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聯濤
在飛往華盛頓特區和倫敦途中，我看到了關於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波音737MAX8客機在起飛後不久發生爆炸的相關報導，與僅僅五個月前發生的獅航MAX8客機事故相似，那架飛機從雅加達起飛後墜毀。美國一直等到超過61個國家對此機型禁飛後才作出相同決定，這促使一位評論員表示，美國正在喪失其軟實力，這個國家曾經那麽看重安全高標準，那麽關心人的生命。
航空旅行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其風險甚至低於乘車旅行。但在部落格上公布的視頻顯示，飛機在經驗豐富的飛行員駕駛之下發生失速，即便在並非工程師出身的人們看來，這似乎也暗示飛機的設計有問題。
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川普總統這時通過推文介入：“飛機已經造得太複雜，難以駕駛。這種飛機需要的不是飛行員，而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他做出決定禁飛該種機型。但有人可能會認為現在一切情況都如此複雜，我們是否需要為飛機、火車，甚而“國家”也配備自動駕駛功能？
這是一次因為功能過於複雜，從而使機械硬體、軟體出了故障，甚或人為錯誤造成的墜毀事故？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才能知曉。
按照複雜性理論，無法應用簡單、線性和機械模型等途徑來理解現實，那需要更複雜的模式識別方法。傳統的經濟模型無法預測未來，因為它們過於簡單化，假設人類擁有“理性的預期”，對相關信息掌握完備，且完全忽略背景問題——如氣候變化、技術進步帶來的干擾和政治等。這一切即便對外行人看來，都意味著會有巨大的經濟後果。
而這正是經過一周訪問這兩個曾經掌控全世界的首都（華盛頓特區和倫敦）之後的感受。兩個首都都完全沉浸在現實的複雜事務之中，提不出面向未來的完美解決方案。我們已從一個簡單、可預測的總有最優解決方案的世界，進入一個所有問題都完全紛亂難解，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
舊世界秩序的崩潰可以追溯到2007年-2008年的金融大蕭條，更準確地說是一場北大西洋危機，卷入其中的主要是美國和歐洲。
美國人應對次貸危機可謂可圈可點，而歐洲人則搞砸了其過度的債務危機。倫敦和紐約都是那次金融危機的中心，也成了危機的放大器。那次危機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以及中國在2009年的再通脹政策才得以緩解。
以後見之明來看，大西洋兩岸最優秀、最聰明的金融決策者都對其複雜的金融體系的弱點視而未見，坐視被沃倫·巴菲特稱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品泛濫。
世界五大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造就的超過14兆美元流動性，令利率跌落至零，並加劇了全球資產泡沫，從而使富者更富，而余下90％的人口終究還是意識到，是他們為此買了單，而那些銀行家們卻全身而退。
對此所生出的怨憤，以及對精英們，尤其是對政治家的不信任，促使選民投票支持變革——在英國是公投脫歐，在美國則是川普總統當選。美國政治陷入深刻分裂，一面是左翼民主黨人（他們去年贏得眾議院控制權），另一面是右翼共和黨（他們始終是川普先生的鐵杆支持者）。
上周在倫敦，總理特雷莎·梅在議會中遭遇雙重失利，儘管她為達成脫歐協議付出了巨大努力。兩周之後，英國就可能無協議脫歐，更有可能是脫歐進程繼續延遝，造成無法預測的經濟、政治後果。我一位身處倫敦的機智的朋友說，“沒有任何意見得到多數支持”，只是除了一點，即所有人都期盼脫歐事趕快了解，無論是何結果。
這一切都表明，今天世界危機的策源地並不在亞洲，而是在華盛頓特區和倫敦。在上述兩個首都，任何一次錯誤估計後作出的政策都可能給全世界帶來嚴重後果。川普總統領導的美國第一政策捅了與中國的貿易爭端這個大馬蜂窩。同樣，英國脫歐將產生可怕的後果，不僅對英國而言，對整個歐洲也是如此，而歐洲自己也身陷困境。
讓我們回到客機墜毀。如果現如今的飛機如此複雜，我們甚至搞不清楚到底是人類飛行員在操作還是它們處於自動駕駛狀態，我們未來的前進軌跡到底是由誰在掌控？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自會以其視為正途的方式行事，但看起來他們也像是在不確定性的濃霧中駕駛飛機。我們這些沉默的乘客，只好坐視前面飛行員做著關鍵決定，並祈禱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就是地緣政治視角下的世界現狀。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翻譯：臧博；編輯：袁滿）
（本文將刊發於2019年3月1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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