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所謂的初心，就是別忘了為什麽要出發

十二歲那年，王陽明問曾經考上狀元的父親：“讀書有什麽用？”父親回答說：“讀書可以做大官，像我中狀元後做官，靠的就是讀書。”

王陽明又問：“父親中狀元，子孫世世代代還是狀元嗎?”

父親回答：“只有我這一世。你若想中狀元，還是要去勤讀書才成。”

王陽明笑著對父親說：“只有一代，這狀元沒什麽稀罕的。”

後來他向私塾的老師提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什麽是一個人最重要的事?”

老師說：“讀書考上科舉最重要。”

王陽明直言不諱地反駁老師：“讀書考上科舉恐怕還不是最重要的事，或許讀書學做聖賢才是。”

“人皆可以為堯舜”，“人要做第一等人，為第一等事。”

少年時期的王陽明就認為，學聖賢就是不以功名利祿為目的，而以成聖當偉人為目標。當然，那時的王陽明對“讀書做聖賢”還只是朦朧地嚮往，是他的良知的天然呈現，其後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將這個“我心”變成天下之公器。

何謂聖人？《中庸》說：“唯天下至聖，為聰明睿知(智)”，誰能做到耳聰、目明、心睿之智呢？唯天下至聖。在王陽明看來，聖人只是具備了一種才能而已，那就是致良知。大眾不能做到聰明睿智，只是因為不去致良知。

王陽明認為，“格物致知”中的“致知”就是致吾心內在的良知。這裡所說的“良知”，既是人的道德意識，也指最高本體。良知人人具有，個個自足，是一種不假外力的內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

後來王陽明對“良知”進一步解釋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也就是說，“良知”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只要你有良知，就能得道。

道德良知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即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越大，為非作惡就越大。

所以說，一個人一定要具備一種堅守自己良知和底線的品質。但你想做到“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君子出淤泥而不染”，則是極為不容易的。就像蘇武牧羊19年之久，歷經艱辛，拒絕匈奴的各種威逼利誘，只為守節，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明代於謙有一首著名的詩句：“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當我們要在違背良知與遵循良知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即便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應該堅守自己的良知。堅守良知，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壹

所謂的初心，就是別忘了為什麽要出發

南朝宋帝國第五任帝劉駿（孝武帝）是個混账皇帝，嗜殺成性，性情尤其卑劣。

宋帝國開國皇帝劉裕，生前在皇宮建了一個小型博物館，博物館裡陳列的都是他貧賤時期，給人當傭工使用的燈籠麻繩之類的東西。

劉裕的起心動念很簡單：讓他的後裔子孫們看到這些物品後能觸目驚心，因而能體念祖先創業的艱苦，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劉駿某次實在閑得無聊，就跑到這個博物館中，群臣對這些物品都大加讚賞，劉駿卻羞愧難當，認定是莫大冤罪殺機。他命人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又指著劉裕的畫像道：

“他只不過是個莊稼漢，混到這個地位，實在是有些過分。”

劉駿死後，他的繼任者比他還凶暴頑劣，最終把南朝宋帝國帶進了墳墓。

南朝宋帝國只有六十年，九任皇帝，九任皇帝中，卻有六任是暴君，這是個奇跡。而奇跡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開國皇帝劉裕之後，大多數繼任者忘了老祖宗的初心。

東晉時代，門第論高低，劉裕一介布衣，全靠個人打拚，混成了開國皇帝。他明白這份功業來之不易，能保住這份功業的唯一方式就是，讓他的繼任者，包括他自己不可忘了他本人走過的路。

這條路是用艱苦奮鬥和戒慎恐懼鋪就，指引其走過這條路的正是他的起心動念，創建一份功業，為大多數人和子孫後代謀求秩序與幸福。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開國皇帝都有這樣的初心，也希望子孫後代能銘記這份初心，絕不能忘記為了什麽而出發，未來的挑戰越是殘酷，就越是不能忘記初心。

但是，中國帝製時代，任何一個王朝只要經過三代左右，就會危機四伏，進入瓶頸期，運氣稍好的勉強通過，比如漢唐宋明清；運氣不好的，馬上滅亡。比如秦隋，分裂時代不勝枚舉的短命王朝。

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建立初心的人的後裔忘記了祖宗的初心，忘記了他祖宗為什麽出發，忘記了祖先的功業絕非牢不可破，如果不能保持祖宗的初心，那祖先的龐大功業只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危樓大廈！

我們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是，那些忘記祖宗初心的後裔們也有後代，難道他們不知自己的所作所為，正在給後代積累惡報？

一個人忘記祖宗的初心，容易，因為他沒有經歷過祖宗的艱辛。人對沒有經歷過的情境，總是那麽漫不經心。所以，當你苦口婆心的對一個從未經歷過苦難的人，大談苦難，你得到的只能是嗤笑和過耳即忘。

