術 —— 之後，有人給蘇珊位於河濱大道的公寓送來了鮮花。妮科爾把這些花扔下陽台，狂怒不已。鮮花是送給死人的。

後來，在桑塔格的私人神話裡，這種凶猛是作為她智力和意志的副產品而得以處理的：她拒絕接受醫生的診斷，也不承認自己終有一死；她有能力擺脫疾病的各種隱喻並且有所作為。但是現在，2004 年，面對著最新的恐怖診斷，要她維持自己非比尋常的信念，已經勉為其難了。她需要強打精神才能支撐起這個信念。她對包括戴維在內的好幾個人都說，“這一次，我感到自己與常人無異”，或者“這一次，我感到不會幸運了”。她不斷工作，想要抗拒那份恐慌，想要重回幸運之路，想要再次非比尋常。

與此同時，她不想一個人獨處。她不想關燈。她需要不斷地有人前來，前來照料她。這些人安慰她：現在的她就是以前的她。人們感到，只有在黑暗中，孤身一人時，她才是生命將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