貳

當你忘記過去，就注定沒有未來

一個忘記祖宗的初心，容易；忘記自己的初心，更容易。

1644年，李自成帶著他在浴血中成長起來的大順兵團攻克北京，這支全部由貧苦農民組成的兵團，一進北京，立即忘了從前為天下蒼生謀福利，艱苦奮鬥的發心起念，開始奢侈腐敗，比他們痛恨的大明王朝還要令人印象深刻。

李自成因貧苦而造反，理想遠大，就是為了改善天下勞苦大眾和他本人的生活。在造反的十幾年中，他多次被明王朝逼入絕境，仍然堅持推翻明王朝，面對明王朝的招降，他嗤之以鼻，寧可死也不忘初衷。

老天眷顧他，讓他數此絕處逢生，終於滅掉明王朝。但是，他一進了北京，就如同換了個人，什麽都忘了，隻記得眼前的榮華富貴，忘了自己為什麽出發。

不到一個月，李自成的大順兵團在滿洲人的鐵騎下，土崩瓦解。李自成倉皇逃出北京，逃到他出發的地方。但再想出發，已不可能，他後來被憤怒的，他一直想拯救的百姓殺掉。

李自成現身說法，告訴我們：當你忘記過去，就注定沒有未來！

叁

初心光明，前途自然光明

嚴嵩年輕時，意氣風發，有著乾淨的理想和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後來步入官場，盡全力而向上爬，希望能得到大展宏圖的平台，創建奪目的事功，名垂史冊，為子孫後代，為天下蒼生貢獻自己的全部心力。

然而，官場的陰暗和血腥，讓嚴嵩逐漸感受到，憑借一腔熱血和乾淨的理想，不可能爬上高位。在進行了無數次思想鬥爭後，他放棄了從前的發心，開始猛攻官場秘籍，諂媚領導，排擠同僚，最終他爬上了最高枝，也爬上了遺臭萬年的金字塔。

人很難銘記初心，因為初心是我們內心最乾淨，良知最光明時的正念。這種正念必須要到汙濁而複雜的事情上去展現，所以，它必受到阻礙和挫折。

尤其是，你堅持的信仰越偉大，和你同行的人就越少，孤單上路，忍受寂寞和各種各樣的打擊，縱然是鋼鐵巨人，也會猶豫最後只能放棄。

但是，這個世界上就是有那麽一種人，始終不忘初心，堅持信念、忍受寂寞和千奇百怪的打擊，以最後的事功，回饋自己內心那份執著與堅持相伴風雨的良知！

我們稱這種人為偉人。

肆

所有的智慧，不過是找回自己

不忘初心，不是讓你不改初衷，時光在流逝，情境在轉移，你不可能畫地為牢，永遠堅持初衷。所謂不忘初心，是讓你有包容之心，為了你內心深處最恢宏的理想，萬物皆備於我

可以說，不忘初心，是一種人生境界。

你是否能抵達這種境界，取決於你內心的堅定和良知的光明。你能否抵達這種境界，更取決於你的初心是否和大多數人的良知指令相同。

有些人的初心是發家致富，有些人的初心是普渡眾生，這就是境界的高低。而良知告訴我們，大多數人的境界都是普渡眾生，發家致富的初心並沒有錯，但太低了。

所以說，不忘初心，必得始終。但這始終，卻有高低之分。

王陽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哲人。他繼承了宋代大儒陸九淵的思想，以自己的體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心學”體系。在他看來，人活於世，煩惱苦悶皆由心生，而他提出的處世五法則是引導眾人抵禦外界紛擾的絕佳智慧。讀懂王陽明，讓心靈去修行。讀懂王陽明，就能擁有健康心靈。

王陽明學說的精髓在於“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認為朱熹要求人們絕對服從抽象的“天理”是沒有道理的，不符合現實社會的客觀實際。他認為“天理”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要求人們“知行合一”，通過提高自己內心的修養和知識水準，去除自己的私欲與雜念，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運行，即所謂的“致良知”；教化人們，應將道德倫理融入到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賊”。

王陽明主張“致良知”，認為只有療救人心，才能拯救社會，只有每一個人去掉內心世界的“惡欲”和“私欲”，才能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王陽明的“心學”肯定了每一個人的感性認識，更貼近現實生活，遠比朱熹的冰冷冷的教條更有人情味。

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最高境界，王陽明用自己一生的行動實現了人生的最高價值。王陽明臨終前，他的學生周積問他還有什麽遺言，他自信而樂觀地說：“心光明，亦複何言！”後人從中不難品味出他的滿足感與成就。

修身養性的最高之境，在於無論面對何事都能不急不焦保持內心的寧靜。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提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與身體的操勞相伴隨而來的，往往還有內心的忙亂急躁、焦慮不安。王陽明的欲修身先養心，對修身養性有重要指導意義。所謂“身之主宰便是心”，倘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能給內心留一份悠閑，而使其深受煩惱與擔憂所累，便更難在為人處世。

王陽明主張欲靜心先戒躁。“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心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意思是：如今，對於憤怒等情緒，只要順其自然，不過分在意，心體自會豁然開朗，而實現本體的中正了。依王陽明之見，心胸狹隘的人，只會將自己局限在狹小的空間裡，鬱鬱寡歡；而心胸寬廣的人，他的世界會比別人更加開闊。

王陽明所提倡的欲心曠先求簡，在某種程度上與道家所說的“順其自然”相仿，但相對於老莊的無為之態，王陽明推崇的是“無為之下的有為”，即以退為進大道至簡的本真心態。人活一生也應如此。為什麽人們會不厭其煩地追求那些看似風光，實際上令人身心疲憊的“負擔”呢？皆因內心少了一種簡單的人生態度。與其困在財富、地位與成就的壁壘中迷惘，不如嘗試以一顆簡單的心，追求一種簡單的生活。

王陽明的心學有兩個要點。一是“心即理也”，即一個人只要能夠悟到心的本體，心本身是善的，人心的制高點是良知。那麽他就可以日益精進，達到成賢成聖的高度。心學的第二個要點就是“知行合一”。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說，在道德觀念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就是行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的行，就是知的完成，知行是合在一起的。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複其本位，便是思誠的工夫。”在他看來欲簡泊，先意誠。人的本心就是真，這世上只有兩件事，一件為真，一件為假。求真必然務實，求假自然務虛，虛實之間，體現的不僅是對人的態度，更是對自己的認識。糊弄別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難。

要判斷一個人的心靈狀態是否健康良好，最簡單的標準，就是王陽明經常引用的《中庸》裡的一句話：“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就是說：一個人無論處在怎樣的境遇之中（富貴、貧窮、順境、逆境），都能保持自在安詳、自得其樂的心境，都始終保持內心強大。做到這一點，就可以稱為“君子”，亦即心靈健康的人。而要想獲得這樣的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就必須通過兩個字——修行。

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感覺沒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於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懂修行為何物，從而疏於照看自己的心靈。心靈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健康和良好的心靈狀態則是幸福的直接源泉。因此，如果我們對於心靈的運作機制一無所知，對於心靈與人生的關係全然懵懂，任由自己的心靈家園常年拋荒，那無異於親手斬斷了我們與幸福之間天然具有的聯繫。

“至樂”——“孔顏之樂”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審美境界。“至樂”或“樂”，在王守仁看來，不同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官愉悅的“七情之樂”。“至樂”雖出自於“七情之樂”，但已是一種超越於此的高級精神境界。這個“樂”就不只是一個情感範疇，更是一個境界範疇。因此，他說：“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欣合和暢，原無間隔。”“仁人”即聖人，作為心之本體的“樂”也就是聖人。

聖人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並“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樂自流形”的那種超越時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時又是“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完全擺脫個人名利、貧富窮達的無私境界。這種境界是王守仁的落腳點。這也正是“孔顏之樂”的精神實質。因此，在“樂”中，審美主體就實現了社會與自然、理性與感性、必然與自由的高度統一，達到了充實活潑的自由怡悅的“孔顏之樂處”。

王守仁正是從這一“至樂”境界出發來闡釋善與惡、美與醜的。他認為美與善是統一的，美是“理”的感性顯現。他說：禮字即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

所謂“禮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體現為社會與天地萬物的準則，尤其是存在於吾心的道德律令，即《六經》為吾心之常道，是善的內容。這種“禮”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見的。所謂“文”是“禮”的外在表現，亦即良知在個體生命中的表現形式。而“文”在中國古典美學中，自先秦孔孟荀、《易傳》以致後來的劉勰等講的“文”，都已明顯地包含有“美”之置。因此這裡的“文”即是美。

王守仁認為作為理性內容的善(禮)和作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統一的，“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的。也就是說，善要表現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時也正是善的表現，具有善的意義，不是外在於善的東西。因此，他說：“《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禮，是善的內容，而樂、詩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由此，他說：“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這裡，他就規定了美是禮的感性顯現。這一命題強調了善與美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社會與自然的統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同時，在他看來，“禮”是存在於感性個體生命之中的體現人的主體意識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是對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肯定。這體現了中國美學從道德境界走向審美境界亦即達到“天人合一”的“至樂”境界的重要特徵。

也正是從“至樂”境界出發，他認為作為本然狀態的“良知”無善惡、無美醜。他說：“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待也，故善惡只是一物。”又說：“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

雖然，“善惡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現實中，由於為世事所累，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利祿纏身，使明鏡般的“良知”不能朗現，才出現了“過與不及”之善惡和美醜之分。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們應在“過與不及之處”多下功夫以致“中和”，並使美醜、善惡自融，顯現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水無缺”心靈瑩徹的“至樂”境界。

來源：陽明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